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威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墓志文献中较早出现粟特安氏的则是元象元年(538)《安威墓志》,志文较为重要,但少见关注,故节录于下:


魏故镇远将军步兵校尉武威太守安威墓志铭

祖同,镇西将军安定侯。父睹,安东将军咸阳伯。君讳威,字似虎。其先西域安德国人也。氏族之兴,出于西域,帝酷之苗裔。符时,为左仆射、中外诸军事、雍州剌吏、阴槃侯安元之胤……安景为魏尚书,即是君远祖也……祖以忠贞奉国,耻居关外,随运升降,世处都邑,为魏郡临漳人也……春秋七十四,元象元年三月十三日,与善无缘,奄随物化……国家垂愍,追赠武威太守。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页。


既然这里提及了“安同”,则实在有必要谈一谈《魏书》中的开国功臣安同。《魏书》中的安同,称为“辽东胡人”,与拓跋珪、拓跋焘是同时代人,其兄弟、子侄均有功绩。魏初安同身上有几点需要注意:其一,安同父亲名“屈”,其长子亦名“屈”;其二,其弟名“”;其三,其与商贩财货、百工技巧、军事征战的关系紧密。再观《安威墓志》,安威卒于元象元年,享年七十四,则生于拓跋濬和平四年(463);若志、史所载不误,安同之弟安约死在拓跋嗣、拓跋焘时,与安威之父并非一人。更明显的是,安威父祖之封爵,甚至所追之远祖安元的封爵之地都在关陇,而安同及其子侄爵号几乎全部在河北一带,又不相协。“同”“睹”两次出现,让人费解;但安同之父、之子命以相同名字,则透露出一点,两支安氏胡人命名有相同习俗:可能是他们先有胡名据《魏书·安同传》《安忠敬碑》,及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安同之三子有胡名:安原名原晤真,安颉名缬徒正,安蕯(薛)名薛晤征。,对音汉名时有惯用的几个字,且不避讳。安威一支无疑是中亚安国之裔,安同一支与其同姓,且有命名上的相通之处,加上又与商贩、百工、征战关联,安同一支同出安国应无问题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认为安同是安息(波斯)而非粟特人(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6-79页),但此二支入华似乎有不同的路径。

辽西(辽东)粟特或是柳城粟特,是比较显眼的一类胡人。一方面当然是和安禄山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让我们对中亚粟特人不远万里东迁从而形成“或许可以说是距离粟特本土最远的一个粟特聚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1页。感到困惑:为什么会终足此处,他们是沿什么路径一直东向。如此一来,安同的特别之处也显示出来,作为较早见于史传的活动在华夏地区的粟特安氏人物,居然被称为辽西(辽东)胡人。

王小甫受到唐长孺所云“夔安为石勒十八骑之一,似不能从天竺(直接)迁居辽东,我想夔氏之迁居应在石赵灭后”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络之我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的启发而认为以安同为代表的昭武九姓(粟特商胡)入居辽河一带最早可能也与石赵的兴亡活动有关。王小甫论此,主要是为了反驳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有关“黑貂之路”的部分观点。笔者虽也不赞同夏富库诺夫所谓“黑貂之路比原丝绸之路更安全更畅通”的说法,但广袤的内亚草原自当有其内部交通、贸易的通路,至少在青铜器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东西向、长距离的联系了以鄂尔多斯式短剑为例。参见田于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40页。,王小甫的论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王氏着力在确定中原与东北的联系,但这样并不能否定存在内亚与东北联系的可能;夔氏到底是不是在石赵灭亡后才迁居辽东的,也存在疑问:若倾向于存在漫长的交通路径,则不当以“似不能从天竺(直接)迁居辽东”为依据。又,《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脂韵夔氏”:“石虎有太保夔安,自天竺徙辽东,玄孙逸,姚秦司空;腾,仕后燕。”(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夔腾活动在383年左右,《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有载:“太元十七年(392)……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败,皆降于燕。”《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406页。另见于《十六国春秋》卷四五《后燕录三》。夔逸,《资治通鉴补》卷九九有载:“永和八年(352)……燕王隽以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明)严衍:《资治通鉴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此书虽后出,但颇能订正司马光与胡三省之失误,钱大昕亦称其有辨正之功,此条材料当可采信。石赵灭国是在351年,冉闵之亡是在352年,则夔氏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未见逃奔辽河流域。所谓辽东郡望者,恐怕是自夔安以前就有此称,夔安也是随那时大量南迁胡族一同入塞的一员。那么,安同一支也很有可能并非途经中原而定居辽东。

因为存在一个沟通内亚东西向的孔道,自然存在有某些族群、个人从咸海迁徙至渤海的可能。回鹘之奉摩尼教为国教,其与粟特的关系紧密自不消多说,有大量昭武九姓人活动在漠北。彭建英:《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以粟特人与回鹘互动关系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突厥与粟特的关系稍弱,彭建英认为:“进入漠北的粟特诸姓(已见诸记载的有康、安、史、石等姓)已深入突厥汗廷,代表突厥汗国出使外邦或从事贸易。”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粟特胡人之在突厥,并不只是个人或一家,而是已成部落和已有财产的集团了”。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这一点在景龙三年(709)《安菩墓志》中有所体现,志云:“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曾祖讳钵达干,祖讳系利。君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领衙帐部落,献聝西京。”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李鸿宾:《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唐史论丛》(十二),三秦出版社,2010年。“匈奴”即是突厥代称,谓“部落”、谓“首领”,反映了安菩之先祖所率之衙帐百姓应是原居于突厥境内的粟特人部落。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而此事又与永隆二年(681)《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中所载安附国一支事迹相近,碑云:“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有隋失驭中原,无何,突厥乘时,籍雄沙漠。……父朏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文苑英华》卷九二〇《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年,第4844页。“所部”当指“所属部落”,安附国与安朏汗在东突厥败亡后,率部南下归唐。参见陈海涛、刘慧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7页。

粟特人在漠北部落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继续向前追溯粟特在内亚的活动,但也囿于文献更难获得,只能追索蛛丝马迹。“柔然与中原、中亚等地交易频繁,还可以从当时这些地区流行的佛教传入柔然得到证明,这种情况就如同后来唐代漠北的回鹘因与中亚粟特人贸易,而信摩尼教一样。”周伟洲:《周伟洲学术经典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0页。粟特人得以进入柔然境内,有一部分原因是柔然曾经入侵并占领粟特部分地区。《魏书·西域传》即云:“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修订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468页。又据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16年,第391页。,其父子二人先后任柔然莫贺等官,虞弘又被柔然委任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笔者赞同周伟洲认为虞弘出自月氏的说法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林梅村认为虞弘出自步落稽(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步落稽、稽胡与月氏的关系也异常紧密。,那么这也可算作柔然境内的粟特人行迹。

继续向前推演,鲜卑时期的朔北、漠北地区的粟特人活动,或只剩下一些间接证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八安氏云:“河南安氏,后魏代北安迟氏改焉。”(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第120页。姚薇元、陈连庆直称安迟即是安息别译,并未多加解释,而这条有关“安迟”的材料也仅见此处,《魏书·官氏志》未载。王睿在《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中则更进一步指出,“迟”字的中古音为/dˈi/,“息”字的中古音为/siək/,有发生混淆的可能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第125页。。即便如此,也尚未提供更多实证。《安威墓志》中的记载,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点解释这条材料的线索。志云“其先西域安德国人也”,“安德”之说,也是独见粟特安国位于阿姆河旁,阿姆河汉晋称妫水,隋唐称乌浒水,后世称“阿姆河(AmuDarya)”,故还需排除安德即是“AmuDarya”的对音。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阿姆河(AmuDarya)系突厥语,Darya是海或大河之意,Amu得名于沿岸城市阿姆(Amul),因土著民阿马德人(Amard)得名,今土库曼纳巴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故“AmuDarya”的组合最早不超过突厥人控制粟特地区的时期。又据斯特朗格《乌浒水(Oxus)流域考》:“中世纪后期,约在蒙古西征之时,质浑河与细浑河之名通常被废弃不用了;此后乌浒水通常被称作阿姆牙(Amuyah)河,或阿姆·答里牙(AmuDarya)……准确的解释应是以阿姆牙(Amuyah)或阿姆(Amu)大河(波斯语)之名来命名阿姆城,由于这条河名称使用普遍,于是就代替了更早(阿拉伯人称呼)的质浑河之名。再进一步考察,按阿拉伯人的习惯,河流之名通常多取自沿岸大城市的名称。”(韩中义、马吉德译,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因此,“AmuDarya”指称阿姆河的组合当出现在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主宰粟特地区的末期,也就是在10—13世纪。还需排除“德”字是因为其异体字“惪”与“息”形近而产生的讹误。主要基于逻辑判断:如果丧家提供了志文文本,则刻工理应照录或从简。且志文中俗字亦多,刻工应当没有使用“规范字”的意识;如果丧家提供了口头描述,则更说明“德”“迟”“息”音近而容易混淆。;“德”字、“迟”字首辅音皆属舌尖音相近一组[瑞典]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汉文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528页。,清浊而已,很有可能混淆此一情况类似于钱大昕所谓“古无舌上音”之说,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上海书店,1983年,第111-117页。,安德即是安迟之异译。又据前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安息一词实指粟特安国,其人进入河西、中原后改姓时,尊汉俗改为单字姓。既然存在安迟这样的双字姓,则暗示安迟一支久未入汉地,加上所谓“代北安迟氏”之称,那么可推知粟特安氏有一支或由漠北转至幽朔而与鲜卑一族发生联系,安同一支或正是这样的情况。又,显庆二年(657)《安静墓志》云:“君讳静,字处冲,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寂寥蒲海,迢遰葱河,始欣中日,还伤逝波。”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7-268页。既曰“蒲海”“葱河”当出自西域;又将其族源与“夏后”“北魏”“朔北”相连,而后迁于周南成为洛阳之人,或正与孝文帝时“河南安氏,后魏代北安迟氏改焉”相关联。

这样看来,粟特人早在鲜卑时期就已经活动在漠北、朔北一带,而辽河一带作为中原和东北的交通要道、漠北族群南下滨海取盐的捷径、包括朔北在内的草原地区南界的东端,都有利于由漠北而来的粟特胡商在此集结,夔安、安同等或因此就成为著籍辽西、辽东的中亚胡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