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变化和真理

需要重申的是，并非所有愉悦都可作为该指标：最高贵的愉悦——共同体应该鼓励的——是那类能提升道德品质，呈现出“好”的愉悦。鉴于此，柏拉图认为对音乐进行审查，并设法使愉悦、真理、美德和政治稳定这四种需求得以调和（有时则要对抗冲突），是极为重要和正当的政治任务。至此，柏拉图的立法者和审查官所做的音乐净化可以说仍然苛刻——阿多诺对《王制》卷三的评论也并非全无道理：“柏拉图的道德音乐方案带有古希腊式的净化特质，这种净化属于斯巴达风格。”[35]《法义》和《王制》一脉相承。柏拉图通过雅典异方人指出，在未经官方审查以前，诗人不能在城邦中演出他的作品（801d）。他还写道，在宗教节庆时，“任何人都不得演出官定曲目之外的歌曲和舞蹈”（800a）。基于这些极其严苛的段落，波普尔式的研究所声称的“柏拉图是极权主义者”显得很有说服力。[36]然而，在我们认定柏拉图极其危险地扼杀了政治和艺术自由之前，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考察，一座城邦的音乐规范是怎样的，由谁来奠定这种音乐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能否更改。

《法义》中的雅典异方人提议，审查官应从成年的、具有模范品德的公民中挑选。柏拉图坚称，美德要比艺术经验重要得多，年龄本身亦非成为马格内西亚审查官的充足条件——尽管在柏拉图的观念中，音乐权力与年龄层级密切相关，但这也仅是获得该资格的条件之一。更值得我们在此注意的是，柏拉图认为，一座城邦的音乐规范不应建立于理论真空中：审查官们应从考察共同体的传统歌曲开始，采集那些与共同体的德性相符，对共同体具有意义的曲目（802b）。后者特别需要强调，因为一座城邦的音乐规范不应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刻板对象：它应该是鲜活的，充满真挚之爱的。[37]今天，渴慕缪斯的人们兴许愿意留意这条声如洪钟的劝谕，力图使我们共同体的音乐回忆保持活力。

柏拉图对传统的尊重亦见于他对古代埃及的论述，在《法义》中他钦佩地称埃及的音乐值得效仿。埃及据说是史上唯一成功地鉴定出正确的舞步和音调，并将其音乐模式保存千年的民族：“在传统框架之外的改动和创新都被禁止，直至今天仍旧如此。”（656d）有些阐释者将柏拉图对埃及的这段讨论视作其极端保守主义的证据，他们认为从这段话能明显看到，柏拉图希望以好的名义，选定城邦的音乐规范，禁止一切创造。然而，埃及的例子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情况，或许就不应该拿此来较真。正如《王制》中的理想城邦，埃及完全可被视作一种“天上的模式”，用于引导（音乐的）乌托邦政治。柏拉图在《法义》中坚称，发现完美的音乐模式并且保持它们是“神的任务”，于此可见一斑。这不仅是因为对真理的探寻本没有尽头，更重要的原因是，音乐上的绝对稳定无疑与深植于人类的某种天性相悖：对新事物永不休止的好奇心。

柏拉图显然对这种好奇心存疑，但他并不愿意掐灭它，倘若如此，艺术就真无法存在了。[38]我们能从《法义》中看到柏拉图并不会扼杀所有的创造力以及新事物，比如他给予一些优秀的人完全的音乐自由（829c），以及他明确地承认人类创新活动中愉悦的合法性：“无论如何，（我们的歌曲）必须有各种变化，这样表演者才愿意唱歌，并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愉悦。”[39]莫罗正确地指出，柏拉图认为应该禁止的并不是创作新的歌曲，而是草率地采用新方法创作歌曲。[40]事实上，即便在那些歌曲创作的新“方法”中，作曲家依旧可以找到相宜的创作方式（参见801c）。[41]柏拉图曾写道，“变化，即便排除了邪恶的那部分，也总是非常危险的”（797d），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变化都被禁止，相反，正当的变化能够导向好，或者说有助于道德的跃升。和埃及的例子不同，马格内西亚的音乐会有变化，但这些变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能是一时冲动或是“狂热的、多变的想象”（《法义》660b）。

至此，我要澄清的是，传统对柏拉图极为重要，马格内西亚的音乐规范就是传统与变化的结合。需要稍作强调的是，柏拉图非常严肃地论证（音乐）传统的重要性，并通过理性论证之。确切地说，审查官挑选出来的那一小部分传统歌曲，它们需要得到保护和珍视，并非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它们体现了真。[42]音乐的卓越程度，由它是否能成功体现“（一个）模本的比例和特质”决定（668b）。这些典型的模本永远都存在，人们必须通过缜密的理论反思以及朋友间的论辩（即辩证法上的意见互换）才能发现它们。如果我们同意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看法，即“论辩并不是守旧者热衷追求的活动”，[43]那么将“保守”的标签赋予柏拉图就极其不当。

对于柏拉图的音乐思想，“保守”的标签并不恰切，柏拉图最具重大意义的论点着眼于不朽之永恒而非历史之中，更看重理性而非传统。以理性之名，柏拉图毫不犹豫地挑战传统，我们能从他对传统的希腊式虔敬的攻击，以及对荷马诗歌的废黜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见于《克力同》和《王制》）。此外，“保守”这个说法和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他对音乐的态度完全来自于此）并不相容。当柏拉图指责人们盲目崇拜（艺术或政治上的）创新时，他同样在严肃地思考以激进和新异的观念变更传统制度的问题，并且还要推敲，这些新观念是否对妇女的政治平等、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音乐审查等问题有所关切。[44]因此，音乐问题并非简单地让公民“齐唱同一首歌曲”（《王制》432a；《法义》664a），或者仅将他们限定于稳固的、理性的秩序之内（尽管这也是目标的一部分）。音乐更要让我们变得“比过往更好”（《法义》659c）。音乐和哲学一样，在最高意义上，是一件关乎人类完整性的乐器，这件乐器值得我们葆有，它本身也应该对探寻、对话和变化保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