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寇及投降分子的活动

A　日寇侵略政策利用下的历史学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是使用了一切的力量的，从武力以至于文化，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它的活动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为着麻醉抗敌的意识，提倡陈腐的封建思想，便从历史上找出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再加以歪曲的制造，编写通俗的历史读物，如《孔子事迹与思想》等类的小册子等等。

第二，为着减轻中国人对日寇侵略行为的仇恨心理，便强调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史迹，以刺激中国人仇恨白种人的心理，而同时则高唱中日同种同文的滥调，将日寇的侵略行为曲解为帮助中国人抵抗西方人侵略行为的壮举。于是近百年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也被编写各种通俗的小册子，如《近代史中之欧美侵略中国之实例》、《英国对华罪恶小史》等等。

第三，则动员日本军阀的御用历史学者，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加以歪曲。举例来说：德富苏峰是日本学术界的老宿了，这七十余几的衰翁，也不能不以其垂死的残年，为日本军阀服务。他在华文大板每日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装出学者公正的态度，来论述日本与中国互相了解的必要，也斥责一般日本人轻视中国的态度为不当，好像他是客观地从历史上了解中国。他是怎样了解呢？第一，他认中国为旧国家，日本乃新国家。“而中国虽至今日尚与尧舜时代之中国，在大体上无大差异。”第二，“无论中国、日本，两国均以忠孝为国家及社会之基础。惟中国以孝为先，次及于忠”。“……但在中国，则无论何处均为以孝为主，而中国在忠孝难两全之时，每多取孝，总之中国乃家族本位，以家族本位而建国”。第三，“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力量，虽被外族侵入，仍能同化他们，决不会亡国”。当然从苏峰先生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中国人只要保持数千年前形态，无须进步，因旧是中国特点，是足以自夸的特点，无须爱国，要紧是尽孝好了。日本人的侵入也无甚可怕，反正中国会同化外族，不至亡国的。这便是日本军阀工具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更奇怪是，他指出日本接受中国许多文化，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恩人，但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恩人？因为它甲午之役打了中国，促使中国觉醒，应常感恩的！所以今天日本打了中国，中国仍应感恩，“与日本提携，以保持其在东亚旧大国家而发扬之”^[1]。

其次，秋泽修二，是以前以辩证唯物主义者出现的，虽然现在已经变节投降了日本的法西斯军阀，还要装成披上以前的外衣，来欺骗一切，当然，德富苏峰型的陈旧滥调，也许不能欺骗前进的青年，更让秋泽来一套辩证唯物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罢。应运而生，秋泽便于去年（1939）发表了他的《支那社会构成》的大作了。秋泽仍旧窃取科学历史方法的外衣来掩盖其丑污，是窃取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光辉的见解而加以歪曲来作为立论的根据的。第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给予了一个特征。这便是“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这种停滞特性由何而生呢？便由于中国的农村公社及父家长制度而来，由于人工灌及与此相关系的中央政府的经济机能而来，由于敌对的社会构成而来。因为中国是有这样特殊的停滞性，社会的发展便陷于长期的停滞之中，或治乱的循环往复。要打破这样的停滞，中国社会本身是无比重内在力量的，只有感谢外力，所以五胡乱华的外族的侵袭，结果便促进唐以后的封建社会的形成，“由于欧洲资本主义侵入，亚细亚的停滞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之‘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终被破坏，以农业为中心的旧中国的生产机构终被解体，终创造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第二，再来看秋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他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划为四大阶段：殷商时代为氏族社会；周到汉为奴隶社会；从西汉末到唐初为过渡时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从唐到清是封建社会。这里必须注意到他所歪曲的这个特点：1．他认为周之代殷，不是殷的属领的周对殷的反抗，而是外来种族的侵入。后魏的侵入自然也是外族，这些外族侵入便是促使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2．奴隶制的消灭，不是经过革命，而是由于汉元帝下诏令免十万奴隶为庶人的结果，同样，封建制度的形成，也由唐玄宗时逐渐发生的，社会的变革无须要暴力的革命。3．从汉到唐的一千余年是不知所属的过渡期。4．中国奴隶社会曾复活于封建社会之后，经过唐宋的封建社会之后，元人的侵入，又复活了中国的奴隶社会。第三，秋泽又将中国社会与日本和印度作对比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性与日本不同，日本社会具有前进的自立的特性。中国社会却是与印度同型，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因于中日两国社会性格的不同，便引起了现在不幸的东亚事态。于是他的任务，便在指出要以日本社会和中国与印度社会性格相异的基础之上去了解现代亚细亚日本的特殊地位：便在说明，此次的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把那些为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的政治支柱，即所谓军阀统治，从中国广大的主要的区域中清扫了。与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与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结合，拓开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于是，秋泽先生便完成了其科学研究的使命了。这种卑鄙的法西斯走卒们对科学历史方法的侮辱地歪曲和盗窃，本来是欲盖弥彰的。论理中国的学者只有揭发其阴谋无耻，决不该受其影响的，但以辩证唯物主义者自居的向林冰先生，却受其影响，袭其意见，作为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基本的观点，来向中国青年作再输出。这真是日寇所获得的不少的收获品了。我们不能不替向先生惋惜之至的。

B　妥协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为着替投降妥协行为找根据，为着替现在的行为辩护，于是妥协分子们便动员了他们的历史家，去作历史上的翻案，替历史上卖国投降人物作辩护。这一派中不能不推蒋廷黻为老手，为能手了。无论蒋先生主观上如何居心，客观上他是鼓吹投降妥协的能手。由于蒋先生的自白来看而且是个老手，远从九一八以来，他便有一贯的主张，抗战后则更具体的发展了论文和著作，如《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大纲》、《百年的外交》、《再论近百年的外交》等等书和论文。除中国近代史不在手边外，我们且检讨一下其他著作中蒋先生的意见罢。

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不过是五六万字的小册子，按其内容来说，与其叫做中国近代史，不如叫做近代投降史更为确切，因为近代许多重要史实在其摒除之例，单单有系统的叙述，晚清以来各次投降的活动，而为之辩护其行为之正当合理。我们不能不佩服蒋先生文笔的清晰生动，很流丽的通俗地叙述史实。正为如此，更帮助了对内容毒素的传播。简括本书的内容含义，不外如次各点：

第一，是替要举世公认的投降卖国的罪魁辩护，于是首订中英条件的琦善，受贿卖国的李鸿章，懦怯无知的奕、文祥都被蒋先生推为其有远大目光的外交家。他认为琦善是“下了一些知己知彼的工夫……所以他决计抚夷”^[2]。而奕与文祥则是最勇诀、最进步的人物。“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形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胆地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3]李鸿章呢？当然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缺点则不该联俄抗日。而当时具有民族气节，主张抗敌的林则徐，在蒋先生的笔下，变成了无耻的两面派，外面主张抗敌，内心实是畏敌的小人，蒋先生深以清庭将林撤职，未让他去同英人接触，未亲自遭到失败，以至到今天还保持抗敌的虚名为可惜。

第二，则故意轻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严重损失，认为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未丧失一寸土地（九龙半岛蒋先生是不把它算作土地的）。……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割地赔款，协定关税在蒋先生皆认为非主要的）。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兴福。看我们振作与否”^[4]。日寇不是曾认为甲午之役，打了中国，为中国的恩人，蒋先生是与之具有同感的。

第三，嘲笑民众力量，硬说拳变时是顽固分子利用民众，玩弄民众为依靠民众。“顽固分子以为可以倚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的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徐桐，刚毅传统的法宝”。^[5]但是在蒋先生眼中民众是毫无力量。不但拳民无知闯祸，就连平英圈的广东人民也是无用的胡闹，所以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6]问题在他们并未真正依赖民众，却反而疾害民众力量的发展。这一点是蒋先生所不能或不愿看到的！

第四，强调忍辱图强的谬说，便认为“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功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仅守条约以免战争”。但是人家打了我们怎样办呢？只有屈辱求和，所以他称赞“恭亲王及文祥两个人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既然史迹匪然，有例可寻，那么，今天的抗日为多事，何如用外交手段收复今日的首都南京呢！这便是蒋先生弦外之音吧。

总结地说，民众不可靠，战争不可恃，当政者要有琦善、奕、文祥、李鸿章这样卖国的精神，去忍辱求和，便是该书的一贯意旨所在了。

在百年的外交一文中，蒋先生更大胆地发现“自宋以来，士大夫的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柱良、花沙纳，或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寿、曾记泽、薛福成，或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这样大胆的发现，要我们人民安心信任这一般“忠诚可靠”的外交家，他们是由“我国数十年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这的根深蒂固，无须我们过虑的”。^[7]但是蒋先生竟胆敢替时代最近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行为辩护，认为正当，终不免引起人们的过虑，所以引起邓公玄先生的过虑，疑蒋先生别有用心，所以他说：“看了这两段文章（指百年的外交论文）我们不说蒋氏替琦善、袁世凯二人翻案为不当，只是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替他们翻案？”^[8]

这一问题真把蒋先生问住了，他只能举出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这一套是在国内外许多大学内讲过，在中英文杂志上发表过的。不错，我们也早知蒋先生自九一八后即高唱投降外交的，这个能证明什么呢？不过证明他是投降老手而已，但在全民族英勇抗战之时，还加倍来散布这有引诱投降的毒素的老调，只能是更加其罪恶深重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举出他作为投降派中最典型的代表。

[1]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5页。

[2]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35—39页。

[3]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35—36页。

[4]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13页。

[5]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31页。

[6] 《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8页。

[7] 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一卷四期。

[8] 见再论近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引邓先生的话。《新经济》一卷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