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柏拉图的音乐思想

本文旨在说明，对柏拉图的“保守主义”阐释的麻烦之处在于，它难以正视柏拉图音乐思想（自他的本体论阐发出来）的高度，因此也就夸大了柏拉图置于历史和人类传统中的稳定性。生动地说，这类保守主义的解读把音乐看得太低，太过于贴近人与城邦，如此便会错过其音乐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其中深嵌于他的哲学和教育理念之中的批判潜质。

与此矛盾的是，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及，过分地关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则会遮蔽他对城邦的真切关注，以及他对感官愉悦的（极谨慎的）认可。换言之，这种解读又将音乐抬得有些过高，已越过人以及这个世界。现在，我需要说明，柏拉图的音乐思想是不偏不倚的，既不太高也不太低，它能够同时给予（身体的）愉悦、城邦以及本体论认真严肃的关注。这看似一个颇为明显的洞见，然而即便如此，亦很难被广大社会学者和音乐学者接纳，他们仍然执拗地认为，柏拉图就是一种苦行的彼世主义者，或者说，他在反动地呼唤那已垂死的贵族音乐文化。

对于那些想要维护全面和丰富的音乐教育的人来说，柏拉图是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源，本文希望通过展示柏拉图的音乐思想，来击破那些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我们看到，柏拉图不仅坚持在极幼年时就开始音乐教育，而且他将音乐视作终生的活动以及沉思的基石。此外，柏拉图的著作警示我们，长期重复聆听某种节奏类型、和声以及唱词，会使灵魂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有必要慎重考察这种影响。这种劝告对我们非常适时，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完全沉浸于音乐之中：我们工作、旅行、购物、娱乐、吃饭甚至阅读时都在听音乐。没多少人再愿意选择身处无声的环境中。然而，（这是一个糟糕的反讽）尽管我们于何处都有音乐陪伴，但却少有人能够演奏一门乐器，或是与他人合唱。虽然我并不试图呼唤人们回归到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音乐理想之中（或者举办旧式的音乐节），但是却十分有必要在此希望大家反思，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和成年人，他们唯一的音乐体验仅是这种孤独的音乐消费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柏拉图这些遥不可及的、古老的音乐思想，在此变得非常合时宜。正如本文已指出的，《法义》用强而有力的辩词证明，积极地、频繁地参与到集体的音乐体验中，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不对那些最偏狭的元素稍加缓和——最刺眼的无非是他激进的审查制度，恐怕没有人愿意接受柏拉图的音乐思想。然而，柏拉图对音乐在教育上的重要性的申辩，直至今天仍是最意味丰富的——主要是因为他对音乐的辩护紧密地与“好”相结合，并与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灵魂联系起来（有一系列全面的论证）。至于我们是否能听见来自好和来自灵魂的奇妙语言，那完全已是另一回事情了。

---

[1]［译按］《法义》的中译文采用林志猛的《法义》译本，未刊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3。

[2]除特别声明，所有对柏拉图著作的援引来自库珀版《柏拉图作品全集》（Plato：Complete Works，John M.Cooper主编，Indianapolis：Hackett，1997）。

[3]可参考，穆索普洛斯（Evanghélos Moutsopoulos），《柏拉图作品中的音乐》（La musique dans l'oeuvre de Platon，Paris：PUF，1959）；维尔辛格（Anne-Gabrièle Wersinger），《柏拉图与不和谐》（Platon et la Dysharmonie，Paris：Vrin，2001）；斯塔莫（Lelouda Stamou），《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以及音乐教育：来自古希腊的经验》（Plato and Aristotle on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Lessons from Ancient Greece，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39，no.3，2002）；王育雯（Yuhwen Wang），《音乐的道德力量：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思想》（The Ethical Power of Music：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Thoughts，载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38，no.1，2004）；卡尔（David Carr），《音乐在对美德的道德化及精神化培育中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Music for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Virtue，载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 14，no.2，Fall 2006）；沃尔瑟（Frédérique Woerther），《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以及对灵魂的教育：顺势疗法和性格之形成》（Music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Soul in Plato and Aristotle：Homoeopathy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载Classical Quarterly 58，no.1，2008）。

[4]《法义》700d-701b。在《王制》中，苏格拉底告诉阿德曼托斯：“必须警惕音乐朝着怪异形式的改变，并意识到它给整个共同体带来的危险。因为音乐形式的改变从来不会不伴随最伟大的政治法令的改变，如达蒙所言，而我也被他说服了。……看来在音乐这里，护卫者们必须布哨设防。”（424c-d）［译按］《王制》译文参史毅仁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出。

[5]见《王制》443d；《法义》654b；《蒂迈欧》90b-d。

[6]《普罗塔戈拉》326a；楷体字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译按］《普罗塔戈拉》参刘小枫译本，未刊稿，2010。

[7]穆索普洛斯，前揭，页388（英译本为拙译）。又见斯塔莱，《柏拉图〈法义〉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Laws，Indianapolis：Hackett，1983），页130；以及柏拉图，《法义》（The Laws，Terry Saunders译，New York：Penguin，2004），页225。可以说，桑德斯的处理更为微妙，他认为柏拉图对音乐的看法，在根本上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

[8]厄姆森，《柏拉图与诗人》（Plato and the Poets，载Plato's Republic：Critical Essays，Richard Kraut编，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7，页224）。

[9]见《格罗夫音乐字典网络版》（Grove Music Online）“柏拉图”词条，http://www.oxford 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1922（检索日期：2010年3月31日）；安德森，《古希腊音乐和音乐家》（Music and Musicians in Ancient Gree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页166。相对比穆索普洛斯，后者认为柏拉图最主要的哲学关切毫无例外是城邦，见氏著，前揭，页390。

[10]见安德森和马蒂亚森，“柏拉图”词条，《格罗夫音乐字典网络版》。

[11]关于政治科学与哲学，可参考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New York：Penguin，2006）；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和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第二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译按］中译参徐向东、陆萌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伍德（Ellen and Neal Wood），《阶级意识和古代政治理论：社会语境下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Class Ideology and Ancient Political Theory：Socrates，Plato and Aristotle in Social Contex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批评与临床》（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译按］中译参刘云虹、曹丹红译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这已远远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更详细具体的柏拉图音乐思想述评，读者可参考，穆索普洛斯，《柏拉图作品中的音乐》；彼得（Bernard Piettre），《柏拉图的音乐和哲学》（Musique et philosophie chez Platon，载Musique et Philosophie，ed.A.Boissiere，Paris：CNDP，1997）。

[13]参见《王制》卷三，以及《法义》卷二。在《王制》中，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节奏与和声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容易进入灵魂的深处，能引起灵魂强烈震撼，使其变得优雅，如果某人接受了恰当的音乐和诗歌教育，他就会变得优雅，如果这种教育不得当，就会走向反面。”（401d-e）此外，柏拉图常常强调，实现自我控制是一切教育最根本的目标（见《法义》653b）。毫无意外，在马格内西亚，掌管教育的官职一定会被视作最重要的职位。正如雅典异方人所说，孩童期的最初几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切生命在其成长的第一阶段，都会有巨大的冲动，去实现其天然的完整。”（《法义》765e）

[14]《王制》404e。但这并不代表音乐就一定能够实现这种诉求；就它自身而言，它并不足以创造灵魂的卓越（随后将有解释）。事实上，柏拉图指出，灵魂缺乏节制，不仅是拙劣的早期教育的结果，也是不良的环境和坏的城邦立法的后果（《王制》431a）。

[15]见《法义》788c-793a。

[16]有少数几个研究表明，胎儿发育的后期阶段以及婴儿都对各种声音刺激以及母亲的歌唱十分敏感；谢特勒（Donald J.Shetler），《孕期音乐体验探究：伊斯曼项目报告》（The Inquiry into Prenatal Musical Experience：A Report of the Eastman Project，1980-1987，载Pre-and Peri-Natal Psychology Journal 3，no.3，1989，页171-189）；勒卡尼埃（Jean-Pierre Lecanuet），《胎儿对声音及话语刺激的反应》（Foetal Responses to Auditory and Speech Stimuli，载Perceptual Development：Visual，Auditory and 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ed.Alan Slate，

[17]《法义》653e；楷体字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又见《法义》665a。

[18]一个相似的论证，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八，1340b15。

[19]见《王制》401d和《法义》653a。这种对良好判断能力的培养不仅囿于美学范畴，它最终是指向公民和哲学教育的。

[20]对于柏拉图，和谐是通过特定的音高和音程的组合方式来定义的。在《法义》（665a）中，柏拉图将其称为一种特定的将高音和低音“组织在一起”的方式。更多细节，可参考巴克（Andrew Barker），《希腊音乐文献》（两卷本）（Greek Musical Writings，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关于音乐的模仿潜力对于灵魂的健康的详细讨论，见沃尔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以及对灵魂的教育》。

[21]《王制》395d；《法义》656c。

[22]《王制》402a；楷体字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23]见《王制》411e-412a、529e-534a。音乐和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穆索普洛斯的《柏拉图作品中的音乐》中有详细的讨论。作者写道：“音乐释放出的强大力量可以比肩哲学沉思的力量，两者都最终通向纯粹。词语和神话是沟通这二者的桥梁。”（页17）

[24]只有一段话讨论了音乐导致败坏的可能性，见《法义》700b-702a。

[25]最引人瞩目（同时影响也相当广泛）的例子要数施特劳斯，他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却完全忽视了音乐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参考他在《城邦与人》中讨论柏拉图《王制》的论述（Leo Strauss，City and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26]柏拉图在《法义》中写道（686b）：“显然，渴望参加到最完美的合唱之中的人们，并不是要寻找甜美的音乐，而是要寻找正确的音乐；如我们所说，这种正确性，来自对模本的特性以及比例的模仿和成功的再现。”（楷体强调为笔者添加。）

[27]《王制》531d。语词“逻各斯”的一个含义是“比例”。有关音乐、比例、真理、辩证法之间密切联系的研究，见麦克莱恩（Ernest McClain），《毕达哥拉斯派的柏拉图：哲学之歌的前奏》（The Pythagorean Plato：Prelude to the Song Itself，Boulder，CO：Great Eastern Books，1978）。

[28]莫罗，《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对〈法义〉的历史阐释》（Plato's Cretan City：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页353-354。

[29]关于酒与诗歌的愉悦的详尽讨论，见贝费奥雷（Elizabeth Belfiore），《柏拉图〈法义〉中的酒与情感净化》（Wine and Catharsis of the Emotions in Plato's Laws，载Classical Quarterly 36，no.2，1986）。

[30]见阿伦特，《哲学与真理》以及《何谓权力》，载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前揭。

[31]他在《法义》中写道：“愉悦确实是艺术中的一个正当标准，但这并非任何人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那种愉悦。”（658e）

[32]见安德森和马蒂亚森，前揭，“柏拉图”词条。

[33]《法义》654c，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34]根据莫罗的看法，这种对愉悦的真挚度的强调，是柏拉图十分重要的创见，见《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页388。囿于篇幅所限，我无法详细论述柏拉图在《王制》和《法义》中（包括在其他对话里）论述愉悦时存在的细微差别。读者可以参考沃尔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以及对灵魂的教育》；以及勒菲弗（RenéLefebvre），《柏拉图的愉悦哲学》（Platon philosophe du plaisir，Paris：L'harmattan，2007）。

[35]见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论音乐中的恋物特质以及听觉的退化》（“On the Fetish-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载Essays on Music，R.Leppert编，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页290）。

[36]关于波普尔著名的论述，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卷一，《柏拉图的魔咒》（The Open City and Its Enemies，vol.1，The Spell of Plat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37]这个部分我受惠于莫罗富有洞见的《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尤其是第七章），以及穆索普洛斯的《柏拉图作品中的音乐》，前揭。

[38]《治邦者》299d（转引自莫罗的著作）。柏拉图对于这种欲望的担忧，可作例证的段落是《法义》的797b-799b。

[39]《法义》655c；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40]《王制》424c；《法义》655c。见莫罗，前揭，页356。

[41]见《法义》801d。即便在更为激进的《王制》中，诗人也没有完全被禁止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创作和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创新。“要是诗做了申辩——不管用抒情诗还是别的什么音韵——从流放中回来就是公正吗？……我们当然还会允许她的那些保护人——这些人并非诗人，而是诗的爱好者——为她说上一番不带音韵的理辞，说对各种政治制度和单个人的生活而言，她都不仅令人快乐，而且富有教益。我们还会慷慨大度地洗耳恭听。因为，倘若她得以表明不仅令人快乐，而且富有教益，那么，我们当然就会得到好处。”（《王制》607d）另参《王制》424c。对《王制》中的诗歌的深入讨论，见拉达夫（Ramona A.Raddaff），《放逐诗人：柏拉图〈王制〉中审查制度的产生》（Exiling the Poets：The Production of Censorship in Plato's Republ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42]对于柏拉图，真理是恒定不变的。有无数的段落可以印证柏拉图这个重要观点，比如，《高尔吉亚》，482a。

[43]斯克鲁顿，《保守主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第二版，London：Macmillan，1984，页12。

[44]对于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见布恩雅特（M.F.Burnyeat），《乌托邦和幻想：柏拉图理想的正义城邦的可行性》（Utopia and Fantasy：The Practicability of Plato's Ideally Just City），载G.Fine编，《柏拉图：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和灵魂》（Plato：Ethics，Politics，Religion and the Sou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页297-308；以及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王制〉》，载于《城邦与人》，前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