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经典与解释”第28期)
- 刘小枫 陈少明
- 31052字
- 2020-06-26 03:34:43
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1)
兰姆（Julia A.Lamm） 著
黄瑞成 译
“或许五十年后有人会做得更好。”(2)施莱尔马赫曾就他自己的柏拉图翻译作出预言，老实说，它完全错了。(3)差不多两百年后的今天，他的柏拉图翻译不仅占据德语柏拉图译本销售的榜首，而且依然是学者们认可的权威译本。(4)与施莱尔马赫的翻译同等重要的，是他在随附的“柏拉图对话引论”中对柏拉图的解释。(5)“通过他的解释”，狄尔泰断言，“对古希腊哲学的认识第一次成为可能。”(6)因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这一最伟大成就，英语世界仍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7)正如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分水岭，他的解释学（Hermeneutik）标志着批评理论的转折点，他的《柏拉图文集》（Platons Werke）引论也标志着语文学领域的一个“地质断层”。(8)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一个柏拉图问题”，并由此改变了我们关于柏拉图的主观臆断。(9)
真正设想着手如此巨大的一项工程来翻译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其背景是十八世纪晚期德国语文学的复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古典主义一样，这个新古典主义也专注于精心翻译古典文本。然而与之前的文艺复兴不同，这个新的复兴并不具有多民族的特征，而仅限于德语学界。荷马、柏拉图和莎士比亚被翻译成了自觉而又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德语。这场语文学运动贯穿着这样一种意识，即只有德国人，也只有德语才有能力揭示古典作品的灵魂。而且，这场新的德语复兴运动受到新出现的历史意识的激发。哈曼（J.G.Hamann）与赫尔德（J.G.Herder）于1770年代发表了关于语言本质的革命性著作之后，不仅是文本、而且连语言本身都开始被视为具有根本的历史性本质。
施勒格尔受到这场新运动激发，并注定要将这场运动引向深入，他认为发展德语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完成对柏拉图的新的“具艺术性的”翻译。为了完成此项计划，施勒格尔请求给予帮助的那个人正是他当时的室友，柏林随军医院（Charité Hospital in Berlin）的年轻牧师施莱尔马赫。最终，柏拉图的翻译计划要比两人的友谊更为持久，并成为施莱尔马赫一个人的事业。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柏拉图研究的方向。回过头来看，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计划，标志着德国语文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十年。1799年，施勒格尔和施莱尔马赫设想这个如此大胆而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业时，这一领域对他们是开放的；1809年，施莱尔马赫出版了《柏拉图文集》倒数第二卷后，语文学日益专业化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老一辈翻译家——伍尔夫（F.A.Wolf），施勒格尔（A.W.Schlegel）和梯耶克（L.Tieck）——遭到新一代的攻击。杜勒（R.Steven Turner）认为，这导致“专业化和局限于少数人的语文学疏离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古典主义渠道”(10)。
如果施莱尔马赫贡献重大，如果事实上施莱尔马赫为此付出了他一生中最具成长性的十年，而且作为柏林皇家科学院成员，他终身都在研究柏拉图，那么令人惊诧的是，“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这个主题的论著为什么会如此之少。(11)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有必要深究的问题。施莱尔马赫不止一次地作出过这样的声明：“从来没有哪个著作家对我的影响，能比得上这位像神一样的人，尤其是他不仅将最神圣的哲学，而且将最神圣的人透露给了我。”(12)狄尔泰认为，柏拉图与斯宾诺莎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一道，成为施莱尔马赫思想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哲学力量（参见GS, 13/1，页166-179；13/2，页43）。然而问题仍在于，“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这一主题牵涉的问题非常混乱，甚至会因此而更加难以描述。
必须区分研究“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这一主题的两条进路。第一条进路集中于作为神学家或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身上，它提出的问题是：柏拉图或柏拉图主义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施莱尔马赫？然而问题在于，并不存在我们可以按任何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加以引证的文本，所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大多只能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主题：不管是辩证法、伦理学，抑或教育。(13)第二条进路集中于作为语文学家的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问题是：施莱尔马赫如何理解柏拉图？后者主要是语文学家或哲学家采取的进路。(14)然而，除非并且直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否则，第一个问题不可能获得可靠答案。换句话说，逻辑上优先的问题是，哪一个柏拉图影响了施莱尔马赫？因为对柏拉图有多种解释，也就有多种为施莱尔马赫所拒斥的柏拉图主义。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是一项更宏大的研究，本文是其第一部分，我将采取第二条进路，并专注于作为柏拉图学者的施莱尔马赫，冀望由此来填补施莱尔马赫研究、特别是英语学界施莱尔马赫研究的空白。施莱尔马赫改变了柏拉图解释的方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很难提出新的争论——然而，这是一个尤其为我们这些非语文学家的人忽略和遗忘的事实。因此，我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对话“总论”和考察“现代的”柏拉图研究——就此论题提出新的见解。为此，我在这里要描述翻译计划本身——其构想，其喧嚣不断的进程，还有其出版（一）；还要解释施莱尔马赫“总的引论（General Introduction）”的三个核心主题，这些主题对于当时的柏拉图研究是全新的，而且对此后的柏拉图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二）；也要探讨关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的三项争议，其中一项仍然存在争议（三）。理解了施莱尔马赫如何理解柏拉图，对施莱尔马赫的理解就能稍好一点。
一、翻译计划之构想
就在施莱尔马赫为他的《论宗教：对有教养的宗教鄙视者的谈话》（On Religion：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15)“写下最后一笔”(16)的那个月，他致信友人赫尔茨（Henriette Herz）说，他与朋友施勒格尔合作承担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在我上次去柏林前，施勒格尔十分突然地写信给我，说他仍打算与我合作，并认为没有什么比翻译柏拉图更有价值了。啊呀！这可真是个绝好的主意，我坚信少有人能比我们更适合做这件事了，但在数年之内我还不敢冒险去做这件事情，此外要做就必须摆脱任何外在的依赖，而过去做每件事情总会遇到这样的依赖，为此消磨时光必然毫无价值。但这仍是一个秘密，还为时尚早。(17)
根据最初的设想，柏拉图翻译计划有四项任务：施勒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将分别选取最适合自己的对话来翻译，并将带有注解的全部译稿送给对方作批评性校注；施勒格尔将写一篇导论，即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写一篇“柏拉图研究”；施莱尔马赫要写一篇关于“描述柏拉图之特色（Characterization of Plato）”的总结性文字；最后，对话将第一次按历史次序加以编排，施勒格尔确信，这个次序只不过有待发现而已。(18)每一项任务随后都成了这个两位合作者—友人间的争端。
很明显，施勒格尔是这项计划的领导者。(19)他的名字增加了这项计划的分量。是他邀请施莱尔马赫协助完成此项计划，他显然支配着最初的计划，并且负责与出版商弗劳曼交涉。根据施勒格尔与弗劳曼于1800年晚冬达成的协议，柏拉图译文将分为两卷，第一卷于1801年复活节面世。施勒格尔致信施莱尔马赫，告知此项协议的详情，并询问施莱尔马赫是否愿意在出版声明和扉页上署名。(20)很奇怪，施勒格尔非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及施莱尔马赫回复，施勒格尔便单方面决定，在出版声明中只署自己的名字，这着实令人吃惊。施勒格尔后来是“在目前的出版声明中我更想单独署名；两个人署名——对于读者而言太多了，会使他们失去信心”(21)。施莱尔马赫的反对到达颇晚，而且于事无补，针对他的反对，施勒格尔的回应很“惊人”。他认为不必道歉，并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但这项计划的开端被施莱尔马赫的不快搞糟了，这令施勒格尔怏怏不乐，不过，他保证施莱尔马赫的名字会出现在扉页和一篇“特别前言”中。“两个人共同翻译柏拉图如何可能？”(22)这是一个富于修辞、却又预见了翻译计划最终命运的问题，施勒格尔试图以此为他的决定开脱。
在写给朋友布林克曼（Carl Gustav von Brinckmann）的信中，施莱尔马赫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这段关于出版声明的插曲。(23)但这段插曲依然是施勒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敏感问题，回过头来看，1799年夏天，它已然潜入友谊之中，是他们紧张关系的明显标志，也是一种前兆，决定了他们合作翻译柏拉图计划结局的深刻分歧。施勒格尔对金钱贪得无厌，让自己承担了过多无法完成的计划，这常常使施莱尔马赫不得不抓紧松弛的环节。(24)而且，施勒格尔的私生活和缺乏连续性的研究习惯，加上两人异地而居，这些使他们不可能满足任何一项时间限制。(25)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在柏拉图解释，以及他们的柏拉图研究应具有怎样的特征问题上，他们具有分歧。第二年——从1800年3月发布出版声明，到计划中的出版日期1801年复活节——分歧越来越大，并发生了不可接受的角色逆转。虽然施勒格尔一开始是计划公认的专家，施莱尔马赫只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新手，但后者的热忱和勤奋使其获得了超越前者的专业知识。(26)最后，施勒格尔自己承认，“翻译柏拉图的的确确非我能力所及。”(27)
时间已经到了1800年夏天，施莱尔马赫却感觉他的朋友施勒格尔“似乎没有严肃地对待”(28)柏拉图翻译，他发现了一个更投缘的合作者海茵道夫，此人正致力于《斐德若》的一个校勘本。(29)施勒格尔这方却报告说，他仍在阅读，以便确定自己要翻译的文本，但坚称自己已经有了“总的想法”。(30)然而，施勒格尔开始走捷径，因为他建议自己的导言可以留待最后完成。施莱尔马赫回复了一封长信，这标志两人合作事务的重大转折。“我的确不这样看，”他写道，并进一步说，“因为你正在勤奋地阅读，头脑中也已有总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能把它写下。”(31)很明显，他已开始挑战施勒格尔的领导地位了：施勒格尔真想对他人的柏拉图研究保持沉默吗？如果施勒格尔不能完成导言，施莱尔马赫应当取而代之吗？施勒格尔接受了挑战，他解释说自己正在非常激烈地“柏拉图化”（Platonizing），正在反复阅读对话以便发现其真实性和次序。他还重申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怀疑施莱尔马赫对《斐德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尽管存在着反对意见，他还是坚信某些对话的真实性。施莱尔马赫却表示不服。他批评施勒格尔提出的不是理由而是只言片语，并坚持要施勒格尔为进入对话提出更系统的方法。他明显对施勒格尔“出了名的消极怠工”不耐烦了。(32)反过来，施勒格尔开始怀疑，施莱尔马赫是否恰恰想把最重要的内容据为己有。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1800年10月，施勒格尔最终完成了他的“假说综合”（Complexus of Hypotheses），其中提出了一封简略的柏拉图对话年表（根据柏拉图的生平而分为三个时期），甚至还更简略地解释了他的基本原则。施勒格尔将反讽（irony）概念作为其指导原则，得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结论：《忒阿格斯》（Theages）是真作，而《申辩》（Apology）是伪作。他宣称，“我对自己从未如此满意”(33)。施莱尔马赫对此既不满意亦不为所动，他警告说：将反讽作为基本的批评原则，“只会导致矛盾”(34)。冷漠比激烈的批评更使人难以忍受。尽管乍看上去，施勒格尔并没有为施莱尔马赫对其“假说”的反应所困，但后来他有些愤怒地重提此事，声称“你冷对我的对话次序理论……倒宽容了我的欠缺”(35)。施莱尔马赫只是认为，施勒格尔自己过分执着于较为理论化的问题，即对话应当如何排定次序，而他本人则确信，语文学的任务具有基础性。接下来就是准确而精心的翻译，与施勒格尔一样，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哲学与高级语法学在翻译中应相互发明。”(36)
合作关系的最后转折点在1801年4月，施莱尔马赫苦于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最后提请施勒格尔注意：
我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鉴于你对待柏拉图翻译计划的态度和我在其中的角色，你的所有做法都破坏了我对整件事情的全部期待……看来你对我的举动置若罔闻：既不回应我对你的批评，也不对我的任何做法作一丁点评价……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读了我的文字。这实在无法原谅。(37)
稍后，施莱尔马赫断定，施勒格尔不仅把握不了材料，而且作主要责任人也不够格。
1801年的其余时间，他们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但也有一些让步和新的妥协。新年之际，两人在柏林再度聚首数周，并重建友谊。但施莱尔马赫认为，此次会面并未就柏拉图翻译计划取得任何进展。1802年又多次错过时限，施勒格尔和法伊特（Dorothea Mendelssohn Veit）移居巴黎，施莱尔马赫在斯托尔普（Stolpe）获得一个职位，弗劳曼不止一次作出最后通牒。到了1803年3月，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并温和地敦促施勒格尔将计划移交给他，最后，施勒格尔在1803 年5月5日的信中说：“朋友，我把［柏拉图翻译计划］交给你……现在我委托你根据接下来的情况来决定一切。”(38)随后，施勒格尔承担了对弗劳曼的经济责任，但保留他写作导言的权利，而且施莱尔马赫应当采纳他所确定的对话次序，他试图说服施莱尔马赫抵制寻找各篇对话“完整性”的诱惑。当年夏天，弗劳曼也放弃了这个计划。因此，施莱尔马赫得以自由地与他的朋友和出版商拉梅尔（Georg Andreas Reimer）安排一个新的出版合约。“至少，”施莱尔马赫写信给拉梅尔，“译稿整体上将因为弗里德里希（［中译按］指施勒格尔）的退出而更为统一。”(39)他确定了新的出版期限，1804年复活节，即最初出版日期（［中译按］指由施勒格尔与弗劳曼与1800年晚冬达成的协议）的三年之后。
1803年11月，在关于即将出版的柏拉图译本的“广告”中，施莱尔马赫强调了他的翻译与三年半以前的翻译计划的连续性；他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必须赢得文学和语文学界的认可，而他们正急切期待着施勒格尔的翻译和“柏拉图研究”。(40)施莱尔马赫解释说，尽管施勒格尔没有提到他，但他从一开始就与此计划有关，并赢得了两位富有建树的语文学家海茵道夫和施帕丁（G.L.Spalding）的认可。尽管施勒格尔认为有必要终止合同，施莱尔马赫却感到自己“无法放弃此项工作；相反，我发现自己被迫千方百计来单独尝试此项工作”。他相信，这种“必须完成任务的情感”能使他战胜所遇到的任何困难，包括自己的局限。然而，这种谦让态度掩盖的事实是，在过去三年里，施莱尔马赫对自己作为柏拉图翻译者和解释者有了巨大自信。他在“广告”中总结说，哲学界的朋友将会亲眼见证施勒格尔与他的共识及分歧。
确切地说，两人分歧究竟何在？按照施莱尔马赫的理解，分歧的关键在于语文学本身的方法和任务，而关于对话的次序与真实性的不同理解却在其次。施莱尔马赫责备施勒格尔和施勒格尔的学生阿斯特，认为他们忽视了精心而详尽的语文学历史—注疏工作。(41)1802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第一篇柏拉图研究作品——一篇回应阿斯特论《斐德若》的匿名评论，其言辞激烈，他在文中清晰描述了语文学家的任务、方法和特征，并与理想的哲学家作了比较。自然还有多数书评惯用的批评言辞：阿斯特将他人的发现据为己有，他没有将自己的主张完全落到实处，既不谦虚也不成熟，等等。然而，在施莱尔马赫对阿斯特的严厉批评中，我们发现了小心编织起来的、他与施勒格尔的通信中已经表达过的种种抱怨之辞。其中回响着他早先对施勒格尔的警告：“哲学与高级语法学在翻译中应相互发明”，在对阿斯特的批评中，施莱尔马赫描述了哲学与语文学的根本区别：哲学提出其自身的意义，而语文学则尝试发现原初的意义。施莱尔马赫指责“［阿斯特］的主要努力，是依据唯心主义哲学来评价柏拉图的思想”，这只会使他“错误理解并完全错误地解释柏拉图”。(42)
如果语文学家的任务（在此）是理解和解释柏拉图，那么，语文学家使用的方法就必须是批评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首先，语文学家不能把含义和在先的理论约束强加给文本。阿斯特的目的却是“在柏拉图中寻找自己的理念”（KGA，第一部分，卷3，页477），他以“唯心主义的哲学原则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心安理得地将此强加给柏拉图”（同上，页471）。其次，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语文学的方法牵涉到对文本精细的语法和比较处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确切而又完整地”加以区分和彻底研究，因为“语文学的研究领域如此巨大，它的整体努力要以每一部分的努力为基础”，甚至，如果关注细节的谨慎工作尚未完成，则无法理解整体（同上，页470）。阿斯特“对解释的难题和呈现出来的历史任务本身，却置若罔闻”（同上，页469）。第三，如后一项批评所暗示的那样，语文学的方法不可避免是历史的，因为它要求对文本的语言学、文学和观念背景作出深入而彻底的研究，并熟悉“已知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全部内容”（同上，页470）。然而阿斯特的作品，“完全缺乏历史研究”（同上，页473）。总之，阿斯特的《论柏拉图的〈斐德若〉》表达了最时髦的哲学（the newest philosophy），但对于“柏拉图说了什么”却少有探究（同上，页478）。阿斯特所作所为是“臆测性批评”（Conjecturalkritik）（同上，页469），但真正的语文学家却致力于真正的批评。这是施莱尔马赫在他的柏拉图译著中要承担的任务。
长久期待中的柏拉图译作第一卷于1804年面世，包括《斐德若》、《吕西斯》、《普罗塔戈拉》和《拉克斯》四篇对话，还有施莱尔马赫的“总论”，以及单篇对话的引论。第一部分第二卷于次年面世，包括《卡尔米德》、《游叙弗伦》、《帕默尼德》和一个附录，附录中收入了次要于核心作品的对话（《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伊翁》和《小希庇阿斯》），还有通常认为的伪作（《大希庇阿斯》、《美诺》和《小阿尔喀比亚德》）。这两卷被视为柏拉图的主要作品。在头两部译作的书评中，负有盛名的语文学家波克（August Boeckh）声言，“到了我们的时代”，柏拉图成了哲学艺术家（philosophical artist），并视施莱尔马赫为“少有的天才”，他完成了需要完成的任务：
职业语文学家并不具备引向最专业化知识的考古学知识。这个如此［教育］广博的人，如何形成了如此不同凡响的特别鉴赏力？然而他的的确确了解古代；我们在此可以看到对希腊语和希腊传统的非凡洞见，看到最敏锐的语文学批评之全新结论；没有谁如此全面地理解了柏拉图，并告诉其他人将柏拉图作为柏拉图来理解。(43)
波克的书评不乏批评之词，但他赞扬了这部具有历史性成就的译作，认为它的背后是一个天才人物——这个成就不仅属于一个人，也属于一个民族。“让我们为我们自己自豪吧，”他强调说，“即使外国人置之不理：因为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一样理解希腊方式呢？我们的近邻肯定做不到”（参见波克的“评论”，页120）。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文集》在诸多方面都是德语语文学复兴的最高标志，旋即成为判断其他柏拉图研究的标准。(44)
数年后，施莱尔马赫的对话排序就遭到反对，即便如此，像波克一样，对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文集》的语文学成就作出的赞扬，在二十世纪仍在发出极大的反响。十九世纪晚期，狄尔泰将其归入“现代科学意识所达到的最伟大影响之列”（Dilthey，GS, 13/2，页37），冯·施泰因（Heinrich von Stein）坚称，施莱尔马赫的最伟大成就，就是他具有艺术性的翻译，他所奠定的根基整体上看仍然有效，而语文学研究仍然可以在施莱尔马赫的发现中找到线索（参见Stein，前揭，卷3，页365；409）。如今在二十世纪晚期，尽管有些学者不过将施莱尔马赫的引论视为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条目，(45)而其他人虽有批评却正在重读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46)那么，施莱尔马赫的引论，究竟以何种方式标志着全新的内容呢？
二、“总论”中的核心主题
施莱尔马赫认为，他的解释目的与其说是分析柏拉图哲学，不如说是，
让每一位读者运用关于柏拉图作品的直接和更为精确的知识，令分析柏拉图哲学成为可能，从而使他们就柏拉图的精神（Geist）和教诲得出自己的见解，而不管这种见解是否全然新颖或仅仅更为全面。（施莱尔马赫，“引论”，页28）
要使这一目的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这些对话的自然次序”，找到“这些对话相互间的必然关系”（同上，页42）。因此，施莱尔马赫将重建对话的原初次序和内在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他认为这个任务是他对此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结果，他的方法而非他排定的对话次序，被认为是他对柏拉图研究的永恒贡献。这个方法表现为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内在方法（internal method）的发展和特殊应用；对作为艺术家的柏拉图的解释；主张形式与内容的必然关系；最后，根据前三个主题确定对话之真实性与次序。通过阐明每一个主题，施莱尔马赫决然背离了他的前辈——特别是完全有意识地背离了他直接的前辈滕内曼（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后者的柏拉图研究不过鼓吹自己而已。(47)
1．内在方法
施莱尔马赫柏拉图译著“总论”的第一个方法论意义，牵涉到一项语文学任务，就其要求研究的历史方法而言，该项语文学任务不能再作为一项严格的语法运用来看待。现代语文学家必须具有娴熟的语言知识，以分辨某一位作者运用语言或对其作出调整的特殊方式。这就要求语文学家具备关于语言和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历史知识。施莱尔马赫解释说，具备这种历史知识的目的，是
为了引证柏拉图步入其生涯之时希腊人的科学现状，引证与哲学理念相关的语言之发展，引证当时已有的同一类文本及其流传的可能范围（施莱尔马赫，“引论”［Einleitung］，页27）。
施莱尔马赫倡导，将与圣经批评并无不同的新批评理论严格运用于柏拉图研究。(48)他想破解传统，以便发现真正的柏拉图。这种批评反过来要求对解释的哲学基础作出检验，这是柏拉图学者迄今仍未明了的问题。为了达到自己的倡议，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一种进入柏拉图文本的“内在”（internal）方法。
施莱尔马赫阐明的内在方法，完全可以放在十八世纪的柏拉图研究和提戈斯泰德（E.N.Tigerstedt）所谓德国的“新情况”背景下来理解：
十八世纪下半叶，拒斥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c）的柏拉图解释，越来越为学者和公众所接受……如今被认为当然的是，任何柏拉图解释都必须首先以他本人的作品为依据——甚至要排除已经附加上去的内容。(49)
根据提戈斯泰德的看法，这个“新情况”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而真正变得流行则始于布鲁克尔（Jacob Brucker），以更为哲学化的方式实行布鲁克尔方案的人是铁德曼（Diedemann Tiedemann）和他后继者、马堡的滕内曼。滕内曼的主要著作是《柏拉图哲学的体系》（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1792），对施莱尔马赫本人进入柏拉图对话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著作。
滕内曼虽然承认布鲁克尔和铁德曼的重要贡献，但声称他自己的柏拉图研究是全新的，因为他抛开教条的影响，最先依赖柏拉图为指南探究“柏拉图哲学的体系和历史”（W.G.Tennemann，《柏拉图哲学的体系》，卷1，页x）。
滕内曼主张自己的某些独创性，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和他的前辈的著作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将新柏拉图主义抛在一边（前辈们也是这样做的），而在于他确信，康德的批判哲学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因此改变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他在“前言”中表达了自己对新哲学的信服，
因此可以说，真理越是成为一个体系，它就越接近批判哲学，反过来，它越是接近批判哲学，也就越具有真理性。在柏拉图哲学那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关系（同上，页v）。
施莱尔马赫赞赏过去一个世纪的新研究（“晚近的批评”［施莱尔马赫，“引论”，页50］），认为新研究排除了对柏拉图最严重的误解，增进了对柏拉图对话的历史理解，并将明显的伪作排除于柏拉图作品之外。然而，新研究做得还不够，尚缺乏“完整的理解”（同上，页29）。问题在于新研究只是勉强触动了陈规，在于它未能解释将某些对话视为真作的理由，而现代的批评对此仍不具备批判力。只有滕内曼的作品与众不同，因为他摆脱了传统范畴，并筛选了有关柏拉图的传记材料。而且，他的作品“第一次以某种方式尝试从柏拉图对话内在的历史线索出发，发掘其编年次序”（同上，页47），这为找到对话的自然次序提供了真实的可能性。
的确，施莱尔马赫非常看重滕内曼的历史方法，甚至他在柏拉图译著“总论”的开篇提请读者参考滕内曼的“柏拉图生平”，这是他的《柏拉图哲学的体系》的第一部分。由于认识到无法超越滕内曼的柏拉图生平，施莱尔马赫决定不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保证，并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滕内曼研究的一个“对应物”（Gegenstück）（同上，页48；比较页25-26）。不过，这样的描述并无歧义。他在“总论”中引用滕内曼，这无疑在暗示，他的Gegenstück是指一项“旨趣相同的研究”——一篇与滕内曼的作品相辅相成的作品。这种解释的另一个证据是施莱尔马赫的一个间接引用：他称自己的研究是一个“补充”（Ergänzungsstück），这清楚地表明，它是对滕内曼作品的一个补充（同上，页38。亦参编者按语）。两者的主要不同，正如施莱尔马赫所看到的那样，在于滕内曼的目的
与其说是通过［批评和历史研究者的］这种方法，发现柏拉图对话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如说，是大致搞清对话的写作时间，以避免将早期不完整的作品误认为柏拉图成熟而完整的哲学之表达。（同上，页47-48）
然而，事实上两者间的分歧要比这段话所表述的内容远为深刻——这种深刻性在于，施莱尔马赫的作品不止是对滕内曼作品的补充，而是超越了它。就施莱尔马赫的这一目的而言，他论述柏拉图的作品作为一个“对应物”有另一重含义——他的作品与滕内曼的作品相对立，或至少存在紧张关系。
滕内曼以外在证据或历史线索为根据，而施莱尔马赫的计划首先建基于内在证据，他将外在证据用作“当然的佐证”（同上，页48）。外在证据尽管必要，本身却不充分，因为它们无法说明对话之间的本来关系，而更易受到偶然条件的影响，严格说来，它们不会“超出苏格拉底生平”（同上）。尤有甚者，施莱尔马赫怀疑，我们能否从历史线索中得出结论。我们对柏拉图的生平所知甚少，
因此，对于确定他的作品的写作时间与次序少有助益，我们至多能够猜想，写作的时间序列在何处打断了作品的次序（同上，页26-27）。
内在方法不仅较少受到偶然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容许对全部作品加以整体关照。当然，施莱尔马赫知道内在方法本身并不充分。他引述戈德斯（James Geddes）为例，尽管此人偶然提出了有前途的想法，即“某些柏拉图对话彼此作出了解释”，却没有尝试提出对话编年表，这使得他的结论未能发挥作用。(50)内在的探究需要外在的证据作为平衡。
理想的情况是，在整体观察和精确比较的时候，外在与内在的系列应当相互关联（参见施莱尔马赫，“引论”，页48）。然而，事实上由于外在的历史标志太少，内在的指示——柏拉图的真正言辞和文本——就成了理解柏拉图的首要根据。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在语文学研究中外在与内在方法紧密相连。尽管明显受惠于启蒙运动的新历史方法，施莱尔马赫还是批评启蒙运动过分自信，以为自己能了解过去。他提出一种方法，它尽管是历史的和批评的，却重视稀有的经验证据，因而没有堕落为怀疑主义。在运用其内在方法时，施莱尔马赫承诺要提出新问题，质疑任何假设，以真实的柏拉图文本为指南。的确，他拒绝了许多公认的图式和权威；尽管他严重依赖亚里士多德，却还是要给出哲学和历史理由。最为重要的是，他补充提出了此前的努力所缺乏的解释学理论。这是对后世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它的关键在于，将柏拉图视为艺术家。
2．柏拉图作为艺术家
施莱尔马赫确信，由于他的新方法以柏拉图作为“哲学艺术家”的观点为基本定向，因此，它不仅可以引导普通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柏拉图对话，而且将改变专家的理解（同上，页28）。他保证，专家的看法即使不完全改变，也将“得到更好的协调，并获得更广的范围和统一性”（同上）。视柏拉图为艺术家，是解开对话之谜的解释关键，因为凭着它，而且只有凭着它，才可能将柏拉图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视为一个艺术化的整体，而非其他什么整体。易言之，全部对话具有一种“根本统一性”（同上，页31），过去的解释家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进入柏拉图思想的方法，要么过于琐碎，要么过于系统。
在一个极端上，有些人用琐碎的方式描述柏拉图对话，从而仅仅将柏拉图刻画为一个辩证法家，他“急于反驳他人，而没有能力或不愿夯实自己的大厦”（同上，页32）。施莱尔马赫迅速抛弃了这种进路，因为它暴露出对柏拉图的“一窍不通”（total lack of understanding）（同上）。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乞求什么隐匿的、未成文（隐秘的）的柏拉图传统，以便解决成文（公开的）传统中的断裂和矛盾。施莱尔马赫清理了古代各种各样的隐微写作（esotericism），认为“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同上，页35）最值得赞扬，但他更关注隐微写作的现代形式，它的现代倡导者正是滕内曼。(51)施莱尔马赫对隐秘传统的怀疑，从逻辑上讲，来自他的方法论前提。质而言之，不管是其传统形式还是现代形式，乞求隐秘的柏拉图传统（无论在事实方面抑或在影响方面）都止步于批评之前（preciritical），经不起文本与历史的考验。(52)
柏拉图的现代解释家面临严重的两难。拒斥新柏拉图主义的同时，难道非要放弃柏拉图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观点吗？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不这样认为。有些人尝试建立这种统一性，但他们建立的原则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过于次要；(53)其他人则确信一定有某个统一各篇对话的体系，但却找不到，简直是强己之所难。施莱尔马赫认为，这两种企图与承认柏拉图哲学无整体性一样，都站不住脚。确切地说，柏拉图思想的根本统一性，不在于某个特定的教条，而在于柏拉图本身——在于他的艺术天才。因此，他的作品不应当解释为一个体系，而应当解释为一个艺术化的整体。在一个体系中，各个部分常常是随意安排的结果（施莱尔马赫，“引论”，页29-30），但一个艺术作品中，则是按照“自然的秩序”和“必然关系”来安排各个部分（同上，页42）。进而言之，一个艺术作品并不像一个体系，它对观察者作出美学上的回应，以便获得理解。施莱尔马赫警告说，读者必须发挥自己的内在能动性来研究问题，否则对话仍将是陌生的对象，相互间毫无关系，对于读者而言也毫无逻辑。
为了进一步阐明其观点，施莱尔马赫使用了他最喜欢的一个隐喻，即关于一个有机身体（organic body）的隐喻。当我们把某物视为一个活的身体时，我们认识到，通过“解剖”而获得的静态知识并不充分，所以，我们被迫去发现自然关系和本质关系，并由此认识到，看上去最不重要的部分也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54)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柏拉图对话，最终会将“各个肢体”（或特定的对话）重构或复原为“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那么，我们最终可以认为，柏拉图的对话
完整地表达了逐步发展的柏拉图思想，所以，不仅每一篇对话本身被看成一个整体，而且每一篇对话与其余对话的关系也被看成一个整体，最终可以将柏拉图理解为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完美的艺术家。（施莱尔马赫，“引论”，页38-39）
这个身体隐喻也为施莱尔马赫说明偶然意外的对话章节提供了可能，这些片断并没有真正表达作者的“自由活力”（同上，页57），也没有回答柏拉图解释中其他众所周知的困难，诸如《斐德若》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施莱尔马赫辩称，柏拉图“没有给机遇或盲目的运气留下任何东西，对于他而言，每件事情都与他的思想适成比例也积极相应”（施莱尔马赫，“《斐德若》引论”，见《论柏拉图哲学》，页77）。即使在最琐碎的段落中，也可以洞察到柏拉图的艺术。
柏拉图是一个艺术家的观点，包含了一个尤为深刻且极为重要的维度，从而将柏拉图的解释与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解释区别开来。施莱尔马赫辩称，对话从根本上相互联系，意指它们自然而又必然相通。对话中有一个观念（ideas）的教学法进程，“从原初和指导性观念的第一次激发出发，进而达到特定科学（science）全面而又完美的表达”（施莱尔马赫，“引论”，页42）。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施莱尔马赫解释说：
因为除非［柏拉图］预料到前一篇对话所产生的效果，否则就不可能在另一篇对话中更进一步，所以在一篇对话结束时完成的同一个主题，必须被设想为另一篇对话的起点和基础。那么如果柏拉图以对某些哲学学科的单独解释结束了某一篇对话，便可以设想他已在逐步发展中推进了每一学科本身，这将迫使我们探寻对话的两个不同等级，即伦理对话系列和自然（physical）对话系列。但就像他将对话描述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话的准备工作也以同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根据对话的共同原则和法则来建构，因此，并不存在某些无关或次属发展的柏拉图对话系列，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囊括了一切的柏拉图对话。（同上，页42-43；Dobson，前揭，页19）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观念的教学法进程决定着对话的自然次序。视柏拉图为艺术家，就是将他看成一位伟大导师，他在进入写作之前，对打算告知学生的全部内容、对最适合于说服学生的方法已了然于胸。
关于对话次序的这种说教（didactic）理论，与发展的（developmental）解释形成对照，发展的解释相信，柏拉图在其一生的著述过程中，其学说经历了变化和成熟。持有这种发展观点的人，诸如滕内曼和后来的赫尔曼（Karl Friedrich Hermann），单方面探求对话的原初次序，以便分离出“真正的”柏拉图成熟时期的作品。(55)结果，早期对话的重要性遭到贬损。施莱尔马赫不容许这种贬损。对他而言，首篇对话《斐德若》包含着所谓未曾展开的学说的“种子”（施莱尔马赫，“《斐德若》引论”，见《论柏拉图哲学》，页87）。如果某一观念在早期对话中没有完全形成，那是因为学生尚未做好接纳它的准备，而非柏拉图哲学缺少了什么。
还有由此而来的另外一个探究对话原初次序的原则：神话与辩证法之间的渐次递进关系。由于神话与历史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对致力于历史—批评的研究者而言，神话是一个难题。施莱尔马赫关于观念的教学法进程的观点，有助于他相当有条不紊地解决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问题。柏拉图完全明了神话激发观念、唤起学生想象力的力量，他发展出了神话的科学，或者说“辩证”的形式。这样，“作为神话来期待的内容，后来却时常以神话的科学形式出现”(56)。因此，解释柏拉图需要特别关注形式。
3．形式与内容
在施莱尔马赫之前，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对于理解柏拉图的根本哲学学说而言，对话形式是一个障碍。甚至连滕内曼也未能突破这个陈旧的解释模式。滕内曼最大的兴趣是发掘柏拉图思想中的体系，因此，他将对话形式作为达到其目的的主要难题（参见滕内曼，《体系》，页xv-xvi，xxiv）。值得赞赏的是，他承认对话形式有其长处：它虑及“真理之表达、概念和前提的发展、对异议的驳斥，故而言之，说服之达成”（同上，页126）；而且对话形式容许柏拉图说出危险的真理。但对滕内曼而言，对话形式还是“离题太远（widerunning）、繁琐……然而为什么柏拉图偏偏选择了这种形式？”（同上）他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很简单，柏拉图“不可能什么都做”，所以把他更多的任务留给了亚里士多德（同上，页147）！滕内曼区分了哲学和美学观点，明确选择了哲学观点，以内容、规律（order）和理论而非形式为其主要标准，判断什么属于柏拉图的体系（参同上，页125；144）。他认为对话形式只是纯理论的“外衣”（Einkleidung）（同上，页86；89；117；125；127）。
尽管未提及滕内曼，但这种“蔑视”对话形式的观点，被施莱尔马赫斥之为理解柏拉图作品的一次彻底失败（施莱尔马赫，“引论”，页32）。若果真像现代研究声称的那样，我们必须完全依赖于柏拉图的真实作品，那么就不会如此轻视对话了。施莱尔马赫建议，应通过正确评价对话形式，以准确探寻对话间的联系和对话内容之含义，而不是冒昧地认定，对话形式是某种可以轻易抛弃的装饰。这个大胆的进路，的确是柏拉图作为艺术家的观点自然而然的结果：离开艺术作品的形式，判断其内容完全没有意义。这里，身体的隐喻仍然有效。正如一个活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必不可少的相互联系中方能得到理解，所以，柏拉图哲学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离，每一个句子只有在它本身所处的位置上，在柏拉图所建立的联系和限制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同上，页38）。因此，施莱尔马赫与滕内曼完全对立，他坚持认为，对于判断作品的真实性或次序而言，语言和内容并不充分。此外，还需要另外一个标准，即形式（“整体形式和布局”）。(57)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样评价形式自有历史的理由。解释者必须对某一时代的语言有全面的了解，以便能够辨别作者对语言的创新运用：
谁如果不了解哲学语言的贫乏状况，因此，他觉得（feel），柏拉图会在某处以某种方式为哲学语言所限，他本人却可以在某处努力扩展哲学语言，那么，他必然会误解柏拉图。（施莱尔马赫，“引论”，页35）
施莱尔马赫在此提到的感受（feeling），倒不应被误认为某种武断或纯粹主观的看法。施莱尔马赫的感受意指的是，只有最专业和最有天赋的语文学家，才能够享有的“语文学感受”（philological feeling）（同上，页53）。
施莱尔马赫关于对话形式的全新理解，在其对隐秘（未成文）传统的批评中也发挥了作用。他用形式指写作方式。然而，偏爱书写优于口传似乎与《斐德若》中的一段话（274b-278e）矛盾，那里，苏格拉底表示偏爱口头方式。由于矛盾，施莱尔马赫转向苏格拉底论证之微妙（subtleties），并从中找到理由，支持他本人主张对话形式的必要性。施莱尔马赫解释说，苏格拉底的口头教诲方法是教学法（pedagogical），其重要性在于“老师——通过面对面与学生互动——能时刻知道学生领会了什么，这样一来，在其犹豫不前时，便可以帮助他进一步思考”；但是，口头教诲的优势“实际上建立在……对话形式（form of dialogue）的基础上，真正鲜活的教导本身应当具有这种形式”（同上，页38-39，强调为笔者所加）。换句话说，并非口头教诲本身，而是作为对话形式之应用的口头教诲，规定着苏格拉底的方法。进而言之，尽管柏拉图的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但在“教育辩证法（educational dialectics）”方面，柏拉图超过了他的老师（同上，页40）。
所以，柏拉图在其书写的对话中，成功地抓住了口头教诲的本质。因此，柏拉图的书写对话（还由于它是“原初相互交流的一种模仿”，同上）与口头教诲一样有效。两者的目的一样：从学生的心灵中引出它“本身渴望得到的思想成果”，即便失败，也使学生的心灵意识到它“一无所获也一无所知”（同上，页41）。
施莱尔马赫没有这样明确说过，但他的含意是书面的柏拉图传统可信，因为其作者对道德、艺术和理智等内容可谓面面俱到（complete integrity）。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引论从头至尾在有矛盾之处相信柏拉图没有出错，拒绝将“通常非柏拉图特征”的任何东西归于柏拉图（施莱尔马赫，“《欧蒂德谟》引论”［1805］，见《论柏拉图哲学》，页225；“《普罗塔戈拉》引论”［1804］，见同前，页101）。他甚至走得太远，甚至将柏拉图当成了“宗教作家（sacred writers）的先驱”（施莱尔马赫，“《帕默尼德》引论”［1805］，见《论柏拉图哲学》，页132）。同样的完整性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口头传统，但严格说来，这种“直接教诲”（施莱尔马赫认为这是隐秘传统的真实含义）属于过去。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内容，都已包含在书写形式之中。
4．对话的真实性与次序
施莱尔马赫的内在方法，他的柏拉图作为艺术家的观点，以及他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主张——他谨慎地提出这每一个主题，目的都是为了确定对话的真实性与次序。如果施莱尔马赫视尽可能地重构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次序为其主要贡献，那么，他会将确定对话的真实性作为其首要任务。除非并且直到“最为确定的真实作品”（施莱尔马赫，“引论”，页59）得到保证，否则，谈论对话的次序就没有意义。施莱尔马赫认为，真实的对话
是所有进一步的研究必须建基于其上的决定性基础。……因为真实的对话形成了树干，而其余作品看来只是枝叶，所以与真作之关系为确定其余对话之由来提供了最突出的特征。（同上，页54）
一旦我们有了树干或身体，那么，业已存在的自然而又必然且有机的关系，就只是有待发现而已。
在确定核心真作的时候，施莱尔马赫区分了“第一等级”的对话（这些对话的由来和重要性无可置疑）和“第二等级”的对话。一旦确定了第一等级，我们就有了一个确切的参照点，“决定其余对话的真实性，并勾勒出每一篇对话的地位”（同上）。由于最大的困难是必须确定第二等级的对话，所以，施莱尔马赫更加依赖于他的三个标准：语言、内容和形式。没有哪一个标准本身是充分的，所以，要认识到三个标准的比例关系具有某种艺术性的意义，但形式尤为重要。“如果形式的清晰性降低了，”他指出，“那么对真实性的确信在任何方面都会降低”（同上，页61）。
在如此确定了真实对话并对其作出等级划分之后，施莱尔马赫转向为对话排定次序这一要务，它要求“按照大体上对整体作出暂时概括（provisional overview）的方式，展示对话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关系作为根据排列次序”（同上，页63；强调为笔者所加）。施莱尔马赫从一个暂时的或初步的整体出发，也在较小的整体所构成的小群之整体中作出辨别，的确，在这些观点中，我们能够评价各种方法论环节如何起作用。施莱尔马赫解释说，我们面对大量的材料，确定了真实对话和第一等级的对话，这些对话构成了某种整体。我们几乎马上承认其中的三部对话（《王制》、《蒂迈欧》和《克里提阿》）以其“客观、科学的表达”而与众不同（同上）。尽管传统上长期认为这三篇对话是晚期作品，但施莱尔马赫为此提供了哲学理由：它们内在的相似性暗示了它们属于一个整体，而它们预设了某些已经做出的研究，这表明它们不属于早期作品，而且，它们科学—保守的形式证实它们属于最晚期的作品。他进而尝试为这个特殊整体排定次序，并得出结论：首先必定是《王制》，因为其中包含并确定的对话结构，来自于所有不属于这三篇对话所构成的对话群；同时，《王制》还包含了《克里提阿》和《蒂迈欧》进一步作出发展的因素。(58)如果我们想把《王制》放在其他位置上，连我们自己的“感觉”（Empfindungen）（施莱尔马赫，“引论”，页65）都会拒斥这种倒置。在艺术化的整体中，它只能占有一个位置。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一旦我们对这三篇“建构性（constructive）”对话作出辨别和概括，便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第一等级的对话整体，通过对比，我们会立即认识到另外三篇对话（《斐德若》、《普罗塔戈拉》和《帕默尼德》）构成的分组。对比的标志是对话的特征（这三篇对话有“特殊的青年特征”，同上，页66）、条件（建构性对话以后三篇对话为先决条件，并论及这三篇对话），还有内容（“这三篇对话已经透露了随后所有对话的基本线索”，同上，页67）。所有这一切必然引出的结论是，这一组对话或这三篇对话的“整体”（与其他第二等级的对话一道）如其所是地构成了“柏拉图作品最基本的部分”（同上）。通过设定这两组较小的对话整体，施莱尔马赫确信，我们对更大的整体有了更为清晰的图景。因为给予所有其他对话以意义和连贯性的外围支持系统得以建立，我们便可以通过其中的“发展关系”，分辨出介于其间的对话次序（同上）。施莱尔马赫坦率地承认，第二组对话的内在次序比第一和第三组对话较难确定，他为此提出另外一个指导原则。除了辨别“观念发展的自然进程”的首要原则，还有一个次级的证明原则——即致力于“各种特殊的暗示与指涉”的原则（同上，页68）。
因此，通过回顾“总论”的核心主题，我们可以发现，很明显，施莱尔马赫的研究，远不是与滕内曼“旨趣相同的研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施莱尔马赫的内在方法的确是滕内曼外在方法的补充，但施莱尔马赫的其他解释性原则——他的柏拉图作为艺术家的观点，完全依托书写作品，以及强调对话形式——都与滕内曼对立。滕内曼的《柏拉图哲学的体系》被公认为“第一部论柏拉图的现代专著”，这尽管是一个事实（Tiegerstedt，《衰落》，页65），但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这部作品没有达到施莱尔马赫的批评水准。第一，尽管滕内曼承认，柏拉图的作品是唯一合法的资源，最后却声称“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从头至尾也找不到他的哲学之整体”（滕内曼，《体系》，卷1，页264）。由于怀疑柏拉图是否有体系，所以，滕内曼的结论是柏拉图必定有一个“双重哲学”（double philosophy）；他无法拒绝隐秘传统的观念，却不愿为其赋予新柏拉图主义的内容，而代之以康德。第二，尽管他承诺就对话的真实性作出空前的考察，最后却接受已被传统作为柏拉图真实作品的大部分对话。第三，尽管他开始打算就柏拉图的对话，排定一个严格的历史次序，但他的年代学讨论既简略也没有激发性（参同上，页115-125）。最终，滕内曼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柏拉图传记。
起初，施莱尔马赫只想实现滕内曼列出的许多相同目标，却更为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他不仅兑现了追究传统假设和提出全新问题的承诺，而且提出了一个解释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对柏拉图对话进行革命性的解释。(59)结果，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拒绝隐秘传统，从全集中排除了几篇对话，并将其余几篇对话置于可疑地位。此外，在“总论”和对每一篇对话的详尽解释中，施莱尔马赫通过描述其方法论，谨慎论证对话的新次序，而且事实上，也批评了滕内曼为其确定《斐德若》的写作时间而提出的理由（参见施莱尔马赫，“《斐多》引论”，页85-87）。尽管这一新次序为下一代柏拉图学者所质疑，但他对每一篇对话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反思，对于后世学者来说，仍然颇为中肯而富有启发意义。最后，滕内曼与其他十八世纪的柏拉图学者一道，皆成背景，施莱尔马赫则开启起了柏拉图研究的新历程。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多大程度上受了施勒格尔的影响，或施莱尔马赫与施勒格尔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这很难确定。施勒格尔明确认为，施莱尔马赫窃取了他的主要思想。然而不幸的是，施勒格尔的柏拉图研究半途而废，未能留下以资对比的论著。尤为复杂的是，施勒格尔与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对话的解释问题，与其解释学理论的发展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60)然而，在两者之间，有一个表现为持久论争的特殊主题，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方法，判断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对话解释的新颖程度——即《斐德若》的地位和重要性。两者关于《斐德若》的分歧尤为引人注目，因为施莱尔马赫对《斐德若》的解释成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相关论争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三、引论之争端
1．《斐德若》的地位
施莱尔马赫质疑施勒格尔的柏拉图研究，后者对此感到愤慨，他反驳说，“关于《斐德若》，你真想［声称］比我更有发言权吗？”(61)此后，《斐德若》成为两人分歧的焦点。在暂时确定的对话次序、同时在其“假设之综合”中，施勒格尔认定《斐德若》是最早的作品。(62)施莱尔马赫当时正专注于完成一个精审的《斐德若》译本，而不是费神于确定《斐德若》的地位，他引证了两个理由对将其确定为早期作品表示怀疑：柏拉图不会在自己尚且年轻的时候责备吕西斯（Lysis）年轻；一个新手不可能写出讨论写作艺术的作品。他也不相信滕内曼把《斐德若》的写作时间进一步推后的做法，不过究其理由，他认为“尚无法表达（dumb）”。(63)因此到了1801年冬，施莱尔马赫对《斐德若》是第一篇对话的可能性仍保持开放，但他也谨慎地指出，将写作时间进一步推后不会影响他支持施勒格尔的体系，因为他完全赞同施勒格尔的原则。(64)一年后，在他评论阿斯特的《论柏拉图的〈斐德若〉》时，施莱尔马赫继续反对将《斐德若》确定为第一篇对话，至少它的“戏剧形式”是一个根据。(65)然而，在随后两年间，施莱尔马赫也作出结论，说《斐德若》必定是柏拉图的第一篇对话，但他小心地区分了自己的理由与第欧根尼（Diogenes）和奥林匹厄多鲁斯（Olympiodorus）的理由。(66)他偶然提及阿斯特，对施勒格尔却只字不提。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文集》译著首卷出版后不久，施勒格尔致信拉梅尔，抱怨施莱尔马赫窃取了自己的观点。施莱尔马赫否认他对施勒格尔有任何依赖，理由是他不可能从施勒格尔那里得出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未从［施勒格尔］那里听说过任何关于《斐德若》写作时间居前的真正理由”(67)。然而施勒格尔责难不断，四年后，施莱尔马赫在一封致波克的信中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护。他写道，施勒格尔和他同意《斐德若》和《普罗塔戈拉》都是早期对话，他也承认施勒格尔先说出这个看法，因为当时他自己正忙于翻译任务。但施莱尔马赫仍声言，除了风格和传统外，施勒格尔从未提出过《斐德若》是第一篇对话的任何理由。而且，施莱尔马赫提出了“关于《斐德若》的完全非康德的想法”，施勒格尔则对这种想法毫无兴趣。(68)简而言之，最后，他排定的次序乍看上去与施勒格尔非常相似，但施莱尔马赫坚持认为，若详加考察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不应归功于施勒格尔。
结果，两人都声称属于自己的理论，很快就将被证明为错误。1820年就有了佐赫尔（Joseph Socher）的《论柏拉图作品》（Über Platons Schriften），1830年又有了施塔尔鲍姆（Gottfried Stallbaum）及赫尔曼更为明确的著作，《斐德若》开始被视为晚期作品。(69)赫尔曼引述了施塔尔鲍姆和佐赫尔，同意施莱尔马赫关于《斐德若》中包含柏拉图学说种子的洞见，但他辩称，《斐德若》不是全部对话中的第一篇，它的作用好比柏拉图学园的初期方案，因此不可能是第一篇对话，甚至也不属于最早时期的对话（参Hermann，前揭，页513-514）。在1880年代的德国，赫尔曼的语言史（genetic）方法为作品风格学（stylometry，对词、语法和文体的统计学研究）所取代，后者对《斐德若》也得出了同样的基本结论。(70)如今与施莱尔马赫的立场不同，人们公认《斐德若》是一篇中期或晚期对话。
问题仍然在于，施莱尔马赫误认为《斐德若》是第一篇对话，这是否会完全破坏他对柏拉图的其余解释。可以想见，施莱尔马赫的研究者认为并非如此。克拉普夫（Gustav-Adolf Krapf）和波尔（Karl Pohl）都认为，在施莱尔马赫的《斐德若》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他对柏拉图对话的深刻理解，而且可以找到理解施莱尔马赫本人的对话解释理论的钥匙。(71)二十世纪的柏拉图评注谈到施莱尔马赫时，会顺便提及他关于《斐德若》的过时观点，看来柏拉图学术圈普遍认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是一种陈旧的解释。有些柏拉图学者在作出判断时，认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不能“成立”，或因其为《斐德若》排定的次序而“失败了”（von Stein，前揭，卷1，页67；对比页33）。比如，施莱尔马赫关于这篇对话两个部分之间关系的看法，就被《斐德若》的英译者接受。(72)但莱斯基（Albin Lesky）认为，“对于确定柏拉图对话的关系年表而言，施莱尔马赫的努力依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73)。这将我们引向关于施莱尔马赫柏拉图研究的另一个相关争端——即得出对话写作的精确时间是否可能。
2．对话的次序与年表
与关于《斐德若》位置的争论一样，关于对话次序的论辩也可追溯到柏拉图翻译计划的开始。施勒格尔的主要兴趣在于确定一个“历史次序”，(74)他深信，“历史次序”与更具艺术性和文学性的次序是相互符合的。相反，施莱尔马赫明确提议，施勒格尔所言应指“［柏拉图］思想（Geist）的结构”。(75)看上去，施莱尔马赫明显对一个严格的历史次序早就表示怀疑，并将他的起点描述为“无次序（Nicht Orderung）的观点”。(76)如前所述，他认为翻译任务必然优先于排定对话次序，施勒格尔责备他故意将次序问题延后。(77)当然，施莱尔马赫决非无视次序问题，相反，他是提出对话的年代学次序、或至少是有说服力次序的第一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年代学”是有限制的，因为内在方法本身只会得出“顺序（sequence）而非时间点”（施莱尔马赫，“引论”，页49）。外在方法可以提供某些确定的年代学参照点，但也是有限度的参照。易言之，施莱尔马赫的次序（如其关于柏拉图作为艺术家和对话作为有机身体的观点所暗示的那样）首先以对话的“自然”与内在关系为基础，其次才可能与相应的年代学次序相吻合。当然从逻辑上讲，他的自然次序暗含着前后（before-and-after）关系（“两者必然同一”），(78)但施莱尔马赫没有强调这个问题，无疑，他没有假装有能力确定特定对话的写作时间。他认为没有单纯的证据存在。
施莱尔马赫设定的界限不可避免要受到挑战，如沃勒尔（Klaus Oehler）所言，“对于历史上的柏拉图这个人的个性特征，人们的兴趣实在太强烈了。”(79)因此，赫尔曼从“发展变化一定适用于柏拉图”这个假定出发，通过发掘“其生平最重要的时机”，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来着手确定“［柏拉图］生平与思想发展的历史”（Hermann，前揭，页9；对比页384）。柏拉图哲学的发展阶段，应该追溯到可以由某些重大事件（即其师之死或雅典的政治事变）决定的生平阶段。施莱尔马赫也依赖已有的外在历史线索；但赫尔曼（及其追随者）彻头彻尾地相信，他们能重构历史，这导致对柏拉图毫无历史根据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zing）（顺便说一句，这类似于种种十九世纪的耶稣生平写作中的心理学化企图）。
策勒尔（Eduard Zeller）与赫尔曼非常相似，试图完全精确地确定对话日期，但他也承认，要消除年代错误有内在困难。他的结论却与施莱尔马赫非常相似，我们面对的柏拉图是一个艺术家，因此，就我们的历史主张而言，无法找到任何确实性。(80)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这种趋向大体上越来越实证化。1867年以及作品风格方法兴起以后，施莱尔马赫所缺乏的经验证据，似乎最终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而得到。柏拉图学者蛮有自信地将柏拉图的生平与著述分为三个时期，尽管如此，特定对话的日期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第一个反对柏拉图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的人，是在慕尼黑学习的美国研究生肖里（Paul Shorey），他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奠基人。在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柏拉图思想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Plato’s Thought，1903）中，肖里批评了作品风格学方法，因为
企图将对话编年建立在柏拉图学说的变化发展之上的做法，夸大了柏拉图学说的变化无常，这种变化无常违背了所有合理的文学解释原则，对于真正理解柏拉图的含义是致命的不足。（Paul Shorey，《柏拉图思想的统一性》，页5）
这样，在施莱尔马赫的“总论”发表九十九年之后，书面对话的“根本统一性”再次得到确认。肖里在文章中总结道，
我的论点简而言之就是，柏拉图整体上更属于其哲学思想早熟的一类思想家（叔本华、斯宾塞），而非每隔十年就会受到新的启发的那一类人（谢林）。（同上，页88）
与关于《斐德若》地位的争论不同，关于我们是否能够确定对话的严格历史次序以及写作时间的争论，迄今仍未得到解决。
3．隐秘传统的有效性
与他所确定的《斐德若》的地位和对话次序不同，施莱尔马赫对某种隐秘传统的拒绝，直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都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除了几处例外，施莱尔马赫偏爱公开传统胜于隐秘传统，这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解释。黑格尔曾批评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论著是吹毛求疵的多余之作，拒斥柏拉图作为艺术家的观点，但即便是他，也赞同施莱尔马赫：“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哲学就存在于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作品中。”(81)转变的契机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当时古典学家开始回答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问题。(82)很大程度上，对未成文学说（agrapha）的新的学术关注，并未触动对话的权威性，尽管它的确引导某些学者重新思考，新柏拉图主义作为柏拉图学说的真实表达是否有效。(83)
关于未成文学说的真正争论始于1959年，克雷默（Hans Joachim Krämer）当年出版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论美德》（Areté bei Platon und Aritsoteles），他提出新的秘传说。施莱尔马赫被置于论争的中心：“只因施莱尔马赫的权威，使这种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几乎完全陷于停滞。”(84)提戈斯泰德嘲讽这种对“施莱尔马赫不幸（evil）天赋”的攻击（Tigerstedt，《衰落》，页5），然而有几位著名学者同意克雷默的评价。(85)这些隐秘说的支持者，并非仅仅为隐秘传统的有效性作辩护，而是主张隐秘传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他们无法否弃书写传统，却坚持认为，书写传统中找不到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原则（参见如Gaiser，页3），书写传统的地位“要低于口传过程”（Krämer，《柏拉图与基础》，页70），有时候，书写传统甚至只是柏拉图真实教诲的“面具”（mask）（Findlay，页4）；因此，只有根据隐秘的哲学原则，形诸文字的柏拉图学说方能得到解释。所以，克雷默与其他学者与所谓的图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联合起来，为自己确定了任务：根据《斐德若》、第七封书信，以及由柏拉图的内部学生圈子传下来的、未成文的口头教诲，重构隐秘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会更看重滕内曼而非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
克雷默的确对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提出了某些有说服力的批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克雷默对柏拉图的隐秘传统的重构，本质上具有黑格尔主义之嫌疑（参见Krämer，《柏拉图与基础》，页157-167。比较Findlay，页351；页399-400）。如此将某些内容强加给柏拉图哲学，施莱尔马赫坚持对真实的书面对话作新的“批评性”考察，以此努力反对的，恰恰是这种做法。施莱尔马赫没有否认隐秘传统的有效性；而是提醒我们，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口头教诲，对于我们可以从书面对话中学到的内容而言，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因此，“为另外一个已然丢失的柏拉图智慧宝藏魂牵梦绕或痛心疾首，这毫无用处”（施莱尔马赫，“引论”，页37）。由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文集》译著是未竟之作，所以，我们无从知晓他会怎样看待第七封书信的真实性问题。
四、总结
施莱尔马赫如何理解柏拉图？在绪论中，我指出这个问题不同于、而且逻辑上先于柏拉图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问题。考虑到施莱尔马赫是一位柏拉图学者，这就为理解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是哪个柏拉图设定了必要框架，或许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他的柏拉图是写出（书面）对话的柏拉图，这个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哲学是个统一的整体；他的柏拉图是后世柏拉图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柏拉图。然而，这个框架尽管必要，却仍然是纯粹形式化的，所以对眼下这个问题只能提供一个片面的答案。这需要研究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哲学的实质性分析，作为补充。问题在于，施莱尔马赫明显视自己的身份为语文学家，这个身份恰恰要求他避免这样一项任务；他写作“总论”的目的，是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新的、直接进入柏拉图作品的路径（见同上，页28）。尽管这也是单篇对话引论的目的，但这些引论却为认识施莱尔马赫更具实质性的柏拉图解释提供了决定性洞见。
这些洞见也可以作为过渡到另一问题的桥梁，即柏拉图或柏拉图主义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施莱尔马赫的？阿恩特（Andreas Arndt）的提醒当然正确：施莱尔马赫不时声明对柏拉图的崇敬，这并不证明柏拉图哲学对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Arndt，前揭，页vii）。但施莱尔马赫的单篇对话引论，恰恰可以证明他的声明无法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不同之处在于，施莱尔马赫在《智术师》的辩证法中认识到“真正哲学的本质”（施莱尔马赫，“《智术师》引论”［1807］，见《论柏拉图哲学》，页250）；他拒绝接受对柏拉图的身心关系理论的二元论解释（施莱尔马赫，“《斐多》引论”［1809］，见同上，页291）；他小心区分各种柏拉图解释的派别，而没有简单地拒绝新柏拉图主义了事。所以，问题的答案介于阿恩特的主张——1803年以后，很大程度上，我们在施莱尔马赫那里看到的是“含混不清的柏拉图主义”（Arndt，页xxii）——与肖里的赞赏之间：
唯一真实的柏拉图传统［是］自由派神学（liberal theology）和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这一论域中真实而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者是西塞罗、普鲁塔克、施莱尔马赫、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马蒂内（Martineau）这样一些人。(86)
在种种声称理解真正的柏拉图的柏拉图主义者中间，不大容易辨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尽管非常精巧，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真正柏拉图式的，或必然不是柏拉图式的。
(1) 本文的研究得到洪堡基金（1996-1997）和乔治城大学暑期教师研究基金的资助（1996）；除两个机构之外，我还要感谢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伯兰登堡科学院。我尤其要感谢Kurt-Victor Selge、Wolfgang Virmond和Cilliers Breytenbach慷慨的学术接待。我还要感谢Dawn DeVries、William C.McFadden、S.J.，Elizabath Mckeown、Alexander Sens、Brent Sochness、David Wolfsdorf，以及《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的读者；他们对初稿的详细评论真是弥足珍贵。
(2) 《施莱尔马赫致拉梅尔（G.A.Reimer）》，1803年6月，见《施莱尔马赫生平·书信》（Aus Schleiermacher’s Leben.In Briefen.4 vols，Berlin 1861），卷3，页349，以下简称ASL。
(3) 《柏拉图文集》（Platons Werke）von F.Schleiermacher, 3 vols，Berlin, 1804-1828。
(4) 见Hermann Gauss，《柏拉图对话实用哲学评注》（Philosophischer Handkommentar zu den Dialogen Platos），6 vols，Bern：Herbert Lang, 1952-1961，卷1:20-21；Jürg Jantzen，《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与注释》（Schleiermacher’s Platon-Übersetzung und seine Anmerkungen dazu），见F.D.E.Schleiermacher，《论柏拉图哲学》（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ed.Peter M.Steiner，Hamburg：Felix Meiner, 1996），页xlv-lviii。维拉莫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少数派观点认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令人不可忍受”，这个观点一定程度上出于他确信柏拉图“不可译”而必须阅读希腊原文（Platon：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3d ed.，Berlin and Frankurt am Main：Weidmann, 1948，p.xii）。
(5)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的对话引论可以在Peter M.Steiner新近编辑的《论柏拉图哲学》中见到。施莱尔马赫的引论英译以“柏拉图对话引论”（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trans. William Dobson, 1836；reprint，New York：Arno Press, 1973）为题。除非另行注明，所有引述都是我的译文，页码指Meiner版。正文中的“总论”，注释中为“Einleitung”。
(6) W.Dilthey，《施莱尔马赫生平》（Leben Schleiermachers，1870），见《著作集》（Gesammelte Schriften），vol.13，pts.1 and 2，以下简称GS, 13/1或GS, 13/2，ed.M.Redeker，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 1970，13/2，页37。
(7) G.A.Krapf的博士学位论文《柏拉图的辩证法与施莱尔马赫思想：对施莱尔马赫的再解释》（Platonic Dialectics and Schleiermacher’s Thought：an Essay towar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Schleiermacher，Yale University Ph.D.1953）仍是英语学术界关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中最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它是五十年前的旧作。Richard B.Brandt的《施莱尔马赫的哲学：他的科学与宗教认识理论的发展》（The Philosophy of Schleiermacher：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eory of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Knowledge，New York：Greenwood, 1968）只是偶然提及柏拉图。Robert R.Williams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上帝观之建构》（Schleiermacher the Theologia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ctrine of God，Philadolphia：Fortress, 1978）提醒我们，施莱尔马赫是柏拉图翻译家（页14），并对施莱尔马赫的神学与《帕默尼德》作了比较（页60-64），却不知道施莱尔马赫到底就这篇对话说了些什么；他最关注的问题是比较施莱尔马赫与库萨（Cusanus），后者代表一种类型的柏拉图主义。相反，Albert L.Blackwell的《施莱尔马赫早期的生命哲学：决定论，自由与幻想》（Schleiermacher’s Early Philosophy of Life：Determinism，Freedom，and Phantasy，Chico，Calif：Scholars Press, 1982）专辟一章“施莱尔马赫受惠于斯宾诺莎与柏拉图”（Schleiermacher’s Debt to Spinoza and Plato，页123-136），回顾了此项翻译计划，并描述了施莱尔马赫受柏拉图影响之概况。Hans Joachim Krämer的施莱尔马赫对话引论研究《柏拉图与形而上学之基础：论柏拉图的原则与未成文学说之理论，附基本研究文献》（Plato and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isics：A Work on the Theo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of Plato with a Coll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ocuments，ed.and trans. John R.Catan，Albany，N.Y.：SUNY Press, 1990）由意大利语译为英语，但他更关注有关直接或间接的柏拉图传统的论争而非理解施莱尔马赫（参见本文III部分分以下）。在《活的上帝：施莱尔马赫对斯宾诺莎的神学评价》（The Living God：Schleiermacher’s Theological Appropriation of Spinoza，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84-91）中，我关注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化的斯宾诺莎主义”（Platonized Spinozism），却未进一步深入，这一主题引导我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8) Hernrich von Stein，《柏拉图主义史六卷：柏拉图体系及其与后世神学和哲学的关系》（Sieben Bücher zur Geschichte des Platonismus：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System des Plato und sein Verhältniss zur späteren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3 vols.，Göttingen, 1862，1865，1875；reprint. Frankfurt am Main, 1965），卷3，页409。
(9) 同上，页375。据Holger Thesleff在《柏拉图编年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Chronology，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no.70，Helsinki：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82，页375）中称，“在德语影响范围之外不存在‘柏拉图问题’。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研究遵循继承下来的原则，很少关注成书时间与真实性问题”。
(10) R.Steven Turner，《历史主义、批评与1790-1840年的普鲁士学界》（Historicism，Kritik，and the Prussian Professioriate，1790 to 1840），见《十九世纪的哲学与解释学II》（Philosophie und Hermeneutik im 19 Jahrhundert II，ed.Mayotte Bollack and Heinz Wismann，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 1983），页468。
(11) 除页17注释4中的著作，可参Werner Schultz，《施莱尔马赫论著中的希腊气质》（Das griechische Ethos in Schleiermachers Reden und Monologen），见《新系统哲学与宗教哲学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10，1968；页268-288）；H.G.Gadamer，《柏拉图式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Platonicien），见《哲学档案》32辑（Archives de Philosophie 32，1969，页28-39）；Franz Christ，《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的神话和逻各斯之关系》（Schleiermacher zum Verhältnis von Mythos und Logos bei Platon，页837-848），以及Gunter Scholtz，《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的理念论》（Schleiermacher und die Platonische Ideenlehre，页849-874），见《新系统哲学与宗教哲学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10，1968；页268-288），两篇文章均见《国际施莱尔马赫年会1984》（Internationaler Schleiermacher-Kongress 1984，ed.Kurt-Victor Selge，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5）；Eilert Herms，《施莱尔马赫伦理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Platonismnus und Aristotelismus in Schleiermachers Ethik），见《施莱尔马赫哲学与哲学传统》（Schleiermacher’s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ed.Sergio Sorrentino，Lewisten，Maine：Edwin Mellen, 1992），页3-26。
(12) 《施莱尔马赫致布林克曼（Carl Gustav von Brinckmann）的信》，1800年6月9日。见施莱尔马赫，《批评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pt.5，Briefwechsel，ed.Andreas Arndt and Wolfgang Virmond，Berlin u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5-），卷4，页82。以下简称KGA。
(13) 分别参见页17注释4；Paul Kroker，《特别由柏拉图的道德学说看施莱尔马赫的道德学说》（Die Tugendlehre Schleiermachers mit speziell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ugendlehre Platos，Ph.D.diss.，Universität zu Erlangen, 1889）；Norbert Vorsmann，《柏拉图主义对于施莱尔马赫与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s Platonismus für den Aufbau der Erziehungstheorie bei Schleiermacher und Herbart，Düsseldorf：A.Henn, 1968）。
(14) 参见《论柏拉图哲学》（参页17注释4）的三篇导言：Andreas Arndt，《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页vii-xxii），Peter M.Steiner，《关于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的论争》（Zur Kontroverse um Schleiermachers Platon，页xxiii-xliv），Jantzen（页17注释1）；亦参Th.A.Szlezák，《施莱尔马赫1804年的柏拉图翻译“引论”：铁德曼与滕内曼之比较》（Schleiermachers‘Einleitung’zur Platon-Übersetzung von 1804：Ein Vergleich mit Tiedemann und Tennemann），见《古典与西方》（Antike und Abendland 43，1997），页46-62。这四位学者中唯有Arndt是施莱尔马赫专家。
(15) 《施莱尔马赫致赫尔茨（Herz）》，1799年4月5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90。
(16) 施莱尔马赫，《论宗教：对有教养的宗教鄙视者的谈话》（Über die 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Berlin, 1799）。
(17) 《施莱尔马赫致赫尔茨》，1799年4月29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101。
(18)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10日和28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12，442-443；柏拉图翻译广告刊登在1800年3月29日第43期《大众文学报》的“知识界”专栏（Intelligenzblatt der Allgemeinen Litteraturzeitung，KGA，第五部分，卷3，页431-432）和《诗学杂志》（Poetisches Journal 1，no.2，1800），页493-494；《施莱尔马赫致波克》，1808年6月18日，GS, 13/2，页70-75。
(19) 有证据表明两人在同室共居的头一年共同策划此项计划。但《批评版施勒格尔文集》（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ge，München und Wien 1958ff.）的编者贝勒（Ernst Behler）辩称，施勒格尔早在1796年就着手翻译柏拉图，远在遇到施莱尔马赫之前（见卷19，页536）。
(20)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10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12。
(21)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21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31-432。
(22)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约1800年4月4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55。
(23) 他接着写道，柏拉图的作品“使我充满了激情，从我知道他那天起，就对他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深刻崇敬——但同时我在他面前又会陷入敬畏，我害怕超出自己的能力之限度。上帝会帮助我们的”。见《施莱尔马赫致布林克曼》，1800年4月22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86。
(24)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28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43。
(25) Hans Stock辩称，这两位朋友之间的不和应当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中来解释，而非仅仅局限于柏拉图翻译计划，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只归结为施勒格尔的人格缺陷；斯托克声称两人关系的偏离，是由各自将关于个体性的浪漫派观点内在化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所导致的结果，这种说法还是过于将问题理想化了（Friedrich Schlegel und Schleiermacher，Ph.D.diss.，Universität zu Marburg, 1930）。狄尔泰的评价更为鲁莽，他将两人的分歧归结为“施勒格尔不成熟和未卜先知式的思想，与施莱尔马赫坚实而有根有据的柏拉图论著之间的矛盾”（GS, 13/2，页48）。
(26) 《施莱尔马赫致布林克曼》，1800年6月9日，“我必须怎样研究才配作施勒格尔翻译柏拉图的合作者啊！……不管整个冒险如何激动人心，不管我有多少神圣的敬畏，如果搞出来的只是平庸之作，我决不会原谅自己”（KGA，第五部分，卷四，页82）。
(27)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3年5月5日，ASL，卷3，页341。
(28) 《施莱尔马赫致赫尔茨》，1800年6月5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119。
(29) 参见L.Heindorf，《柏拉图对话四篇：〈吕西斯〉、〈卡尔米德〉、〈希庇阿斯前篇〉、〈斐德若〉》（Platonis Dialogi Quattuor：Lysis，Charmides，Hippias Major，Phaedrus，Berlin, 1802）。
(30)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6月初，KGA，第五部分，卷4，页122。
(31)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0年6月10-11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145-151。
(32)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0年9月13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258。
(33)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11月8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352。
(34)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1年1月10日，ASL，卷3，页251。
(35)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1年10月26日，ASL，卷3，页295。
(36)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1年2月7日，ASL，卷3，页261。几年后，施莱尔马赫全面解释了他自己确定对话真实性及次序的方法（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4年10月10日，ASL，卷3，页404-406）。
(37)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1年4月27日，ASL，卷3，页271-272）。
(38) 《施勒格尔致拉梅尔》，1803年12月12日，ASL，卷3，页370。
(39) 《施莱尔马赫致拉梅尔》，1803年12月12日，ASL，卷3，页370。
(40) 施莱尔马赫，《关于柏拉图翻译的广告》（Anzeige die Übersetzung des Platon betreffend），见1800年3月29日第43期《大众文学报》的“知识界”专栏（见G.Meckenstock，《历史引言》，KGA，第一部分，著作与手稿，卷3，页civ-cv；亦参阿恩特，注释14，页xviii-xix）。
(41) 阿斯特是施勒格尔和谢林（F.W.J.Schelling）的学生。在狄尔泰看来，施勒格尔只是通过对阿斯特的个人影响而在柏拉图学术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见GS, 13/2，页44-45）。阿斯特进而自称为柏拉图研究者，但施莱尔马赫自始至终对其作品持批评态度。在其《柏拉图文集》译著第二版（1817）中，施莱尔马赫加入了许多对阿斯特的批评。在其1829年的科学院演讲《论解释学概念，以伍尔夫的导言和阿斯特的文本为例》（On the Concept of Hermeneutics，with Reference to F.A.Wolf’s Introductions and Ast’s Textbook）中，施莱尔马赫对阿斯特仍有争论。参见Schleiermacher，《解释学与批评》（Hermeneutik und Kritik，ed.Manfred Fran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77，页309-346，trans. James Duke and Jack Forstman），见《解释学：手稿》（Hermeneutics：The Handwritten Manuscipts，ed.Heinz Kimmerle，Missoula，Mont.：Scholars Press, 1977），页175-214。
(42) 施莱尔马赫，《评阿斯特的〈论柏拉图的《斐德若》〉》（Renzension von Friedrich Ast：De Platois Phädro，Jena，1801），见《文学报》（Litteratur-Zeitung，vol.7，no.30），1802年4月12日；亦参KGA，第一部分，卷3，页474。
(43) August Boeckh，《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文集〉第一部分第一卷评论》（Renzension von Platons Werke von Schleiermacher. Ersten Theiles erster Band.Berlin, 1804），见《海德堡文学年鉴》（Heidelbergische Jahrbucher der Literatur 1），第五部，第1-3期（1808），页81-121，页83引文。Turner（前揭）辩称，通过波克，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原则为十九世纪的德国语文学“知晓”，并成为“普遍趋势”（页471）。
(44) 参见如波克对P.G.van Heusde，《判断柏拉图的决定性标准》（Specimen criticum in Platonem，Leiden, 1803），见《耶拿大众文学报》（Jena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6，no.1），1809年1-3月，页161-168。
(45) 例如最新的《柏拉图文集》（Platon：Werke，8 vols.in Greek and German，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0）使用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但既没有收入他的引论，也未接受他的对话排序。
(46) 参见如David Wolfdorf，《柏拉图的〈卡尔米德〉、〈拉克斯〉、〈吕西斯〉中的疑难》（Aporia in Plato’s Charmides，Laches，and Lysis，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页1-39。在很大程度上，是施莱尔马赫的批评将Wolfsdorf重又引入对话：T.A.Szlezák承认施莱尔马赫的总论仍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高水准的现代对话理论之解读”（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 1985，p.339）；亦参Krämer对“现代施莱尔马赫主义”的批评，见《柏拉图与基础》（Plato and the Foundations），前揭，页3-74。
(47) 这个评价与Szlezák的评价不同，后者列举了施莱尔马赫的洞见有赖于滕内曼的十二条理由，以之挑战施莱尔马赫“总论”的“经典”地位（见《施莱尔马赫的“引论”》，前揭，页51-53）。
(48) 参见Harald Schnur，《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及其十八世纪前史》（Schleiermachers Hermeneutik und ihre Vorgeschichte im 18.Jahrhundert：Studien zur Bibelauslegung，zu Hamann，Herder und F.Schlegel，Stuttgart and Weimer：J.B.Metzler, 1994）；William Baird，《新约研究史卷一》（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Research，vol.1，From Deism to Tübingen，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 1992）。
(49) E.N.Tigerstedt，《新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解释之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Neoplatonic Interpretation of Plato：An Outline and Some Observations），见《人文评论》（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no.52，Helsinki-Helsingfors：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74），页63。
(50) 同上，页46。参见James Geddes，《论古人、特别是柏拉图的写作的谋篇行文》（An Essay on the Composition and Manner of Writing of the Antients，Particularly Plato，Glasgow, 1748），页104；114-143。
(51) 滕内曼坚持柏拉图“有双重哲学，外在的和内在或秘密的”（《柏拉图哲学的体系》，卷1，页137）。Tigerstedt将滕内曼作为施莱尔马赫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批评对象（见《新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解释之衰落》，页6）。
(52) 同时，或许同样真实的是，施莱尔马赫反对口传的行动不单单出于历史—批评的兴趣，而事实上是一桩新教行动（Protestant move）。就像路德在他之前所做过的那样，施莱尔马赫坚持认为，必需的东西已然在文本中给出了，口传带不来任何新东西。
(53) 他引述自己在哈勒大学的前任教授Johann August Eberhard为例，后者也呼吁对话的说教功能——即将青年人塑造成为有德性的公民（见施莱尔马赫，“引论”，页46）。
(54) 施莱尔马赫在此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暗示：“每一篇对话都必须像一个活的造物那样编排在一起，使其拥有自己的身体；它一定不能无头或无腿；它必须有相互协调和与整体协调的腰身和四肢”（Plato，Phaedrus 264c，trans. Alexander Nehamas and Paul Woodruff，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Hackett, 1995，页62）。
(55) 在一篇关于自己的作品与施莱尔马赫作品之关系的冗长讨论中，赫尔曼解释说，尽管他坚信施莱尔马赫“生动的、有机体式的发展图式”，也坚信需要由此假设出发的科学进路，但他（与施莱尔马赫不同）认为这意味着必须将发展的观点应用于柏拉图本人。赫尔曼辩称，柏拉图在写作之前不可能对其哲学学说有全盘的把握。真正历史的观点（与施莱尔马赫的“伪历史的”观点相对）迫使我们承认柏拉图必然受到他的时代的影响，就是说，他自己的理解必然经历了发展过程（Karl Friedrich Hermann，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Heidelberg, 1839，页351）。施莱尔马赫在这一点上并非没有含糊之处。他肯定知道，历史—批评方法必然导致不得不将其对象视为其他任意一篇作品，而且他声言反对任何“剥夺每个人赏析［柏拉图］的权利，剥夺甚至在作出公开评价后又修正或转变其看法的权利”的立场（“引论”，页57）。但同时，他关于柏拉图作为艺术家的看法似乎不容许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56) 施莱尔马赫，“引论”，页65。他进而辩称，个别神话是由柏拉图式的基本神话（Platonic Grundmythos）发展和构造出来的（页66）。
(57) 同上，页58。赫尔曼在这一点上信赖施莱尔马赫，但把形式作为工具来加强自己关于柏拉图思想之发展的立场。
(58) 在其《王制》（1828）引论中，施莱尔马赫将《王制》作为此前完成的所有对话的“拱顶石”，但他强调指出，它并非柏拉图的最高成就（页383）。他在结束《王制》引论时说：“毋庸置疑，当柏拉图撰写［《王制》］各章时，他已决定将《蒂迈欧》和《克里提阿》与其连接在一起了”（“《王制》引论”，页387）。由于他未进而为最后两篇对话，为第七封书信，或为《法义》撰写引论，所以上面这句话成了他的对话引论的最后一句话。
(59) 参见W.Virmond，《虚构的作者：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对话的技术性解释（1804）作为他的哈勒解释学的预备（1805）》（Der fictive Autor：Schleiermachers technische Interpretation der platonischen Dialoge（1804）als Vorstufe seiner Hallenser Hermeneutik（1805）），见《哲学档案》（Archivo di Filosofia 52，1984），页225-232；亦参Julia A.Lamm，《从柏拉图开始：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哲学根据》（1997年11月22日在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上宣读）。
(60) 关于两人各自的解释学的文献非常广泛。参见Josef Körner，《施勒格尔的语文学哲学》（Friedrich Schlegels Philosophie der Philologie），见《逻各斯》（Logos，17，1928），页1-72；Hermann Patsch，《施勒格尔的“语文学哲学”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早期建构》（Friedrich Schlegels‘Philosophie der Philologie’und Schleiermachers frühe Entwürfe zur Hermeneutik），见《神学与教会杂志》（Zeit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63，1966），页434-472；H.Jackson Forstmann，《施勒格尔与施莱尔马赫的语言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by Friedrich Schlegel and Schleiermacher），见《探究》（Sounding 51，Summer 1968），页，146-165；Hendrik Birus，《解释学的转折点？评施莱尔马赫-解释》（Hermeneutische Wende？Anmerkungen zur Schleiermacher-Interpretation），《欧弗理翁》（Euphorion 74，no.2，1980），页213-222；Reinhold Rieger，《解释与认识》（Interpretation und Wissen：Zur philosophischen Begründung der Hermeneutik bei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Berlin and N.Y.：Walter de Gruyter, 1988）；Schnur，前揭，页139-159。
(61) 《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8月初，KGA，第五部分，卷4，页181。
(62)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9月初和12月8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244；353。
(63) 《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1年1月10日，ASL，卷3，页252-253。
(64) 参见《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1年1月7日，ASL，卷3，页259-260。
(65) 参见施莱尔马赫，《阿斯特评论》，KGA，第五部分，卷3，页472-473。
(66) 参见施莱尔马赫，“引论”，页87。在其《斐德若》引论中，施莱尔马赫详述了总论中提出的理由：自然无可否认的是，几乎他的全部哲学的种子都埋在《斐德若》中了，但正如其未充分发展的状况非常明显，所以在对话的非直接方法中，不完整性特别泄露了自身”（“《斐德若》引论”，页87）。
(67) 《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4年10月10日，ASL，卷3，页405。
(68) 《施莱尔马赫致波克》，1808年6月18日，Dilthey，GS, 13/2，页72-73。
(69) Werner Jaeger将《斐德若》晚期地位的发现，因此也将对施莱尔马赫之排序的首次批评，归于赫尔曼和他1839年出版的《历史与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参‘Der Wandel des Platobildesim 19.Jahrhundert’，载Humanistische Reden und Vorträge，1936，2d.ed.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60，页133）。Virmond，前揭，将这一发现推迟到Stallbaum和他1832年的著作《柏拉图对话选》（Plato：Dialogi selecti，also published as Platonis Opera Omnia，vol.4，sec.1；reprint，N.Y.and London：Garland, 1980）；但他辩称，Hermann在其1833年关于Stallbaum著作的评论中承认新的排序非常重要，并欢迎施莱尔马赫指导地位的终结，1839年他对此立场作了更为全面的发展（页232）。Thesleff（本文第二页注释2）确定施莱尔马赫指导地位的终结甚至更早，在Socher 1820年的柏拉图研究著作中；他认为Socher第一次使用了新的、后来为Hermann所发展的语言史方法（页2；页8）。
(70) 关于语言史方法的更多讨论，参见E.N.Tigerstedt，《解释柏拉图》（Interpreting Plato，Uppsala：Almquist&Wiksell, 1977），页25-51。关于作品风格学方法的更多讨论，参见Leonard Branwood，《柏拉图对话年表》（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Camg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1) 参见Krapf，前揭，页56；61-62，以及Karl Pohl，《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中语言对于认识行为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r Sprache für den Erkenntnisakt in der‘Dialektik’Friedrich Schleiermachrs），见《康德研究》（Kant-Studien 46，no.4，1954-1955），页308-315。
(72) 参见Nehamas和Woodruff，《〈斐德若〉导言》，前揭，页xxvii-xxviii。可惜的是，他们引述说，施莱尔马赫在1836年表达了这个观点，可是1834年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去世了。
(73) Albin Lesky，《希腊文学史》（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trans. James Willis and Cornelis de Heer，London：Methuen, 1966），页515。
(74) 《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10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12，强调为笔者所加。
(75) 《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3月28日，KGA，第五部分，卷3，页443。
(76) 《施莱尔马赫致施勒格尔》，1800年9月13日，KGA，第五部分，卷4，页257。
(77) 参见《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1800年11月中旬，KGA，第五部分，卷4，页317-318。
(78) 《施莱尔马赫致波克》，1808年6月18日，GS, 13/2，页71。
(79) Klaus Oehler，《解神话化的柏拉图》（Der entmythologisierte Platon：Zur Lage der Platonforschung），见《柏拉图的为成文学说问题》（Das Problem der Ungeschriebenen Lehre Platons：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latonischen Prinzipienphilosophie，ed.Jürgen Wippern，Darmstadt：WB, 1972），页98。
(80) 参见策勒尔，《历史发展中的古希腊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Grei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3 vols.，Tübingen, 1856，1859），页98-99。
(8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in Sämtliche Werke，vol.18，3d ed.，Stuttgart, 1959），页178。
(82) 最值得一提的是Werner Jaeger，John Burnet，A.E.Taylor，C.J.de Vogel。De Vogel在《柏拉图：成文与不成文学说》（Plato：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Fifty Years of Plato Studies，1930—1980）中对重新焕发的、对未成文学说的兴趣作了很好的历史性概述，见《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再思》（Rethinking Plato and Platonism，Leiden：E.J.Brill, 1986），页3-56。
(83) De Vogel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到施莱尔马赫及其遗产，她写道，“柏拉图研究更为激进的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是由于柏拉图与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的分离”（On the Neoplatonic Character of Platonism and the Platonic Character of Neoplatonism，Mind 62:44，1953）。
(84) Hans Joachim Krämer，《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论德性》（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Zum Wesen und Zur Geschichte der platonischen Ontologie，Heidelberg：Carl Winter Universit？tsverlag, 1959），页18。
(85) 参见J.N.Findlay，《柏拉图：成文与未成文学说》（Plato：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1974），页406；Konrad Gaiser，《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Studien zur systematis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Platonischen Schule，Stuttgart：Ernst Klett Verlag, 1963），页335，注释1；Oehler，前揭，页102；Szlezák，《柏拉图与书写》，前揭，页331-332，注释3；Jürgen Wippen，“引论”，见氏编，前揭，页vii。
(86) Paul Shorey，《古今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Ancient and Moder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8），页44，比较页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