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农业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估计在中国的其他一些省份，比如河南、四川等地的农村，也会有一些村子自发出现类似肥西县和凤阳县的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做法。但是，因为中央有明令禁止，有“两个不许”，所以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愿意支持农民的这种做法。即使在安徽，虽然第一书记万里支持小岗村的做法，万里在安徽坊间也因此被冠以“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依然会反对违反中央“两个不许”的做法。更何况安徽的这些做法并不被国家农委和农业部接受，甚至常常受到指责和阻挠。可以想象，因为中央有文件不许分田到户和不许包产到户，全国农业还都在“学大寨”的时候，万里在安徽的处境其实并不轻松。

可能受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力荐，1980年2月，万里离开安徽被调入中央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负责农业工作。这或许是中国农业改革的转折点。原来对安徽一些农村地区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自发行为极力反对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现在反而都在万里的管辖范围内了。万里显然要与这两个保守的中央国家机构进行斗争，而且必须突破中央的“两个不许”，才能扫清在全国推广包干到户的政策障碍。

我曾读过马国川编写的《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中对原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的访谈，其中就谈到国家农委的老领导与万里发生的争议。杜老说，在万里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结果和万里发生了争论。那个老干部说：包干到户不宜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就在万里已经到中央工作以后的那段时期，据说，北京的政府农业部门有一份颇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连续两期发表文章，公开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显然跟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对着干。而且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据说安徽新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对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不予反驳，甚至还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是小恩小惠。可见，肥西和凤阳的农村自发推行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在当时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而万里在北京的工作看起来也非常艰难。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央主要领导是什么态度？邓小平是什么态度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大概有了一些结论。简单地说，包产到户即使在中央主要领导人那里也还是有些态度上的不一致。在1979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包干到户”仍然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违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组织结构再次得到肯定和维持。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层曾流传一篇赵树凯在《中国改革》2018年第2期上发表的长文，这篇文章恰好是写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如何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其中讲到了腹背受敌的万里如何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共同推动包干到户的合法化和扩散的这一段历史。

赵树凯提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汇报时，顺便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的谈话后来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也就是那篇《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从内容上看，这个谈话称赞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凤阳县的包干到户，而且邓小平也说到“不必担心”这些现象。

后来万里希望能在推广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与胡耀邦多沟通，并得到他的支持。万里曾向胡耀邦建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万里看来，要接受和推广包产到户，关键是要看省委一把手的态度。为了准备这个会议，万里与胡耀邦商定分头去有关省市跟地方主要领导见面，做好他们的工作。1980年的7—8月间，胡耀邦去了西北，万里去了东北。尽管胡耀邦和万里做了努力，但是大多数省委第一书记仍然不赞成包产到户。于是，就有了9月份会议上发生的所谓“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关于这个争论的细节，参加了这个会议的杜润生有过回忆。他说：

争论发生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提出：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即贫困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在会下，我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老还回忆说，“会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

就因为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生这样的争议，杜润生最后跟胡耀邦和万里商量，不得不对中央的文件进行多次修改，作为妥协，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也就是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文件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杜润生回忆说，文件还根据座谈会上的意见，不得不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就是著名的“切三刀”的说法。

虽然75号文件是妥协的结果，万里很不满意，但胡耀邦还是看到了我们认识上的进步。是的，这个75号文件跟之前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相比，肯定还是有巨大的进步，至少第一次正式允许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了。而且要知道，中央这个75号文件出台时，包括安徽在内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早已选择包产到户了。实际情况是，包产到户也并没有真的只在困难地区出现。所以，农民自发改变耕作制度的尝试早已走在了中央文件之前，而中央的政策不过是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所做的事后的、谨慎的追认罢了。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自下而上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政策落后于变化。但这反过来也说明中央领导人对所发生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改革现象的宽容。也就是在1980年，邓小平看到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即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不要马上动手。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那个时候来自基层的很多的自发性变革行为。

但是主管农业的万里还是不甘心。在到中央工作差不多一年之后，他终于决定要对国家农委和农业部进行整顿，并与胡耀邦联手共同推动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突破了75号文件的局限，为农民自发的变革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扫清了在全国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政策障碍，也为人民公社的瓦解做好了铺垫。

关于万里对国家农委和农业部的整顿以及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过程，赵树凯在其文章“胡耀邦与‘包产到户’政策突破”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根据赵树凯的文章，1981年1月6日，国家农委传达了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的话：“反对包产到户，是和三中全会精神对着干，思想不通可以，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领导岗位。”3月1日，万里主持了农业部党组会，对农业部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指名道姓，措辞强硬；3月11日，万里主持农委党组扩大会，听取农委、农业部等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检讨。万里对农口干部的批评，有些话相当尖刻，如说“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欢天喜地，你们倒是忧心忡忡”，“只知道坐在大楼里指手画脚，只知道念那本大寨经，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甚至说“农业部是左的路线的顽固堡垒”。万里要求，农口部门的部级、局级干部要深入农村搞两个月调研，去看看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农口系统的大调查由此开始。7月18日，万里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听取国家农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部门负责人下乡调查汇报。

前面我们提及那个省委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以及会上所形成的妥协意见，也就是所谓的“切三刀”政策。“切三刀”是指，在落后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即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万里对于这个妥协和中央75号文件还是有所保留的，不赞成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推广增设限制条件。1981年6月，万里安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广友写了内参文章，随后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内参文章明确表示，不应该用“切三刀”政策限制农民，而应该由农民自己选择采用哪种责任制形式。而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支持了万里，成为万里抵制“切三刀”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取代75号文件的新文件是如何出台的呢？本来设想只可能在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困难地区推广包产到户，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农民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自发选择已有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75号文件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于是胡耀邦提出应该考虑重新出台新文件了。

根据赵树凯描述的细节，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可以想象，新文件的起草工作肯定落在万里的肩上，由万里负责，国家农委具体承担起草任务。跟75号文件一样，农委副主任、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杜润生是起草负责人。“当年十月份，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个月。会议开始时，万里讲话，谈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并对三年来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要求大家讨论会议提供的文件草稿。会议之前，1981年10月20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文件稿；会议结束后，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又讨论了根据会议修改的文件稿。文件没有安排进入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是采取政治局委员圈阅的方式最后审定。当所有程序结束时，已经进入年末，作为1981年文件已经来不及，于是作为1982年一号文件发出。因为作为一号文件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启发了胡耀邦，他决定以后每年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出台的关于农业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后来几十年中，但凡中央出台一号文件，也都延循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这个传统。

随着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理论禁区与推广限制已经被彻底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将近3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于是中央就开始考虑起草有关文件，废除人民公社。1982年秋，中央高层部署起草关于废除人民公社和建立乡镇政府的文件。整个过程持续将近一年，最终于1983年10月正式出台。至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激进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产物终于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发生在安徽等部分地区的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终于获得了合法性，包产到户（学名应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扩散开来的趋势终于得到来自中央的鼓励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