一、古代史与民主

抗战八年，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曾使大多数史学家寝食不安。为了反抗侵略，追寻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曾从历史中挖掘民族精神，总结“亡国”教训，鼓舞人民斗志，从而形成了那个时期中国史学的浓郁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特色。

随着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从抗战后期起，专制更加横行，特务遍布国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遭到剥夺，“外国法西斯不许谈，历史上几百年前的专制黑暗也不许谈……甚至连履春冰、蹈虎尾一类警惕的话也不许发表”^[2]。这就使争取民主的课题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1945年，民主的浪潮公开爆发，各社会团体和民主党派接连发表宣言，文化界的372位知名人士也联名呼吁，要求当局实行民主政治，组织联合政府。不少历史家投入了这一运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孤立了蒋介石。民主潮流，汹涌澎湃。然而，蒋介石却以制造重庆较场口血案，在昆明刺杀民主文化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并以挑起全面内战，撕毁政协决议，召开“国大”，解散民主同盟，迫害民主党派等等一系列事件，坚持其封建专制主义。

面对这黑暗的现实，一个历史的反思，便在史学家头脑里产生。正如蔡尚思所说：“抗战结束后，一切问题既都和民主有关，而运动与论争最烈者，也首推民主问题。”^[3]

站在国民党当局立场上的历史学家，他们竭力从历史中寻求根据，为现实的政治辩护，以之抵制民主运动。而追求民主与革命的史学家们，则以揭露封建专制主义为己任。于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无民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的争论，便从抗战后期兴起。

钱穆在继他的《国史大纲》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学概论》、《中国儒家思想》、《孟子研究》等书和一批论文，继续宣扬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至秦以后，“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绝然不同”。中国传统民主政治的优点，是被现实政府继承着。“将来世界若有真的世界国出现，恐怕决不会是帝国式的，也不是联邦式的，而该是效法中国的郡县国的体制的。”^[4]如果说，在抗日战争中，这种复古思想或许能起到一点鼓舞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也是狭隘的、倒退的）的作用，那么，到了卖国、专制、独裁三位一体的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年代，这种歪曲历史的说教，理所当然地就被人们目为替反动统治“帮闲”的史学了。

还有人说，中国古代已有了最好的政治哲学。它比孟德斯鸠、卢梭都高明。这就是大学中的“八目”，中庸中的“九经”。还有人认为，中国哲学中体现民主政治的精神，可以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人是人的观感”，也就是把“人”当成人；包含着一切事物都有多元的看法，就是合乎“中和”的“民主政治”原则；包含着“超越感”，即“不可站在自己的观点上而权衡其他的一切”，“彼此相忍相让”；包含着“幽默感”，即遇到一切不如意事，不要自寻烦恼，要“一笑了之”^[5]，说这些就是孔孟和老庄关于民主政治的传统精神，要求人们以他所说的这种精神来理解或对待现实政治。

有人还鼓吹“孔制”精神，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说“中国素称礼义之邦，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全靠这‘孔义’两字来同化外族，来维护这中华大国千秋万世不替”。他们列出中国古礼的项目，大谈目前制礼之急要与制礼的途径。^[6]

有人则高喊“三民主义的文化运动”就是发扬固有文化，“消弭阶级斗争，协调社会经济”^[7]。

当时这股风比较兴盛，包括哲学、政治学等部门。这种为现实政治辩护的复古主义史学，当然一开始就受到追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变革现实的史学家们的批评。

1945年，沈友谷（胡绳）发表了《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一文，指出，“拿四千年来中国历史来看，其中并没有任何时期实行过民主政治”，把封建专制主义当成民主政治，“那么其用意无非就是主张保持、复活这种旧的理论和实际政治，而美其名曰，实行‘中国式的民主’”。文章又指出，所谓“修、齐、治、平”的儒家哲学，不能附会为民主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是封建士大夫的进身之阶，也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我美化。“统治者的‘齐家治国论’，原来不过是说来骗人的。”从实际政治看，“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不能真正使万民安康，也不能克服在统治阶级机构内部滋长起来的腐烂毒害自己的因素”^[8]。中国亟需要民主，但不要封建专制主义。

张友渔在《民主运动和复古倾向》一文中详细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并无民主理论，更没有民主政治，封建的儒家学说不能解释为民主思想，封建的政治更是和民主政治绝对相反。“我们万万不可牵强附会，硬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的君主专制是民主政治，更不可说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因为这会妨碍了民主运动的发展，并惹起全世界的误会。”^[9]

周谷城指出：“或以为中国历来便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言论最足以阻碍民主的进行。中国既是一个民主国家，则今日的民主运动当然为多事。故这一种意见，随便就把民主运动一笔勾销，而成了民主的障碍。我们认为中国一向不是民主国家并不是中国之责。世界任何国家只要他有民主，都是否定历史上的专制而成。若说一个国家自古至今都是民主的，倒实在歪曲了历史的进化公例。”^[10]

蔡尚思将钱穆的复古论归纳为几点，指出他违背历史，歪曲史实，是“以历史研究为手段”，达到“思想宣传的目的”。说，如果按照钱穆提出的“中国式的民主”的几个特点，“那么如希特勒、莫索里尼、日本军阀等，甚至任何国家，都在这‘民主’之列”，“民国以来的政府，便没有一个是‘专制’的了。如果清政府是民主，那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便是反民主的了；如果北洋军阀是民主，那么国民革命便是反民主的了”。“如果秦汉以来全是民主，中国以后就无需再求民主了，也就到了天地末日，永没有真正民主的希望了！”^[11]

历史家们在批判这种利用历史来抵制民主运动的复古论调同时，对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专制体制、封建主义代表人物，做出了比较切实的研究，写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著述。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下册），吴晗的《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吴晗、费孝通的《皇权与神权》等等，都从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两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所应记取的教训。如吴晗在《历史的镜子》中，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风尚，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奸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以及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等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揭露。把“上自帝王卿相，下至门丁衙役，催征胥吏，那副丑态百出的嘴脸，都给描下了一个简单而鲜明的轮廓，在读者心头唤引起无数熟悉的影子。仿佛千百年前的贪官污吏，暴君厂卫，到现在都还活在那里，而且活得更有生气，更凶恶残忍”。正如傅雷所说，这一切使人“不由不懔然于统治阶级的根性的为祸于国家人民之深远惨烈，而觉悟到非群策群力，由民众自己起来纠正制止，便不足以挽救危急的国运”^[12]。

一些复古主义者还借口在民主的政治下，不能产生强有力的、统一的、稳定的政权；不管民主政治怎样好，在中国却实行不了，因为中国人民无知无识，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大事。

进步史学家们，通过对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的分析，指出，在不民主的政治下，政权倒是很不稳定的。秦始皇建立的是个短命的政权；汉政权、唐政权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中央政权，然而，也经常在不稳定的危机中动荡着，最后终至于三国鼎立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可见，专制主义的政治想在帝王一人的名义下维持向心力于不坠是不可能的，何况专制主义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因此，大部分王朝，都在人民的揭杆而起中土崩瓦解。至于说人民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大事，那是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封建压制和愚民政策的教育下，虽然有安分守己、少管闲事的缺点，但他们并不是一味俯仰随人，听凭统治者一意孤行的。历次的农民起义，以及知识分子们的“闹事”，都是人民在紧急关头过问国事与当家做主的试验。虽然一些农民政权都失败了，但比起封建统治者的雇佣军队和官僚机构，更能充分地表现出人民在政治上的才能。他们只要有了好的领导，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13]

关于古代民主政治的辩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专制独裁，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水平上。在革命的史学家中，自觉地把它引向了历史上人民要求经济民主的方向。他们指出，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这是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中心。范文澜在《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本质的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问题”。“秦汉起下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时期”，“太平天国下迄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时期”，“五四运动以来，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收回土地时期”。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推翻专制主义，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给人民以民主，达到天下大治。

吕振羽在他写出的《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中，也用了不少篇幅去反映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才算完成。

胡绳在追溯了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后认为，“起义的农民群众虽然往往不能用理论的形式明白说出他们的革命目标，但是很显然的，那是广大农民的生存斗争”。农民因失去了引以为命的耕地，因而奋起自救。孙中山赞佩太平天国，并把“平均地权”列入他的革命纲领，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构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是解放了最多数的农民，也就是掘翻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根。赶走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就是民族的真正独立，也就是推倒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后台靠山。这两点不实现，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化是断不可能成功的。”^[14]

这样，革命的史学家们就把一般争取民主的要求，提到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要求上来了，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界对土地问题和农民战争的研究。

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和对民主的深入探讨，无疑地推动了古史研究的深入与扩展。然而，建国后由于我们忽视了对封建遗毒的清除，以致它的幽灵直到今天还需要我们大力扫荡。批判中，一些人虽然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不是民主主义，但却认为是一种民本思想，与专制主义不同，企图把儒、道思想与专制主义分开，怕批判专制主义投鼠毁器。其实，中国这种传统的人文思想，并不是民本思想，它恰恰导致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正是以具有人文色彩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的重民和爱民，完全是从封建专制统治出发的，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是对人民的恩赐与怜悯，而不是承认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中国封建的人文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而只能产生家长主义，而家长主义正是导向封建专制主义。

[1] 胡适：《一个中年人年青了》，《大公报》1947年6月29日。

[2] 傅雷：《历史的镜子》（书评），《民主周刊》第13期。

[3] 蔡尚思：《战后中国学术的论争》，《中国建设》3卷4期，1949年4月。

[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5] 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1946年8月4日。收入《学术讲演集》。

[6] 王丹岑：《中国‘孔制’的精神》，《中央周刊》9卷7期，1947年2月11日。

[7] 张道藩：《文化运动之回顾与展望》，《文化先锋》6卷15期，1947年1月10日。

[8] 《群众周刊》10卷1期。

[9] 《宪政月刊》10期。

[10] 《宪政月刊》9期。

[11] 《钱穆的复古论》，《中国传统思想批判》外编，1949年出版。

[12] 傅雷：《历史的镜子》（书评），《民主周刊》第13期。

[13] 沈友谷：《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群众周刊》10卷1期。

[14] 胡绳：《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新文化》半月刊3卷5期，194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