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

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

阿恩特（Andreas Arndt）　著

黄瑞成　译

“从来没有哪个著作家对我的影响，能比得上这位像神一样的人，尤其是他不仅将最神圣的哲学，而且将最神圣的人透露于我。”⁽¹⁾由这封书信自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对施莱尔马赫本人的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尽管施莱尔马赫向来对柏拉图怀有敬意，却无法证明，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发展史的性质（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²⁾施莱尔马赫本人的哲学见解，首先是通过与下列哲学的论辩而形成：他学术上的导师艾伯哈特（Johann August Eberhard, 1739-1809）⁽³⁾的哈勒学院派哲学（Halischen Schulphilosophie）、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的斯宾诺莎论著。⁽⁴⁾施莱尔马赫的核心是伦理学问题，并因此与古典哲学家、首先是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施莱尔马赫首要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至于柏拉图则退居次席，直到1794年，施莱尔马赫才开始为研究柏拉图奠定基础，1797年以后，他又将柏拉图纳入了与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哲学合作。实事求是地说，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的契合首先是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果，而这个发展过程基本上独立于柏拉图哲学。

确切无疑的是，施莱尔马赫接受了古典主义的教育，与所有同时代有教养的人一样，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通过阅读而熟谙柏拉图对话。在尼斯库的（Nieskyer）“旧式教育机构”（Pädagogium），一所隶属于海恩胡特兄弟会（Herrnhuter Brüdergemeine）的文科中学里，柏拉图已经被列入课程（参阅KGA V/l，页XXVIII），1783-1785年施莱尔马赫在此读书。然而，在哈勒学习期间（1787-1789），亚里士多德却成了施莱尔马赫的兴趣中心，他曾打算翻译和评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he Ethik）和《政治学》（Politik）。⁽⁵⁾1793/94年间，作为教师候选人，他在柏林大学教师教育系⁽⁶⁾（用拉丁文）撰写了题为《施莱尔马赫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Philosophiam politicam Platonis et Aristotelis comparavit Schleiermacher）的论文（KGA I/l，页501-509）。这篇应景之作几乎没有表现出施莱尔马赫本人对于柏拉图的见解，至少没有证明，他对柏拉图哲学有何明确的优先权（Präferenz）。根据他1802年可信的公开自我评价，尽管他早年对柏拉图钦佩不已，却未能真正理解他：

我在大学开始读柏拉图的时候，总体上对他少有理解，只不过有一丝模糊的微光向我闪现而已，但无论如何，那时我已经爱上柏拉图，并且钦佩他。⁽⁷⁾

1794年施莱尔马赫中断了他的教师教育，正是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前面提及的论文，当时，他有可能在瓦尔特河畔的兰茨贝格（Landsberg an der Warthe）获得了一个代理牧师的职位。到了1796年秋，他被委任为柏林随军医院（Berliner Charité）的新教牧师，并在此服务直到1802年春。接着，在波莫瑞的施道尔普（Pommerschen Stolp）任宫廷牧师的一段插曲之后，1804/1805年冬季学期，施莱尔马赫被聘为哈勒大学神学教授。他在此任教，直至普鲁士帝国（Preuβens）解体，根据《梯尔希特和约》（Tilster Frieden），从普鲁士划出哈勒，归威斯特法伦帝国（Königreich Westfalen），随后，他去了柏林。在此他找到了自己最终的用武之地，（从1809年开始）任三一教堂牧师，（从1810年开始）任新建立的柏林大学神学教授和科学院院士。尚在施道尔普时期，1804年的复活节博览会上，柏林的Realschulbuchhandlung出版社出版了《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文集〉：第一部分第一卷》（Platons Werke von F.Schleiermacher. Ersten Theiles Erster Band），其中包括《斐德若》（Phädros）、《吕西斯》（Lysis）、《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和《拉克斯》（Laches）。至1809年又相继出版了接下来的四卷，在此之前，出版曾陷于停顿；而第三部分第一卷《王制》（Staat），自1810年以来由出版社多次预告后，⁽⁸⁾终于1828年出版。但是，全部译文仍未完成。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可以说在柏林大学奠基的前一年达到顶峰，并最为显著地展露。1809年以后，柏拉图翻译的停顿，与其说是出于职业责任和有了其他研究计划，倒不如说是由于兴趣减退。然而，施莱尔马赫早年的思想发展，起初绝对没有走上柏拉图哲学之路，相反应当说他只是被引到这条路上。实际上，首先是与施勒格尔的哲学合作，激发了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哲学的深入研究，而施勒格尔的哲学思考——也受到荷兰哲学家海姆施泰胡斯（Franz Hemsterhuis）⁽⁹⁾的影响——毫无疑问，与柏拉图紧紧相连。1799年1月中旬至5月中旬在波茨坦（Potsdam）停留期间，施莱尔马赫精心研究了柏拉图对话（参阅KGA V/3，页XX），在那里他获得了一个宫廷牧师职位，《论宗教》（Reden über die Religion）也正于此间完成。一年多以后，当他通过书信自白回顾他对柏拉图的崇敬，并谈及这位哲学家对他非同寻常的影响时，大概他首先将此与1799年以来对柏拉图的集中研究联系在了一起。⁽¹⁰⁾其背景是施勒格尔对一个共同翻译计划的兴趣，在施莱尔马赫完成《论宗教》之后，施勒格尔紧接着提议翻译柏拉图的作品。⁽¹¹⁾施莱尔马赫立即表示赞同，因为1798年施勒格尔就对他讲过此事的必要性。1808年6月18日，施莱尔马赫在致老哲学家波克（August Boeckh, 1785-1867）的信中回忆说：

想必是1798年，施勒格尔在我们很少涉及柏拉图的哲学交谈中，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表达了这个想法，即在目前的哲学处境中，有必要让柏拉图发挥正确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完整地译出柏拉图。与此同时，我们还谈到了合作，它应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¹²⁾

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起初是早期浪漫派“共同哲思”（Symphilosophieren）的一个方案，它的起源和进展都与施勒格尔密不可分。这项翻译计划的具体操作，是此时移居耶拿（Jena）的施勒格尔于1800年1月与那里的出版商弗劳曼（Karl Friedrich Ernst Frommann）（参阅KGA V/3，页378及下页，页385）进行商议，并在三月最终达成协议（参阅《施勒格尔致施莱尔马赫的信》，1800年3月10日，同前，页412）。合同计划出两卷，其中第一卷应在1801年复活节出版。施勒格尔的分工是把握翻译的整体进程，译稿则应相互勘校。施勒格尔本人须为第一卷撰写一个详尽的（有15个帝国塔勒的酬金）“柏拉图研究导论”，应阐明柏拉图研究对于1800年前后的哲学论辩局面具有的意义；与此相应，施莱尔马赫则应以“柏拉图的特色”来结束第二卷，并按照施勒格尔当时的语言习惯，理解对柏拉图精神的系统性重构。施勒格尔特别重视对话的编排，并主张

一种历史的次序。在最近的阅读中，我觉得必须将其理解为一个阶梯通道，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多数对话相互闭锁，很可能就像一组有指向性的套房，很难弄清其全貌，而要为每篇对话确定其位置却完全没有必要。（同上）

因此，施勒格尔的主要兴趣在于，柏拉图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何一般性和系统性的内在关系，如何从流传下来的对话中进行重构。他的翻译计划旨在全面理解柏拉图精神，就此而言，即便在施莱尔马赫最终单独承担此项任务之后，它仍与——尽管见解上有差异——施勒格尔密切相关。翻译作为对整体的系统性和发生学（genetische）重构⁽¹³⁾——此项计划是1800年之际的一个“解释学转折点”，它将启蒙的处境解释学（Stellenheumeneutik）放进了由部分解释整体的全面计划之中。这个使施莱尔马赫备受赞誉的转折，是在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由施勒格尔所实施的，而后，施勒格尔的同道施莱尔马赫与阿斯特，在系统化过程中，将其由萌芽变为现实。⁽¹⁴⁾施莱尔马赫也在其书信中承认，在“较高级的”语文学批评领域，施勒格尔是他的权威模范，尽管他必须首先通过“较低级的”语文学批评为自己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的思想或许没有他那么面面俱到，我的体系也不如他的宏大，但实行起来恐怕在某些方面会更有用、更可行。可是，这较高级的语文学不像较低级的语文学那样有基础，若无高超技艺，这较高级的语文学等于空中楼阁，它有可能非常符合事实，却无法得到证明［……］。目前我的确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不会像伍尔夫或施勒格尔那样［……］冒什么大风险，我只会尝试像柏拉图这样的个别问题。（《致布林克曼的信》，1800年12月14日，见施莱尔马赫，《书信集》，卷4，页90）

由于施勒格尔在翻译计划的预告中，没有提及施莱尔马赫，这导致第一次的不和。⁽¹⁵⁾施勒格尔其他的文学计划，尤其是撰写他尚未完成的小说《卢辛德》（Lucinde）的第二部分，阻碍了他自己着手翻译柏拉图，也阻碍了他向施莱尔马赫全面阐述关于柏拉图对话之内在关系的假说。只是在朋友的不断催促下，施勒格尔才于1800年将他的“假说之综合”（Complexus von Hypothesen）——《柏拉图作品的原则》（Grundsätze zum Werk Platons）——⁽¹⁶⁾寄给了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对此却没有任何深刻印象，此前他已对施勒格尔与他断续分享过的假说中的一些内容表示怀疑，特别就某些对话的真实性提出了不同见解。因此施莱尔马赫只好越过施勒格尔，转而与同自己关系密切的语文学家海茵道夫（Ludwig Friedrich Heindorf, 1774-1816）一道从事历史—语文学的详尽研究，这就将柏拉图对话整体的内在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小册子《关于柏拉图》（Zum Platon），这是批评施勒格尔的对话编排次序的第一个记录。⁽¹⁷⁾施莱尔马赫的第一篇关于“柏拉图”主题的作品，匿名发表于1802年4月12日的《爱尔朗格文学报》（Erlanger Literaturzeitung），是关于阿斯特的研究论著《论柏拉图的〈斐德若〉》（De Platonis Phaedro）的书评（KGA I/3，页469-481；参阅“前记”，同上，页304，书信第81号），它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其中批评了完全按照系统性的观点来解释柏拉图哲学的倾向（参阅同上，页471， 474，477）。阿斯特在书中表现为唯心主义（Idealismus）的追随者，对唯心主义非常精通；而先验唯心主义所遵循的是费希特和谢林的路线。不可否认如下猜测：这也是对施勒格尔观点的隐晦批评，因为这种柏拉图研究的根本动机，是想用柏拉图思想的现实性为发展先验哲学服务。而阿斯特毕竟熟知施勒格尔，因此，他不仅在语文学和美学上追随谢林的思想，而且在其柏拉图研究和解释学方面追随施勒格尔的学说。

在1803年发表的《批评迄今为止的伦理学的基本方针》（Grundlinien einer Kritik der bisherigen Sittenlehre）中，施莱尔马赫首次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与柏拉图的关系。他尝试在其中确定，作为科学的伦理学，在诸科学的系统性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伦理学的原则应当由一门“科学从所有科学的基础和内在关系”中去寻找。这样一门科学之阙如使施莱尔马赫看到，既在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古代引论中，也在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更确切地说是自然哲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现代引论中，实在哲学的（realphilosophischen）系统部分无法取得相互一致。针对康德和费希特时，施莱尔马赫彻底贯彻了这一批评，同时只顺便提到了谢林（施莱尔马赫责难他没有伦理学）。只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算得上创立了一种科学伦理学的出发点，他们“曾客观地哲思，也就是说，从作为单一的无限中引出了必然对象。”⁽¹⁸⁾斯宾诺莎的不足在于，“单一的自然”尽管在形式上源于无限，却无法特别确切地加以理解；与此不同，柏拉图只是用诗性的手法，将最高级别的科学作为伦理学和物理学的共同基础。由此关系还可以知道，施莱尔马赫想在何种意义上与柏拉图系统地建立联系：有限的、处于发展中的、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世界”，应当与它的统一基础之不变与无限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现实之特殊化，被看作“相”（Idee）之个体化的表现。

在此，柏拉图成了早期唯心主义和早期浪漫派关于直接而绝对同一的存在（Sein）构想的见证人，这个存在是有限的现实之对立面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构想以德国的后康德主义哲学论辩为根据，把康德—费希特的先验主体（Transzendentalsubjekt）和斯宾诺莎的实体（Substanz），与一种意识上超越的统一基础融为一体。1793/94年间，施莱尔马赫用斯宾诺莎来反对康德时就已达成的观点由此得到加强。这个观点与柏拉图的相论（Ideenlehre）的联系，并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就此而言仍然停留于表面。其起点是一个未加详细分析的、对柏拉图主义在美学上达成的理解，它超越了对柏拉图精神仅仅表示崇敬的理解，这种理解却未能显现出柏拉图哲学本身的系统，从而不具有批判性。

《批评迄今为止的伦理学的基本方针》发表时，施勒格尔已经移居巴黎（1802），他尚未对柏拉图翻译作出自己的贡献。出版商和施莱尔马赫的催促，大都没有表示责备，也未能影响施勒格尔退出共同出版关系。⁽¹⁹⁾施勒格尔终于写成了他的《帕默尼德》（Parmenides）和《斐多》（Pädon）引论（KFSA 18，页531-537），并完成了一篇简短的柏拉图研究总论，随后，⁽²⁰⁾弗劳曼提出的最后期限是1803年初，然而时间还是徒然流逝。在1803年5月5日致施莱尔马赫的信中，施勒格尔最终退出了此项合作计划，因为：“翻译柏拉图的的确确非我能力所及。我对此没有足够的兴趣。”（《书信》，卷3，页341）然而，他却提出单独发表一篇以他迄今的研究为根据的《柏拉图批评》（Kritik des Plato）。⁽²¹⁾接着，弗劳曼取消了合同，施莱尔马赫却赢得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柏林出版商拉梅尔（Georg Andreas Reimer）来解决弗劳曼的要求，并接过了此项计划。在第一卷译著发表之后，施勒格尔立即指责施莱尔马赫运用了他的观点，却对他只字不提。在1804年10月10日致施勒格尔的信中，施莱尔马赫对此表示抗议（《书信》，卷3，页404-406），认为还有必要接着反驳施勒格尔继续散布的传言。

1803年11月，施莱尔马赫发布了一则注明日期为当年7月29日的《关于柏拉图翻译的广告》（Anzeige dieübersetzung des Platon），他以此公开表明，他是施勒格尔计划的唯一承接者。⁽²²⁾其中提到的位于译著开头的总的引论，与施勒格尔的构想并不符合；相反，这项计划应包括关于柏拉图的特质（Charakter，而施勒格尔想让施莱尔马赫用“特色”［Charakteristik］）以及关于柏拉图历史地位（这一点符合施勒格尔引论中的计划）的两篇（未完成）论文。因此，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著的总的引论，只是关于一个全面构想的序言，充其量也只能是他后来的哲学史讲演集（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替代品。与此相应，在文本开头，施莱尔马赫同时指出，他不想在此专门阐述柏拉图哲学。他只是想破除阻碍理解道路的根本障碍。这些障碍特别指：（1）关于一种秘传的“未成文学说”的猜测；（2）对话缺乏一种系统的、“自然的”次序；（3）单篇对话的真实性不确定。所以，引论只包含关于翻译工作的解释学—技术性序言，而非柏拉图哲学的特征。

施莱尔马赫的引论，也可以理解为预告了其解释学的根本原则，后来在1805年，他于哈勒提出了这个原则。⁽²³⁾这里成为原则的东西，在原来的引论中，只是要走出对作者的无知，因此才有必要揭开误解，正是在这个误解中，我们会看到根本无知的表现。因此，理解过程将以一种器官学的（organologisch）一致性理念为定向，在此，部分与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发明。因此，先决条件是一种作者与解释者之间有思辨根据的和结构上的相应性（Homologie）。施莱尔马赫在个性原则中找到了这种相应性，这个原则应当允许将精神的发展——尽管有其他影响导致的变化——理解为对“萌芽方案”（Keimentwurfs）的摆脱、“展开”和深化。一旦确定了这个萌芽方案，人们仿佛就会无拘无束地遵循全部对话的内在关系和次序。⁽²⁴⁾

在这个背景之下，确定对话的时间问题，对于理解柏拉图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施勒格尔要施莱尔马赫将《斐德若》视为柏拉图最早的作品，因为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全部哲学的萌芽都已囊括其中，这篇对话也因此成为“全部对话的一个构想”。这种看法自1832年起不再有效，因为历史—语文学研究将《斐德若》排出了早期对话的范围，并将其归于柏拉图成熟时期的作品。⁽²⁵⁾这不仅仅意味着修正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形象，就是说，对他的解释学理论根本观点的一项指控（Infragestellung）；而且，这项新的研究还批评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它首先意味着这一事实：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遗传了早期浪漫派的同一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导致对历史根据的放大（Überformung），以有利于目的论式的结构性全貌。

这样的批评性解释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施莱尔马赫的哲学与柏拉图的哲学之间，有何种关系。然而，此项施莱尔马赫研究却根本没有关注到这一问题。⁽²⁶⁾施莱尔马赫本人对此也没有更为确切的说明。他来自古典哲学范畴的独特哲学立场，与其说是柏拉图影响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对此情形可以这样设想：对他的体系之建构，柏拉图的影响微不足道，柏拉图的影响在于后康德主义（nachkantischen）路线转向了一种绝对哲学，历史的共同点（Anknüpfungspunkte）可以支持这一点。进而言之，自1803年起，施莱尔马赫在柏拉图——还有斯宾诺莎——那里为他自己的体系找到了证据，从而产生了一个系统而令人感兴趣的解释，在很多方面，与其说这个系统适合柏拉图，还不如说适合施莱尔马赫，这个解释用一种模糊的柏拉图主义作为表述其观点的背景，它的起点是1800年左右的早期唯心主义—早期浪漫派哲学的论辩氛围。然而，这并不妨碍在表述中接受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种种因素，并以其为理论中介，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的——整体来看的确少得可怜——系统性关系方可得到恰当估价，这个关系首先应服从于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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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布林克曼（Carl Gustav von Brinckmann）的信》，1800年6月9日。见施莱尔马赫，《批评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hg.v.H.-J.Birkner，G.Ebeling，H.Fischer，H.Kimmerle，K.-V.Selge.Abt.I：Schriften und Entwürfe；Abt.V：Briefwechsel und biographische Dokumente. Berlin und New York 1980ff.），卷4，页82。以下简称KGA。

(2)　关于施莱尔马赫的哲学发展，参阅E.Herms，《施莱尔马赫学术体系的渊源、发展及首要形态》（Herkunft，Entfaltung und erste Gestalt des Systems der Wissenschaften bei Schleiermacher，Gütersloh 1974）；G.Meckenstock，《决定论伦理学与批判神学：解释早期施莱尔马赫与康德和斯宾诺莎，1789-1794》（Deterministische Ethik und kritische Theologie.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s frühen Schleiermacher mit Kant und Spinnoza 1789-1794），Berlin und New York, 1988；A.Arndt，《感知与反思：施莱尔马赫在同时代的康德和费希特批判处境中对待先验哲学的态度》（Gefühl und Reflexion. Schleiermachers Stellung zu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m Kontext der zeitgenössischen Kritik an Kant und Fichte），见《先验哲学与思辨：关于某种第一哲学之形式的争论》（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on.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1799-1807］，hg.v.W.Jaeschke，Hamburg, 1993），页105-126。

(3)　［译按］约翰·奥古斯特·艾伯哈特（Johann August Eberhard），德国哲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哈勒（Halle）大学神学教授，柏林科学院院士。深受犹太思想家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影响，一生捍卫莱布尼兹，反对康德。著有《新苏格拉底申辩》（Neue Apologie des Socrates），《思想与情感概论》（Allgemeine Theorie des Denkens und Empfindens），《关于好的艺术和科学的理论》（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美学手册》（Handbuch der Aesthetik）；编有《简明德语同义词词典》（Synonymisches Hand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4)　［译按］指1785年雅可比在致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信中讨论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容，参阅《论斯宾诺莎的学说》（Ü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Meiner, 2005）。

(5)　就此参阅KGA I/l一卷中的施莱尔马赫亚里士多德研究。

(6)　［译按］柏林大学“教师教育系”由德国教育家格蒂克（Friedrich Gedike, 1754-1803）于1787年创立，故又称为“格蒂克系”，其目的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开放式教育”（realistisch-welt-offene Bildung），同时开设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古典作品阅读课。

(7)　《致赫兹（Henriette Herz）的信》，1802年8月10日。见《施莱尔马赫生平》，《书信集》（In：Aus Schleiermacher’s Leben. In Briefen. Bd.1-4，Berlin 1860-1863［Bde.1 und 2 in 2.Aufl.］），卷1，页312。以下简称Briefe。

(8)　参阅W.von Meding，《施莱尔马赫著作目录》（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Schleiermachers），Berlin und New York, 1992，页68及以下。

(9)　［译按］海姆施泰胡斯（1721-1790），荷兰哲学家，平生供职于政府而未曾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却因其哲学著述而为歌德、赫尔德（Herde），尤其是雅可比（Jacobi）等人所赞赏。他的著述“兼具苏格拉底式的内容和柏拉图的形式”，以“自我认识”为哲学之第一追求。

(10)　参阅《施莱尔马赫致布林克曼的信》，1800年4月22日：

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我请求你的祝愿和赐福，为此著作我将自己与施勒格尔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是已经预告过的柏拉图翻译。［……］令人兴奋的是：因为从我对柏拉图有了不可言说的深刻认识起，内心便充满了对他的崇敬之情——但我又对此怀有神圣的敬畏，我怕自己的能力有限而几乎无法完成它。（KGA V/3，页101）

(11)　参阅《施莱尔马赫致赫茨（H.Herz）的信》，1799年4月29日：

就在我上次去柏林前，施勒格尔十分突然地写信给我，说他仍打算与我合作，并认为没有什么比翻译柏拉图更有价值了。啊呀！这可真是个绝好的注意，我坚信少有人能比我们更适合做这件事了，但在数年之内我还不敢冒险去做这件事情，此外要做就必须摆脱任何外在的依赖，而过去做每件事情总会遇到这样的依赖，为此消磨时光必然毫无价值。但这仍是一个秘密，还为时尚早。（KGA V/3，页101）

(12)　W.Dilthey，《施莱尔马赫生平》（Leben Schleiermachers，Bd.1，2，Göttingen 3.Aufl.1970），页70；页70-75引用书信从施莱尔马赫的角度，对此事的整体过程作了概述。进一步可参阅与此相关的描述（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同上，页37-62；G.Mekkenstock，《历史性引论》（Historische Einfürung），见KGA I/3，页XCVI-CVI；关于施勒格尔，参阅《评注》（Kommentar），见《批评版施勒格尔文集》（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ge，hg.v.E.Behler unter Mitwirkung von J.-J.Anstett und H.Eichner.Paderborn，München und Wien 1958ff.），以下简称KFSA，卷19，页535-539，亦参H.Patsch，《施勒格尔遗产中的阿斯特的〈游叙弗伦〉译作》（Friedrich Asts“Euthyphron”-Übersetzung im NachlaβFriedrich Schlegels），见《自由德意志主教议事会年鉴1988》（Jahrbuch des Freien deutschen Hochstifts 1988），页112-127。其中有关于施勒格尔译作之地位的重要修正。［译按］弗里德里希·阿斯特（Friedrich Asts, 1778-1841），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受施莱尔马赫影响著有《柏拉图的生平与著述》（Platon’s Leben und Schriften），但将包括《法义》在内的很多柏拉图著作都判为伪作，并按此编有用拉丁文评注的《柏拉图文集》两卷，另著有《柏拉图辞典》（Lexicon Platonicum）价值较高。

(13)　参阅施勒格尔的《语文学哲学》（“Philosophie der Philologie”，H.Birus，“Hermeneutische Wende？Anmerkungen zur Schleiermacher-Interpretation”，in：Euphorion 74［1980］）中关于逐步吸收发生学观点的内容，特别是页219-222。

(14)　参同上。J.Körner已经指出了施莱尔马赫在解释学上对施勒格尔的依赖：《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语文学哲学》（Friedrich Schlegels Philosophie der Philologie），见《逻各斯》（Logos 17［1928］1-72）；后来H.Patsch据《批评版施勒格尔文集》（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ge）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论点，见《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语文学哲学”与施莱尔马赫的早期解释学构想》（Friedrich Schlegels“Philosophie der Philologie”und Schleiermachers frühe Entwürfe zur Hermeneutik），见《神学与教会杂志》（Zeit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63［1966］427-434）。亦参H.Birus，《时代之交的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解释学的经典作家》（Zwischen den Zeiten.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als Klassiker der neuzeitlichen Hermeneutik），见《解释学观点》（Hermeneutische Positionen，hg.v.H.Birus，Göttingen 1982），页15-58；H.Patsch，《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伍尔夫与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解释学作为语文学的附录》（Friedrich August Wolf und Friedrich Ast：Die Heumeneutik als Appendix der Philologie），见《解释学经典作家》（Klassiker der Hermeneutik，hg.v.U.Nassen，Paderborn 1982），页76-107。

(15)　就此参阅两人的通信，见KGA V/3；1800年3月29日第43期《大众文学报》的“知识界”专栏（Intelligenzblatt der Allgemeinen Litteraturzeitung）的广告中说：

为什么我如今特别以为，按照科学理论的创立，使对这位伟大著作家的研究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不但有益而且必要，哲学研究在他那里最为得体地开始，又最为相宜地结束，我将通过可以开启整部作品的一项特别研究来尝试阐明这个问题。

(16)　这是首次发表时经过编辑后的题目，见KFSA 18，页526-530；参阅KGA V/4，页350-359，1800年12月8日的书信第993号，其中《柏拉图作品的原则》被编成了施勒格尔书信的一个部分，并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施莱尔马赫对这些原则的接受。

(17)　KGA I/3，页343-375；这些记录写于1800年底至1803年之间（参同上，XCVICVI）。在书信第1号（页343）中，施莱尔马赫背离了施勒格尔，将《吕西斯》这篇对话归属于第一阶段；就此亦可参阅《书信》卷3，页273（1801年4月27日致施勒格尔）。

(18)　施莱尔马赫，《批评迄今为止的伦理学的基本方针》（Berlin, 1803），页45。

(19)　参阅1801年4月27日的书信，当中说到：

如果要我说心里话，我必须向你坦陈，你对待柏拉图和我参与其中的方式，可能使我对整项计划失去兴趣。［……］你大概认为，［……］我其实根本无法承担公开责任，所以也毫无必要提到我的名字。（《书信》，卷3，页271以下）。

1801年11月16日施勒格尔回信后，施莱尔马赫此时已不再愿意为此项计划加上自己的名字了；施勒格尔表示接受，但同时又请求施莱尔马赫就柏拉图研究引论写一份草稿来帮助他（参阅同上，页296以下）。

(20)　参阅1802年霜月13日（12月4日）的信。见《书信》，卷3，页330：“我惊奇的是，你还没有看到这两篇小引论就动笔了；它们已经寄出很长时间了。现在你也有了长篇引论，尽管长却内容紧凑。”这个长篇引论尚未流行，却已收入了他《欧洲文学史》中的《柏拉图的特色》（Charakteristik des Platon in der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1803/04，KFSA，Bd.11，S.118-125）；进一步参阅分为十二卷的《哲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Philosophie，Köln, 1804/05；KFSA，Bd.12，S.207-226），其中施勒格尔再次表述了他关于柏拉图对话的真实性与次序的观点：

研究归于柏拉图名下的所有对话的真实性，需要非常聚精会神；就此只有最大的怀疑的确是不够的。弟子们把按照大师的精神写成的作品，或似乎属于大师的作品添加到他的遗著之中，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后来才出现了批评；早期人们的注意力过多集中于内容，也因此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与主要理念（［中译编者按］idee，或者idea，通常译作理念，本辑译者根据上下文，酌情译作理念或者相，而观念则是Begriff，望读者诸君察之）一致的某些部分。［……］在这番简短的研究之后，我们部分根据历史的顺序，部分根据相互关系建立的顺序来审查真实的作品。——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渐进发展的哲学，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系统的逐步发展和提高，所以人们必须通过综观全部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现对话间前后相继的次序，因为单篇对话对于我们而言常常完全不可捉摸，所以只有概览全局才能有助于正确理解。因此对话前后相继的次序是这样的：《斐德若》（Phädrus）——《帕默尼德》（Parmenides）——《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假如这篇对话真实的话）——《高尔吉亚》（Gorgias）——《克拉底鲁》（如果这篇对话出自柏拉图之手）——《泰阿泰德》（Theätetus）——《智术师》（Sophista）——《治国者》（Politikus）——《斐多》（Phädon）——《斐勒布》（Philebus）——《王制》（Republik）——《蒂迈欧》（Timäus）辑语——《克里提阿》（Kritias）辑语。由这些对话可以满意地提出并解释柏拉图哲学的精神和历史。（页212以下）

(21)　同上；施勒格尔在他编辑的《欧罗巴》（Europa）杂志上（1803年1月1日，页54）也预告了这篇同样未完成的作品。1803年阿斯特也在一篇研究《游叙弗伦》（Euthyphron）的文章中，提请关注这篇承诺“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参阅H.Patsch，前揭书，注释12，页120）。

(22)　1803年11月12日第212期《大众文学报》的“知识界”专栏1732栏以下写道：

三年前，施勒格尔向哲学界的朋友们预告了一部全面而丰富的柏拉图作品译著。尽管当时未公开提及，以后也不会从他精心设计的提前预告中知道，但我应当也愿意按照当初的约定，就这部译著成为他的助手。究竟是何原因一直在拖延这部译著的出版，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所要说只是，几乎就在同时，一方面，出版商疲于一再无端地推迟而取消了合同，另一方面，施勒格尔也确信，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无法按照计划进展的需要，勤奋而坚忍地推进翻译工作。于是同盟就这样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却不能放弃这部作品，我将竭尽全力单独一搏。［……］主要想达成的愿望是，比以往更为深入地理解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系；此外，也在每一篇对话的目的和精神与解释方法之间，尽最大可能建立关系，并澄清这个关系。［……］一篇总的引论应当放在前面，使读者熟悉译者的立场和他工作的基本原则，如果能尽善尽美地运用有益的技巧，那么整体将通过若干阐释柏拉图及其地位之特质和哲学传言者的论文得到解决。同样，每一篇对话都将以一个引论为先导，接下来的注释，部分是对单篇对话最为必要的阐释，部分是针对语言专家的关于每一个大胆修正的辩白。［……］而能够信赖我的其余努力的那些人，也不愿失去这样的希望，即看到应用中施勒格尔对柏拉图作品有着如此特别而领会深入的天赋；因此，这些人将高兴地看到，施勒格尔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即将，把自己批评柏拉图的研究成果提供给从事此项研究的朋友们。

(23)　W.Virmond对此问题的全面评价：《虚构的作者：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对话的技术性解释（1804）作为他的哈勒解释学（1805）的前奏》（Der fictive Autor. Schleiermachers technische Interpretation der platonischen Dialogue［1804］als Vorstufe seiner Hallenser Hermeneutik ［1805］），见《哲学档案》（Archivio di Filisofia 52［1984］225-232）。

(24)　参阅《施莱尔马赫致盖斯（Gaβ）的信》，1805年11月16日，见《施莱尔马赫与盖斯的通信集》（Fridrich Schleiermacher：Briefwechsel mit J.Chr.Gaβ，Berlin, 1852），页35：“最初的理念方案是［……］一部作品的核心，它与作者本人最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25)　这指在G.Stallbaum于1832年发表的《斐德若》译本中；K.F.Hermann由此得出结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是站不住脚的。特别参阅《柏拉图哲学的历史与系统》（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Bd.1，Heidelberg, 1839）。

(26)　参阅H.-G.Gadamer，《施莱尔马赫作为柏拉图学者》（Schleiermacher als Platoniker），见氏著，《短论集》（Kleine Schriften，Bd.3，Tübingen 1972），页141-149；G.A.Krapf，《柏拉图的辩证法与施莱尔马赫思想：对施莱尔马赫的再解释》（Platonic Dialectics and Schleiermacher’s Thought：an Essay towar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Schleiermacher，Yale University Ph.D.1953）；K.Pohl，《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研究》（Studien zur Dialektik F.Schleiermachers，Diss.Mainz 1954）；G.Scholtz，《施莱尔马赫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Schleiermacher und die Platonische Ideenlehre），见《国际施莱尔马赫会议论文集1984》（Internationaler Scheiermacher-Kongreβ1984，hg.v.K.-V.Selge，Berlin und New York 1985），页849-871；G.Moretto，《柏拉图主义与浪漫主义：施莱尔马赫〈论宗教〉中的柏拉图》（Platonismo e romanticismo. Platone nei”Discorsi sulla religione“di Schleiermacher），见《哲学档案》（Archivio di Filisofia 52［1984］233-269）；进一步可参阅的有关论文，见A.Laks und A.Neschke编，《解释学范式的复兴：施莱尔马赫、洪堡、波克、德罗伊森》（La naissance du paradigme herméneutique.Schleiermacher，Humboldt，Boeckh，Droysen，Lille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