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营垒中各学派的活动

A　唯物史观学派的活动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1]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的号召，是被全国唯物史观历史学者们所热烈地响应着，他们分头从事于历史各部门的工作，大致可分为如次各个部门：（1）世界科学名著的翻译介绍；（2）历史科学理论的中国化；（3）中国历史的整理；（4）中国几种学术史的处理；（5）世界史的整理；（6）通俗化的宣传工作；（7）反投降的理论斗争。除六七两部分留归后面叙述外，且略述前五部分的成就罢。

第一，想坚强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基础，便不能不先从介绍世界上科学名著下手。这方面已有成就。在短短的三年中也还不劣，如德国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的内战，联共党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等典型的著作，都先后被介绍到了中国，尤其是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是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此外如对苏联最近作品的介绍，则有苏联历史讲话、社会经济形态、封建主义等等。无疑地，以上各种科学著作的输入，更扩大了和巩固了中国青年对历史科学的知识。

第二，在使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首先当举出毛泽东同志的三本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级》和《论新民主主义》来。这三本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历史作品，但它鲜明地、清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的中国化，怎样适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正如马克思没有写了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辩证法的方法却充满在资本论之中。

第三，中国历史的整理，工作还算开始，已有的成就，仅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所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的出版，和中国历史研究室所编纂的中国通史初稿在中国文化上连续发表，此外，如黄松龄先生于《中苏文化》四卷三期所发表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吕振羽先生于《读书月报》二卷四五两期所发表的《本国史研究提纲》，则仅为大纲式的论文，无疑地这方面成就还很薄弱，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努力。

第四，中国各种学术史的整理，也因着需要而部分地着手。某些人硬说马列主义是舶来品，不适于中国国情；某些人则认中国的六经为圣贤的畴范，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东西，便去提供读经救国。从而，陈伯达同志古代哲学史部分的发表，便从周秦诸子中揭发其辩证的、唯物的思想因素表明这些思想本为中国所固有，虽然发展还不高，只是片断的东西；今天的接受这些思想，不但有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根源，即使在思想方面也决非凭空移植。范文澜同志《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发表也指明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衰亡而同其命运。“在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往前发展和深入，封建残余势力必须趋于消减，因之经学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只能跟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消灭而同归于尽。”^[2]这便给这些谬说以正面的答复。

其次不能不略提及向林冰先生的大著——《中国哲学史纲》。向先生是自命以唯物辩证方法来写作的。关于本书的哲学的部分另有专门研究，此地不去多谈。仅就其对社会发展性质的认识方面少为涉及。这方面，向先生认为是哲学中的基础。所以他说：“因此我们要阐明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便不得不以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为基础。”^[3]向先生在这方面则采取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工具秋泽修工的意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了很大的曲解，因为根本的错误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也不能不将哲学史的发展曲解，认秦到唐的学术发展为停滞退化时代，而掩没其积极发展的方面。由于根本问题的错误，全书便不能不随之而归于错误了。

再次，钱亦石同志的遗著被整理发表的，有《中国外交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讲话》，但非作者生前定稿，内中还不免包含一些尚待修改的缺点，最显著的为《中国政治史讲话》中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和误分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为两个相承接的社会，都是既不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赵行先生在《读书月报》的书评中指出这些缺点是完全对的。然而，亦石同志的遗著除个别缺点需将来加以修正外，大体上还是运用历史科学方法而写成的进步作品。同样这方面工作也还在开始之中，须待今后的努力。

第五，对世界史方面可说是最薄弱，仅仅有陈昌浩同志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而本书是由一部讲稿作成，详细地方还要待将来的修正。这一方面是我们工作最贫弱的方面。

B　唯心论历史学者的活动

（1）读史救亡的理论

站在抗战营垒以内的唯心论历史家，为着他们还主张抗战，为着他们太重视心理作用，他们便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他们认为“应当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只要能够遵循着这种目标前进，我相信，在精神国防上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完满的成功，至少我们可以臆测，这一种国防中心的历史教育实施之价值，是可以由下列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国权的保障；二、国风的发场；三、国魂的鼓励；四、民情的融恰……”^[4]为要达到如上目的他们便注视到教材的选择和教学的方法。怎样选择教材呢？他们认为：“此教育之工具，自以历史上之教材为主体，吾人欲培养一般国民有爱民族爱国家之思想而适用于现代，对于本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之教材，须选择补充，凡合于上列标准者则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上列标准者，尽量加以缩减，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5]更进而问要怎样去运用教学方法呢？他们认为：“多作乡土的研究，乡土研究最易使学生发生爱家，爱乡及敬爱祖先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出发，便可以产生爱慕，眷恋及维护国土的决心……尽量利用国庆日国耻日及其他纪念日，在各种纪念日实施特殊教育……俾能养成学生正当的国家观念……最后应当提出的，便是教师的人格感化。”^[6]从这里可以看出唯心论者虽然重视了历史教育对精神动员的重要，但他们的方法是脱离实践的一种空虚的一套，企图用历史陈迹的刺激以培养封建的爱乡敬祖观念，进一步之发展为爱国观念，以达到所谓精神国防者所竭力宣传的法西斯思想的残余。虽然他们是从主张抗战的观点出发，但从这些办法引申的结果，必然要达到违反抗战利益的方向去。他们便进而主张读史救国的理论，想于埋头在中国浩瀚无涯的史料中去击退日寇，他们认为“除通史应为常识外，就一般人言之，则古代史最宜熟悉，诚以古代史为本国文化之渊源，后代之制度思想皆于是乎出，不溯其源，不足以明其本，不知其本，不足以窥其变，在古代史中首推六经，所谓六经皆史之说是也”^[7]。这样史的范围是被放大了，推及于六经，于是读史救亡实际上是读经救亡的扩大。无论主观上如何，客观上要大批活泼有为的青年脱离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无疑是减弱抗战力量，是一种反动的理论。

我们不反对某些专家对古代史料作深刻的研究，但坚决反对要一般青年皆去无目的地或者以救亡为目的而去埋头故纸之中。然而我们也决不轻视精神作用，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正如吴玉章同志所指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底有力工具”。“我们常常看见，凡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则会削弱其民族自尊心和奋斗底信心。”^[8]但完全脱离实践，主张读史去救亡则是一种后退的理论，必须加以反对的理论，这正是唯心论历史学者走向没落之途一种退步的理论。

（2）建立民生史观的企图

唯心论者历史家们大部分是走向消沉没落了，而某些人们则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乃抽取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加以扩大，企图建立所谓民生史观，以与唯物史观相对抗。这部分人理论如何？成就怎样？且作如次的简单叙述：

第一，什么是民生史观呢？在中山先生遗著中是找不到的，只能看这些信徒们（？）的解说了，“今试进而研究民生史观——民生史观者乃谓历史之活动及进化其原动力为‘民生’……民生之谓何？总理的解释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知民生之本质非纯为精神，非纯为物质，亦非心物二者之相互独立，而乃心物两因素融合，换言之，民生之基直乃合心物而成为一元，非二元也。”^[9]这里所谓社会进化的动力——心物融合的民生，照他引中山先生的话来说，照常识来说，是不外于“衣食住行”，不外于“保养”。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却有更多的巧妙的引申：

“而社会所谓心与物，实在是一件事体之两方面，着眼于能力或动态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精神，着眼于静态或体质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物质；国父望天人遍察宇宙一切现象用‘生’之一字来解释。而乎万古，放乎六合，将无往而不适宜。”^[10]

“在民生史观中，‘生’乃宇宙之中心，非唯心，亦非唯物。”^[11]

“生的本体是太极，一切事物，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太极……载是生的发动点。”^[12]

从这些解说中是愈来愈糊涂，中山先生所说的现实社会中的民生，被分割成为一个“生”。而这个“生”是神妙不可思议的太极或诚。它便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中心。这些“太极”，“诚”虽使人不易理解，但也有较明白的说法，“我们的结论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所以也不是物质：而是进步的智能，进步的意识，意识控制存在，才是社会进化现象的真理说明。简单一句话，主宰着社会进化是人绝对不是物”^[13]。从这里便抛掉了非心非物的神秘外衣，而清楚地显示出唯心论的本质了。一切自称为心物综合的二元论者，谁个能脱掉唯心论的范畴呢！所以连他们自己也有人觉得自称为一元论的不大妥当，而称之曰“一元的二元论”了。^[14]不可捉摸的“生”的掩盖下的民生史观，揭开来看，仍不过是意识决定存在是社会进化的真理。这便是它的基本点了。

第二，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的曲解和恶意的攻击，以图达到其政治上某种目的。首先是企图抹杀唯心唯物两阵营的分别，将唯心论者各种对历史的错误看法，列为种种史观，如胡秋原、缪凤林等的办法，列举所谓：宗教史观、论理史观、地理史观、心理史观、伟人史观、群众史观等等无穷的史观来与唯物史观并列地研究其得失，以图抹杀唯物史观科学的特点，好去淆惑观听。^[15]其次便否认历史客观存在的真理，抹杀唯物史观为客观历史法则的反映，而认为“在人类纷耘繁颐的各种活动之中，为了学者注意点的不同，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以产生各种不同史观”^[16]，从而强调了个人主观的差异，以否认人类对历史客观发展法则的把握。再次则以武断的办法，硬说“经济史观，本名唯物史观，物是指物质的全体，包含所有的气候、山川、土壤、产品等的物质和环境，但马克思的学说，没有这样广阔，他只论及经济方面，经济是物质的一部分，而不是物质的全体”^[17]。这样武断地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史观相混同，而责备它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然伟大的历史作品上明明如次指出：“至于说到社会的观念、理论、观点、政治组织的意义，至于说到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历史中的严重作用和意义。”^[18]这有何不可随便抹杀呢！

第三，便是强调道德精神超物质的作用。正如缪凤林颦颦举出的原宪、荣叟这些隐君子的安贫乐道的行为，是超经济的，非唯物史观所能解释的。但他们为什么只产于封建社会而不能从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发现他们，这恐怕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给以解释吧？正因为他们强调了精神作用，企图让大人先生们从物质上发其国难财，而以精神动员，动员饥饿线上的民众去抗敌，要他们为国亡身，或者安贫乐道，以精神充饥，所以对共产党以加薪加饷，列为救国十大纲领之一，要“实在忍不住说几句抗议的话：毛先生，你也太迷信唯物史观了”^[19]。这便是他们从研究学术背后所透出的政治背景。

最后，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词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唯一的用途，便是替发国难财的人们辩护其反对改善民生，只要精神动员的办法是正确而已！

（3）唯心论历史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几种看法。

第一，是邓传时对中国社会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社会自秦已脱离了封建制度，但是二千多年来却停留在某种阶段，这一阶段既非封建社会亦非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它属于何种范畴？邓先生是未加说明的，总而言之，它脱离了封建制度，走了千多年，还未走到资本主义化而已。它为什么老是走不到呢？据邓先生的解释：“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未能资本主义化，也只能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方面，去找求解答。”从这里邓先生是得到解答了，是儒家自足原则，传统主义的经济精神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打破这种限制，便需要“资本主义下盛行的合理主义”。“由传统主义跳到合理主义，中间必有一种力量，把这传统主义打倒才行，这种力量是什么呢？韦伯明白地告诉我们，是合理的先知先觉。中国这两千多年，所以囿于传统主义，而不克转入合理主义者，就是在历史上没有合理的先知先觉。”此外，邓君夏举出法律不良、技术落伍、征发制度等几种附属的条件，因而，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便被邓先生找到了，从此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化，而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目前及将来的经济精神已经由先知先觉孙中山先生规定为平均地权，限制资本了。所以将来的方向是“向有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迈进”^[20]。

第二，是雷海宗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兵》及英文“中国年鉴”中所发表的主张：他把中国过去的历史分作两大周期：“第一为古典文化时期，是自有史以来迄肥水之战，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创造自己的文化，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第二混合文化时期，是自肥水之战以迄近代，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有北方野蛮民族不断地骚扰，他方面有印度佛教的输入，所以雷先生把它叫做鞑靼与佛教的混合文化时期”^[21]。“著者根据他们分段法称目前的建国运动是第三周期文化的开展。”^[22]雷先生原著未在手边，以上仅是根据别人对他的评述。恐怕非其全豹？

第三，陈石孚先生的意见，则要把中国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部落时期包括周代前的那一个时代，也就是唐虞夏商四个朝代”。第二为封建时期，包括整个周代。第三为帝国时期，“秦始皇灭亡六国以后，废封建，分全国为三十郡，成立一个中央集仅的统一帝国”，从此以后是这一帝国形式延长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帝国的社会性质如何？陈先生是未予解释的。他把这一长时期分为七个治乱循环的段落，即是：秦汉期、晋隋期、李唐五代期、宋元期、朱明期、满清期。每一期都由治到乱的一个循环。为什么不五期六期而偏要分作七期，宋元为什么要并为一期，明清却又分作两期，陈先生并未说出他的根据，而治乱循环是否恰是七次，陈先生也未必计划十分精确。总之，这两千多年是帝国时期，内中包含七个治乱循环的阶段，你们知道这些也就够了，以后便是共和期，为辛亥革命到现在。因为“我国历史家向抱盖棺论定的主张……且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今犹健在，倘处下断案，恐不淹于阿谀，即失之讥弹”。“为着保持我国传统历史家的态度起见”，陈先生便只好“将前期史实存而不论”了。^[23]

从以上略举的三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他们都抛弃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形态的不同，想从上层建筑物中找寻解释社会发展的关键。只能得到谬误的空论而已。

C　适应抗敌的宣传活动

上边已略述抗战营垒中两大历史派别不同的活动及其成就，但却有一个方面，都为两派活动共同的趋向，便是适应抗战需要，从历史方面所做的宣传教育活动，虽然程度与内容有多少的差别，但大体上是相同的。这一运动所触及的方面是广阔的，从专门论著，简明历史读本，报章杂志上的论文，通俗化的各种小册子等等的不同的形式；内容方面也各有不同，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前途和必能达到的成就，有的从中国宪政史的发展，证明今后民主政治应走的道路和必经修改的以前的某些缺点，有的从民族抗战的史迹中证明我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和投降分子的危险性，有的从外国抗战史迹叙述来以资借鉴，有的从写作抗敌民族英雄个人传记上来激发抗敌热诚，有的从事于各种通俗化的活动，而包括最广；如从已有的成就来看，则从平话式的简明历史课本、传奇式的个人传记以及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等形式皆被利用，而内容总不外取材于抗战中英伟壮烈的史迹或古代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敌故事。这方面范围既广，材料繁多，不可能详细加以叙述，只能采取有代表性作品少加论列，当然挂漏还是很多。

第一，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阶段和其前途，给全国以伟大教育意义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它所指出的抗战必经的三阶段和必将到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结论，已为全国坚持抗战的人们所奉为指标用作奋斗的方向了。

第二，从历史发展上证明民主政治的必需及中国宪政运动史的发展趋向的论文很多，我们这里只举邓初民先生最近在《中苏文化》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为例，邓先生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人士的共同见解。他在本文中首先强调了抗战、团结、民主三者的有机联系，同时更指出：“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不能抗战；同时，没有民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亦没有政治上的进步乃至各方面的进步，就没有团结，无从团结。”^[24]复次他从史的发展方面，检讨了三年来的民主运动，指出其成就和缺点，特别指出后半期的民主运动“各种政治问题的困难，反特殊深刻”^[25]。而省市参议会的人选更远较国参会为落后，而强调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化的必要，指出真正民选的民意机关和宪政运动民主化对抗战的重要性。最后，邓先生的结论则达到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战胜一切阻碍达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武器，这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从历史上证明抗战胜利所必须要的条件的著作可分从四个方面来看：有的从中国抗战史上证明团结持久的必要，例如武伯论先生的《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武先生这本书不过是七八万字的小册子，有的地方太简略了。例如元末农民战争能够驱逐异族出中国的这一胜利史实差不多全被略去，但对南宋投降政策的失败的恶果，则注意地论述到了。而且武先生的分析批判是锐利、正确的，他超出旧历史的限制，很正确的叙述了南宋民众抗敌力量的伟大，及腐败政府如何畏惧和嫉视民众力量而加以限制与防害，致使抗敌失败，走向投降的道路。对于南宋政府背叛民族利益，甘心投降的内在原因，武先生的分析是深刻的。他先叙述了北宋时代残酷的剥削所激起各地反抗的斗争极为普遍，虽然“北宋之后，民众反抗运动，虽有由经济斗争，演变为民族斗争的趋势，然地主政府仍不敢与之合作。因此宋与金的统治者，在争取地盘，扩大剥削范围上，虽有互相矛盾冲突的当然现象；在压平民众动乱上，却有统一作用的必要，这是宋金和议有可能性，而且是一般汉奸认为必须与金议和的根本原因”^[26]。从而武先生在全书中都强调了依靠民众力量，反对投降的主张，关于明末反抗满清的革命运动，武先生也同样看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而其终为失败的原因则不是敌人怎样强大，而是抗敌力量的内部分裂互斗的结果。从而武先生在全书中也强调了团结必要。武先生为西北教育界先辈，这一简单小册子的全部意见，正代表了广大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人士的意见。

有的从历史上汉奸组织对抗敌的危险性，以促起今天对汉奸组织的警惕。例如翦伯赞先生在《中苏文化》六卷二期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便是很好地叙述了南宋时汉奸及傀儡组织等危害抗敌的罪恶行径之后，从而指出“在抗战两年零九个月的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抗日力量，坚强的抗日的民族意识，然而同时也是汉奸活动登峰造极的时代，这些汉奸，他们每天都在企图消灭抗日力量，残害抗日爱国分子，以求达到彻底卖国的目的，凡秦桧之所为者，今日的汉奸皆优为之”^[27]。虽然在本文中翦先生认金人南侵为宋朝经济封锁所引起一点，既不合当时史实又不应为侵略者找出理由，侵略者的行为是没有正当的理由可言的，然这并不能掩盖翦先生全文对汉奸心理的揭发和明快地论断。

有的从各国抗战史中证明中国抗战所必须的行为，例如姚江滨先生《世界各国民族革命的史训》一文，便是列举了英法美希腊各国抗敌史实之后引申出八条教训。这里面如：“不求和，不妥协，奋斗到底。”如接受外援力量，而不专靠外援，如动员民众，发挥民族威力各点都是十分正确的结论。当然姚先生并不是运用十分科学历史方法去分析西欧史实，很少地方还重视表面现象。这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士，虽然所用方法不同，所达到有深浅之别，但同样能得出依靠民众，坚持抗战的正确结论来。^[28]

有的从日寇对我国关系的历史的简述。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多。我们所知的有李绍和先生的《日本侵略我国小史》、沈洁先生的《日本侵略中国小史》、李毓田先生《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潮》、李季先生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等等，皆为抗战后出版的。但十分满意的作品则似乎还未看到。李季的著作比较大型的，但除史料搜集外是很难看出他的意旨所在的。

第四，为着激起抗敌热诚，各种抗战人物的传记也出版了不少。从毛泽东同志，蒋介石先生直到赵老太太等传记都有。但很好地将个人对抗战关系相联系去正确叙述的作品也似乎还未见到。

第五，通俗化的工作也很被注意。大后方，各国战区都有这类作品印行，比较成功的较大型的作品则有平心先生《各国革命史讲话》，胡绳先生主持救国通俗小丛书中《法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等等。其他用各种形式写作的读物，多不胜收，无法一一加以评选，但大体上为着力求通俗，多沦于一般化。更具体，更生动，更新鲜活泼等方面的进步也还须待更多的努力。

[1] 《论新阶段》，第102页。

[2] 范文澜：《中国经济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二卷二期。

[3] 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理论与现实》一卷五期。

[4] 杨友群：《历史教育与国防》，《教与学》三卷三期。

[5] 郑鹤声：《选择历史教材的目标》，《教与学》四卷六七期合刊。

[6] 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理论与现实》一卷五期。

[7] 余景陶：《读史救亡论》，《国论》十四号。

[8]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五十二期。

[9] 何运：《民生史观之研究》，《中央周刊》四十期。

[10] 黎博文：《民生史观的要义》，《力行》二卷二期。

[11] 江寅：《三民主义之社会科学中心学说》，《力行》二卷二期。

[12] 郑元瑞：《总论的宇宙观》，《力行》二卷三期。

[13] 李显承：《民生的历史哲学之基点》，《中央周刊》二卷十六期。

[14] 陶国铸：《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心物综合论》，《中央周刊》二卷三十八。

[15] 参见胡秋原《世界史略》，载于时代日报周刊祖国各期及缪凤林《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载《思潮》一卷一期。

[16] 缪凤林：《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思潮》一卷一期。

[17] 民生史观，最完善的历史哲学，吴胜已，《中山月刊》二卷七期。

[18] 《联共党史》精装本，第138页。

[19] 参见胡秋原《世界史略》，载于时代日报周刊祖国各期及缪凤林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载《思潮》一卷一期。

[20] 以上所引均见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资本主义化？邓传诗，《新经济》五卷九期。

[21] 陈石孚：《中国史分期问题》，《新政治》三卷一期。

[22] 蒋廷黻：《评中国文化与中国兵》，《新经济》三卷九期。

[23] 以上所引皆见陈石孚：《中国史分期问题》，《新政治》三卷一期。

[24] 邓初民：《抗战三年来的民主运动》，《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25] 《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第22页。

[26] 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之史论》，《中苏文化》六卷二期。

[27] 姚著：《世界各国革命的史训》，《新政治》二卷六期。

[28] 以上所引，皆德富猪一郎，《中日相知乃相亲之前提》。华文大板每日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