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20世纪30年代，一批志在推广社会经济史研究并热心探讨其最佳门径的学人，如陶孟和、陶希圣、吴景超、汤象龙、连士升、梁园东和王宜昌等等，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史建学播种。在《读书杂志》而外，主要园地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问世）、《中国经济》（1933年创刊）和陶氏主编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始刊）。这位受过胡适、傅斯年影响的“北大人”，曾亲与1929—1933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新生命》派的主力。^[1]论战的高潮既逝，冷静反省之余，他深感绝大多数参战文章是空论有余，证据不足。论争所见通病，不是背教条就是搬公式。概括所有论述，最佳评语也只能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而非社会史更不是社会史研究。^[2]因此决心改弦易辙，仿效顾颉刚办《禹贡》杂志故事，继陶孟和之后，自创一“专攻社会经济史的刊物”——《食货》，标出首先“重视材料”但“绝不忽视理论和方法”的宗旨，鼓吹两不偏废的取径，一则在正确理论和切实方法引导下搜集材料，一则以“充分的史料”去“证实”或“精致”理论，甚至“产生”理论。在他看来，这不但是攻治社会经济史的最佳进路，也是研究一切历史的必由大道。因为多年的实践与观察，特别是社会史论战的教训，终于使他憬悟：

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也］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3]

在他看来，天下并无不怀先人之见的研究，带着疑问和假设去找材料、找证据原属正常。他甚至“不反对［先］有一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可是“把方法当结论”就不容许了。^[4]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万事皆通”。他深信“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经济史“这门学问大张旗鼓”。不过，他反复叮咛，“单学会一套解释的本领是不够的”，“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这是因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不能如《创世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5]。故而治社会经济史的学人，像别的史家一样，也“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奴隶生产也好，商业资本也好，有什么都得承认，断不可因为它们与什么理论冲突而加以抹杀。^[6]“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固然不可取，“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亦同样不可取。总之，“以一般的理论”或方法“应用到中国史上时”，只可当它是“假设”，是搜集材料的出发点。“所得的材料对于［原先］假设，或是证实，或是充实，或是发展，或是修正；由此所形成的结论，比［原先］假设是高一等的。而此高一等的结论，对于以后的研究，又是新的假设”。他坚持，只有“从历史发展过程里面抽绎出来的”、“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才是史家“当应严守的方法”^[7]。就搜罗的目标言，在纪传体的正史外，他特别重视地方志，并提出以都市为中心的起点，号召治社会经济史的同时从事分工协作的努力。^[8]

《食货》笔友原则上多赞同陶氏的新取向，学院派经济史研究者的反应最为显著。例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即完全同意陶说，确认经济史界“目前的责任最重要仍是搜集资料”，《食货》“一点一滴搜集，一个一个小题目研究的办法是很对的”，写经济史大书的工作不妨留待后辈。在资料搜集上，以明清两代而言，他认为在地方志、正史外，应重视三类原始材料：（1）中央政府的档案；（2）各地方政府的卷宗；（3）各种账簿，从一般家庭到大公司，皆宜仿美国“工商史学会”（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办法作有计划的搜求。他还强调，治经济史的学人须有“比较放大的眼光”和“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切“不能图急功近利”，“尤其忌讳的，是那种找到一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全部现象或问题的方法”^[9]。这最后一句，是针对爱好空论的史观派，特别是唯物史观一宗说的。又如，执教清华大学社会系的吴景超，在从事近代都市研究时，就是“先由［西方的］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然后又“以研究中国都市的所得，再来修改［西方的］理论”。他所凭借或看重的资料，主要是“海关每年出版的华洋贸易报告统计册，以及大都市中的银行、工厂、公司每年所出的报告，市政府及其隶属机关所出的公报及其保存的档案，学术机关对于都市某一方面的调查报告，外人对于都市各种生活的描写”，等等。^[10]北京大学的高耘晖，则力陈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以为在历史研究中，“所需的理论的重要是不减于所寻找的材料的；有一分见解，才有一分材料，有十分见解，则有十分材料”。是以，不论研究任何专史，皆须“有这种学科的理论来指导”，“有外国的这种历史的知识来作比照”。研究范围越广，“应知的理论和别国的历史”就越多。他深信现代人对于古史理解的增多，实赖社会科学的进步，如戳穿神话多得力于民俗学与考古学的发展，解通神话则归功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输入，图腾和氏族社会之类概念的运用。^[11]也有人从局部和全部的关系着眼，提出一方法论疑问：即追寻“经济史迹，是否能单看经济史料而得其实”？并由此引申，得出了“专攻虽在部分，而方法与眼光须赖通史”的结论。曾经诘难疑古学派^[12]的大夏大学梁园东辩称，治通史固宜由专题专史入手，尤当以经济史先行，然不可不知，“经济状况亦非由其他文化制度对比观察不能［正确］了解”。“比方两汉之奴隶，若不注意相关联之其他事项，自必认为奴隶社会。同理若只注意其他方面，而不注意其时之奴隶制，又必释为他种社会。”梁氏又建议，像《食货》这样专攻经济史的刊物，“最好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使其特点及演变明白表现出来”，“不必急为论断，定某些代是奴隶社会，另一些代是封建社会，或商业社会”，以免引起“各执一端”的“无谓的争论辩驳”^[13]。甚至干部派的历史唯物论者、一度意图与郭沫若竞争的吕振羽^[14]，也对《食货》的工作很热心，并和陶氏直接通信，确认《食货》“以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并重“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他还从方法论设想，建议《食货》“加辟世界史料一栏”，借以扩大读者眼界，方便学者从事比较研究。^[15]

然而，重材料但不忽视理论和方法的“陶希圣主义”，也经常受到非议。“没有受过高等洋教育”的王瑛、李秉衡和王宜昌等人的措辞尤其尖锐。王瑛坚决表示，他是主张“把方法当结论”的。不过，同时声明，他“既不是机械式的方法论者，又不是背公式的教条专家”。他要坚持的，无非是先学会历史唯物论“基本公式”和辩证唯物论“基本方法”，然后才通过材料与研究去“丰富、证实、精致”并“修正”它们。他甚至同意，中国的经济史专家也可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变迁之具体事实”，去“勘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可适用于一般国家”^[16]。李秉衡的驳议还要泼辣。他直认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皆肯定“理论与方法即是结论”，皆认为“先有结论在心里是必要的”，“透过有色眼镜”去看中国社会史也是必要的。他极力排斥史料可以“产生”方法和理论的观点，说：“使史料验证吾人之理论与方法则可，凭史料以求理论与方法则弊”，势必会导致多元论或折中主义，这是唯物辩证论者决不能容忍的。以方法与材料相较，前者远比后者重要，断不可相提并论，这一则是“材料之搜集，须在方法确定之后”，二则是方法不当，必然“影响于材料之选择、鉴定与分析”。而最不愿意见到的，是在“假设的实验”口号下，去推行“五四时代盛兴的方法论”，即胡适所宣传的实验主义方法论。^[17]后来有人讥陶氏一度依违于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之间^[18]，或许即缘这一驳析的暗示而生。

首先附和郭沫若，认定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的王宜昌^[19]所持立场与前二者大体一致，唯措辞更具机巧。矛头直指陶式“曲笔”的短文表明，在他所进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理论、方法与材料”，从来“是不能分开的”。不过，他始终以为，“历史科学”所提供的“理论是最重要的”。因为理论确定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观点和方法又决定研究材料的取舍。他并不讳言，他所信持的“此时最高程度”之“历史科学底理论，无疑只是适合于一时代一社会内容”；“其观点为相对的，其真理非绝对的”。但由此而生的方法适足以指导治史者，如何去“吸收适当的必须的”“表示根本社会关系的材料”，从而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向，“以重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他所说的“理论”即历史唯物论；“观点与方法”即辩证观与辩证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也承认“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法则，是要从历史材料中抽绎而出的”。当它应用到中国时，开头难免会发现与中国史实格格不入，不是中国多一些事例，就是中国少一些事例。因此治史者须深入研究它们是否真的特有或缺乏，另一方面“更要在历史科学所由以抽绎出来的世界史实中钩沉，来探讨历史科学应否修正或补充”。这就意味，“历史科学”是可以修正或补充的。不过，他指明这只能由它们“所以抽绎出来的世界史实”来修正或补充。至于史料，他认为“万物都是好史料，岂止六经、廿五史和地方志”。王宜昌还一再声称，他决“不反对搜寻史料”。他所反对的，只是迷惑于故纸堆的搜集，或在“庸俗的社会意识”支配下的搜集。尤其反对的，是“不懂历史科学的人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20]。然则，像当时的许多历史唯物论者一样，这位托派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从未察觉，用一项理论“所由以抽绎出来的”经验材料去“修正”它“补充”它，其结果最多也只能增强它在那个经验领域的有效性，而不克保证它在中国社会的实用性。而且他从未甚至无意向读者交代，何以中国史实不能用来修补历史唯物论。他似乎也未意识到，这样的修补，根本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充其量只能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更令人叹惜的是，当年患“西洋科学迷信症”的，并不限于历史唯物论者，连某些留美归国的社会科学教授也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唯一的出路，是以欧洲上古社会、欧洲中古社会、欧美现代社会为背景，去解释过去中国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21]

二王一李的争辩虽未动摇痛改前非的陶氏的决心，重走以论带史的旧路，但足以令这位主编相信，“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时代已经降临，并促使《食货》给理论和方法以适当注意。^[22]故自1935年春起，该刊除发表研究资料，继续探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外^[23]，最着重的，便是介绍东西洋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著，翻译或摘录外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结果，以利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由第四卷（1936年6月）起，又增辟“理论与比较”和“比较与参考”专栏。

《食货》所译介的理论和方法多环绕一个主题，即助长这二者在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健康结合。其中连士升的选择最有眼光，对史建学的孕育亦最有意义。首先，他选译了德人桑巴德（Werner Sombart，1863—1941）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主旨在阐明英国经济史家倡之多年的史论合一说。^[24]接着介绍的，是剑桥经济史先进人物克拉潘（John H．Clapham，1873—1946）的《经济史学科》和《论经济史研究》。像桑巴德一样，克氏也认为武断的概括分期不切实际，且有危险。但对德国历史学派意图化经济史为经济理论，或者以历史通论代经济理论的做法，则抱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对地，他相当重视统计意识，认为经济史家须对经济制度、运动、团体和政策问：多大？好久？几次？或代表性如何？研究近代经济史的须熟统计方法。攻价格史的，还得通晓价格学原理和方法。治古代经济史的，得旁通语言学、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此外，所有的人都得学点法国史家特别重视的人文地理。^[25]针对当时社会业文章议论多材料少的通病，连氏特译介英国工会运动研究权威卫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59—1947，1858—1943）的《怎样研究社会事实》。这篇劝人从事实出发由小处入手的深入浅出文字，极可能是三十年代中文书刊所见的最切用的社会研究方法论。《事实》充分肯定分类和假设在科学致知中的重要，确认“没有分类，那种种色色的事实的描述都没有法子利用，而且也没法子明了，社会研究就不能进步”。而假设亦是“一种有价值的必要的工具”，“假如没有假设作指导，我们就不知道要观察什么，要找什么，或者要做什么试验”。《事实》同时提出警告：“科学的研究者，不应该把定义、分类，或综合看得很严重”，因为“这些东西不过是人类用一些词句来表现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它们并不是人们想描写的现象”本身。卫布夫妇以实际体验坚证科学思想史家持之多年的论断：“定义不能当做思想的基础，它只指出研究的途径。”它的真实意义须由观察的过程和结果中找出。又指出：“假如有人要找一种最后的独立的定义，并根据这一定义演绎一些结论出来，他一定徒劳无功。”而分类也只是一些“同时或继续试验的假设”，须通过相关事实的比较去不断修正或否证。至于假设，亦同样不得视为结论。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不应只有一种假设，而应持有“种种相互矛盾的假设”。因为“唯一的假设会使人陷于偏见”。为了避免偏见的陷阱，《事实》建议研究者留心“正统的学说”，尽量搜集前人用过的假设，包括已证明错误的在内，并且经常思考他的研究题材，好“让一点模模糊糊的思想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变成一种很清晰的思想”。最难得的是，作者还据切身经历分析“问卷”（Questionaire）调查法的弱点和局限。^[26]

北大经济史研究室鞠清远所选译的，是哈佛大学商业史教授格拉斯（N．S．U．Gras）的《经济史之兴起》。依《兴起》的记述，美国的经历大致与欧洲无异，也是先商业史，次经济史，最后才是社会史。与德、英、法各国有别的，是美国经济史著述始终重统计材料和量化表述。格拉斯以为，理想的经济史应是“创造性想象与统计学判证”的当对婚配，不只著录量的变迁，也应反映质的进化。《兴起》虽肯定“发展”或“进化”观点为经济史研究所提供的便利，但丝毫未忽略它的缺陷。正如前引梁园东的批评，这一观点最明显的限制，是将经济史从更广阔的历史网络中抽出来考察。最根本的谬误，是“认为［某］一种原始的刺激，一旦被推动，就必然走到［某］一种结局”。殊不知经济历史亦如其他历史，乃“是自各方面推动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原因，也“只是相互倾挤的事件的连续”。它们是既复杂亦琐碎，当经济史家“详尽的描述了已发生的诸压力时”，他“就已然详尽地解释了这些原因”。格拉斯强调，“详尽的描述，就是详尽的解释”，此外别无解释。故经济史家的考索须眼观三面，在经济力量对非经济力量——如唯物论者盛言的下层基础对上层建筑——而外，还须注意经济体系内部各种因素，如贸易、制造和运输这三大行业间互相生克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以外压力，如人的生理心理本质，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等。^[27]

以历史唯物主义尺度选译的文字，也不乏开启心思之作。李秉衡重译的《对于经济史底两种见地》反复申言，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宜只注意“生产技术”，要紧的是抓住分配、交换等社会关系，特别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关系”，即“生产手段属于何人的问题”。摩尔根《古代社会》单取“生产技术”为分期准绳固属不够，毕希（Karl Bücher）《国民经济的发生》只重交换的尺度，亦同样把握不到“历史之本质的东西”^[28]。在《经济史学上的恩格斯》中，他先简单地界定了恩格斯动态的宇宙观和唯物的历史观——认自然、历史和人生为流转不已、彼此相关而又互相作用的“无限错综现象”。论及历史发展，此文则指出，恩格斯虽肯定“经济条件为历史发展的究极条件”和社会基础，但并不以为，诸上层建筑完全是被动的。恰恰相反，非仅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作用，即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反作用”^[29]。其说显然比当时享盛誉的郭沫若机械论高明。

[1]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31）二书，即是由论战文字辑成。

[2] 翟兑之：《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陶序》（甲集），上海，1936。又参看陶希圣《八十自序》，载《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1979年。

[3] 《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一：1，1934年。以下简称《编辑的话》。

[4] 前文。

[5] 《编辑的话》，一：11；三：2。

[6] 《编辑的话》，一：6。

[7] 《编者按语》，《食货》半月刊，一：5。《编辑的话》，一：5、9。

[8] 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半月刊，一：2。又参看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鞠文提出以经济都市、交通干线和工矿重地为中心。前志，一：2。又王沉，《关于地方志》，前志，二：1。

[9] 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一：5。四十五年后的回忆仍然表示，当时他和“史学研究会”会友的共同看法有三条：（1）按时代或专业分工，各自作专门研究；（2）三十年后才写社会经济全史，当时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是收集资料；（3）倾向以唯物主义解释社会经济史，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汤象龙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四，太原，1983年。

[10] 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前刊，一：5。

[11] 高耘晖：《分工研究的方法》，前刊，二：2。

[12]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二七：22、24、1930年。

[13] 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半月刊，二：2。

[14] 吕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一书，规模足与郭的《古代社会研究》抗衡。又撰《殷代奴隶制度研究》（《河南政治月刊》，四：12，五：1，1934—1935年），首倡殷代奴隶社会说，与郭的“原始共产”论异趣，并终于迫郭修正其社会史分期假说。

[15] 《编辑的话》，一：5、8。引文见《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食货》半月刊，一：8。

[16]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前刊，一：5，二，4、5。

[17]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前刊，一：9。

[18]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长沙，1938年。

[19] 他认为自周至汉皆有奴隶制，封建社会实始于五胡十六国。说见《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一：4、5，1931年。

[20] 《关于反对读历史的话》，《食货》半月刊，一：8。王宜昌探讨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文章尚有：（1）《论陶希圣最近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经济》，二：1、9，1935年；（2）《中国原始社会史方法论》，《新社会科学季刊》一：4，1935年；（3）《历史法则及其运用》，《文化批判》二：5，1935年。

[21] 杨开道、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序》，北平，1936年。

[22] 陶希圣：《食货学会本年（1935）六项工作草约》，《食货》半月刊一：6。

[23] 《食货》曾两次刊行《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二：9、11。

[24] 桑氏执教柏林大学多年，以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闻名。本文原载英国《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二：11。连译见《食货》半月刊，一：8。

[25] 克氏系剑桥大学首任经济史讲座教授（1928），以方法精确、重视事实著名，《论经济史的研究》一文，原是他的就职讲稿。《学科》原刊《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卷五。连氏中泽分载《食货》半月刊二：2、8。

[26] 本文原为卫布夫妇《社会研究法》（Methods of Social Studies）（1932）中的一章。中译见《食货》半月刊三：6。

[27] 《兴起》原载英国《经济史评论》一：1，1927。鞠译载《食货》半月刊二：3。

[28] 《两种见地》的撰者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是第三国际最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文是据日译本重译。载前刊，三：8。

[29] 此文是据当时日本名历史唯物论者石滨知行所撰同名文章改写。该文原载《文艺春秋》昭和三年（1928）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