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20年来，福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西方文论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关键词，福柯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都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而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研究福柯的理论，尤其是福柯的话语、权力和性理论，却是一个新的课题。福柯的思想对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当代人文科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对女性主义的分支——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但围绕这一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充满争议。我们的话题——对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系的考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围绕着“福柯的思想是否适合于女性主义”发展的问题，在西方女性主义内部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之所以把女性主义与福柯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基于二者共同的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另一方面，鉴于福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性理论、谱系学方法等被应用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伦理学研究，甚至形成了所谓的“福柯式女性主义”（Foucaultian feminism）。然而，与此相应，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另一种同样激烈的反对声音，她们抨击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福柯思想的狂热和毫无保留的接受，指出福柯的理论不适合女性主义，以及“福柯式女性主义”存在的荒谬性。这场论争遍及欧美各国，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可谓影响深远，论争的结果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化、学院化的进程，推动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理论转型。

如果将这场论争放入当时欧美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会发现这场论争与另外两场更大规模的论争相连，即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是否适合于女性主义”的论争以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也受到其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诸如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影响，但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远不及对福柯的争论来得热烈和持久。女性主义批评作为现代主义批评方法之一，在与后现代主义相遇时，彼此交融碰撞，并由此产生热烈而绚丽的思想火花。这场论争可以被视为现代启蒙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交锋的一个阵地，也可以说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遇的一个结合点。

关于福柯与女性主义关系的研究，国外有一些专著，集中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不少西方理论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参与了这场讨论，形成了若干专题成果。这些著作、论文集大都围绕着争论中的某个热点问题或某一阶段性的成果进行论述，针对福柯思想中的重要理论，比如权力理论、性理论是否适用于女性主义。其中，英国学者路易丝·麦克尼的《权力，性和自我》（1991）是一部对福柯与女性主义关系进行较系统论述的著作，本书的书名即从该书中得到启发。目前在许多英文网站上，关于福柯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评述仍在讨论中。

对福柯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考察，很难用传统的、单向的理论影响关系来定性，也很难用比较文学中原有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而需要以一种动态、多元的眼光来考察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对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完成了自身的理论转型和裂变，策略性地吸收、改造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完成建构自身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女性主义鲜明的叛逆性、巨大的颠覆作用，被后现代主义所汲取、所利用，成为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利器。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两股思潮聚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内部的理论裂变，这场论争即是冰山的一角，是20世纪末理论大裂变过程中一个局部的场景。透过对福柯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透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嬗变的轨迹和缘由，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在争论告一段落之后的总结和思考。

该书以女性主义内部关于福柯思想的争论为契机，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对福柯的思想进行批评和论述，围绕女性主义对福柯思想的几个关注点——话语、权力、身体与自我，论述了福柯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特点和女性主义学者对福柯思想的批评、改造和利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将这场论争喻为一场关于福柯思想是否适合于女性主义发展的对话，以对话的开始、高潮和延续来串联全篇。

第一部分对话的开始，讨论了女性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处境和女性主义对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当代女性主义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述的瓦解，少数族裔妇女、第三世界妇女和同性恋妇女提出的“差异”问题，原有的方法论已经不足以适应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福柯在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和启示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争论，由此而形成的张力使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这一论题。福柯话语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启发。话语是福柯前期理论关注的核心，他的考古学研究是一种重新看待话语与实践关系的历史研究方法，突出话语的非连续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福柯指出了话语体系内部、外部存在的种种制约，主张在话语/权力机制中理解话语物质性的真实存在。在福柯看来，主体可以作为话语/知识的产物，由话语构成。后现代女性主义从中得到启示，试图建立女性话语并借此重构妇女主体，她们强调女性话语对菲勒斯中心话语的颠覆和对抗作用。但在话语与主体的关系上，女性主义内部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它反映了当代哲学对语言结构的过度迷恋和一味扩大，福柯这一时期的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第二部分对话的高潮，集中讨论了女性主义对福柯权力理论和身体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后现代女性主义利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建立了聚焦于妇女身体的权力分析模式。福柯突破了传统哲学关于权力的论述，他以一种动态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权力描述，取代了固定的、实体性的权力概念。福柯对权力所做的局部、内在运作的分析，给女性主义学者很大的启发，因为它可以更好地解释造成性别歧视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分析女性在现实中复杂、具体的历史情境。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福柯的权力理论持有争议，但总的来看，这种权力分析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女性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女性主义利用福柯的性和身体理论，提出了书写和重构女性身体的主张。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将身体作为向理性传统挑战的武器，以此来颠倒二元阶序中灵魂/肉体、理性/非理性的顺序，他的谱系学分析展示了不同的话语实践怎样塑造身体，身体被置放在权力/知识机制中，成为一种文化的表征。这对女性主义分析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压制现象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女性主义者意识到福柯关于身体和性的论述存在的局限。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试图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在借鉴福柯理论的同时，她们更多地在女性身体上寻求主动性，这主要体现在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理论上。

第三部分对话的延续，评述90年代之后逐渐受到女性主义关注的福柯后期的自我理论，以及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和后殖民主义方向上的批评实践。福柯对主体的回归，使女性主义内部关于福柯的争论趋于缓和，因为许多女性主义者先前对福柯理论的理解是片面的，忽略了他后期思想的转变，所以对话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于女性主义身份差异的论争。从福柯对自我风格化的塑造中得到启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固定的性别身份，使身份成为一种文化建构和自我选择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大胆之举，对于二元论的根源——性别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向身份政治的过渡，标志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型，身份政治使女性主义者能够更理智地面对差异，不仅包括性别差异，还包括种族、阶级、性趋向等方面的差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两支重要的流派——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包括福柯的理论，其中重点分析了克里斯蒂娃和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她们的理论更多地体现为面对差异和断裂所做的一些综合性的、具体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上个世纪末发生在西方女性主义内部的一场著名论争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本质主义、多元化、杂糅性的特点。女性主义各流派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和绝对的差异，特别在后现代思潮之后的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多个层面，它更多的作为一种思考方法和质疑精神被女性主义者所使用。那是一种对理性的反思，是感性与理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