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样本

我是2007年第一次访问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的。去那里参观的人很多，村里还建了一个大包干纪念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万里题写馆名。馆内收藏和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和文字材料，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材料，包括省委的政策文件等。特别出名的展品当然是18户农民用手印盖章的方式写下的分田到户的承诺书。据说小岗村纪念馆展示的这份承诺书并不是原件，是复制品，原件应该被国家收藏在了北京。

在这份承诺书上，尽管有不少可爱的错别字，你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段震撼的文字表述和文字下面的签名。每个名字上揿有手印，少数人盖上了自己的名章。这段文字的内容是“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小岗村参观时，我不记得是否去过这些村民深夜聚会密谋分田到户的那间屋子了。据说现在是向游客开放的，可以参观。这个茅草屋的陈设保持了40年前的样子，房屋的主人是严丽华。从那份承诺书上的签名来看，小岗村姓严的居多，估计大多数严姓村民也都是亲戚吧。

小岗村的这个故事在今天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凡是提到中国的农业改革，势必要从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开始。但是，小岗村在包干到户之前，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包干到组，也就是已经把土地分到了每个组，而不是每个户。据说小岗村60来户农民，土地被分到了8个组。

小岗村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当时确实非常大胆，可以说是星星之火中的一个闪光点。20世纪70年代后，安徽的很多农村地区都流行开了包产到组的责任制。这跟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有很大关系。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安徽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整农村政策和发展农业生产。1977年8月10日，万里还决定封闭郭庄展览馆，停止一切接待活动，推行了九年的“大批、大斗、促大干”的“郭庄经验”被彻底否定。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在这个“六条”决定中，省委提出农业政策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允许生产队划分为作业组，“一组四定”，个别生产可以责任到人（户），也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在当时，这些都是禁区，而且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路线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万里主政安徽标志着中国的农业改革已经在安徽拉开了序幕。

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并于2008年出版的《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中，我可以找到在1977—1979年这三年间发生在安徽的各种改革事件、会议和政策决定。例如在记录到1978年春天的时候，书中写道：“包产到组在安徽一些地方公开出现。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在贯彻‘六条’过程中制定了‘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记工、统一分配’的办法，把生产队划分成两个作业组，公开推行包产到组。当年全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42%，社员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30%。凤阳县马湖公社春耕前在部分生产队实行不动碾子作物包产到组，得到县委领导默许后迅速推广到全公社，成为全省第一个全面推行包产到组的公社和在大旱之年全县唯一粮食总产没有减产的公社。”

的确，1977—1979年间，因受到省委政策的鼓励，安徽农村的很多生产队都出现了包产到组的做法。但是，包产到组在很多农民看来非常麻烦。因为在包产到组的做法里，必须要联产计酬，可是对于国家、集体和作业组而言，涉及如何根据约定和联系实际的产量来确定三方的分配份额，虽然要体现多劳多得，但计算起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于是在实际执行包产到组的地方，有些农民就提出包产到组不如包干到组，也就是对作业组实行产量大包干。大包干的意思就是，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余的由作业组自己来分配。这样做比包产到组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得多。

但是在1978年时，安徽的很多县和生产队可能已经偷偷在这么做了。比如，凤阳县的很多农村在1978年下半年就有实行包干到组的呼声和做法，但县委不敢同意这么做。根据《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提供的细节，1979年2月，安徽当涂地委领导人把一些地方偷偷实行包干到组的做法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汇报，没有想到万里支持这些做法。于是，1979年2月20日，凤阳县委宣布同意推行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顺应农民的要求。短短几个月后，凤阳县3609个生产队中，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就有2554个，占总数的70.8%。

除了包干到组之外，为了顺应农民的呼声，安徽省委也决定在安徽肥西县的山南人民公社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按照当时中央关于农业的最新政策，也就是1979年的第4和第5号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当时安徽省委派工作组本来是下去宣讲中央关于农业的这两个重要文件的，但是到了山南公社却了解到农民对这“两个不许”极为不满。根据农民的呼声，宣讲组向省委做了汇报。万里书记非常重视这些呼声，认为我们的很多政策不一定都对，错误的政策必须要根据现实情况加以纠正。他主张可以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就这样，先从山南公社开始，包产到户很快就在整个肥西县实行了起来。

安徽省委后来就安徽贯彻学习中央关于农业的这两个文件的情况以及大多数农民的自发选择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中央和国家农委做了汇报。大概的内容是，应该允许农民根据当地的情况和条件自主选择不同类型的责任制，在一些地区也应该允许农民进行大包干。但是据说当时安徽省委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得到明确肯定，甚至中央内部对于这些做法是否应该得到鼓励和推广也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我后面再专门叙述。

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下，包干到组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质疑。1979年3月中，《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方式发表了署名张浩的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并加了编者按。文章全面指责包产到组的做法是错误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红线，不得人心，应该即刻加以纠正，回到之前。这样的指责在当时已经实行包产到组和包干到组，甚至少数地方还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以及全国有类似做法的部分农村地区显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引发恐慌。万里书记坚持安徽各地已有的做法不能轻易改变，他依然认为农民希望的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里对这一事件有这样的记述：“‘张浩来信’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引起猜疑和恐慌。省委当机立断，要求各地无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不要轻易改变，以免影响农业生产；万里深入基层，鼓励干部群众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参加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的安徽代表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安徽上下齐心协力，共顶压力，力保刚刚兴起的农村改革成果。3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安徽省农委组织撰写的《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来信阐明包产到组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形式之一，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张浩来信’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编者按承认‘张浩来信’及配发的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注意改正，并指出‘春耕大忙期间，集中力量搞好春耕是当务之急，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张浩来信’风波得以平息，虽未影响到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整体格局，但在个别地方产生了消极后果。”

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可以说是“顶风作案”，在已经实行包干到组的情况下，生产队长和一些农民密谋要实行包干到户。于是就有了我前面提到的18户农民写下那份承诺书的故事。

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吃不饱肚子常年外出讨饭是出了名的。可以说在1979年之前，小岗村的状况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个缩影。一个小小的小岗村，它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的全部阶段。自从办了高级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村民无心生产，小岗村的收成每况愈下，所谓“人心斗散、土地斗荒、粮食斗少、社员斗穷、集体斗空”。这是农业集体化造成激励缺失，导致农民没有生产动力的典型。据说自从集体化后，小岗村从来不上缴公粮，还靠国家救济，但依然无法让农民吃饱肚子。无奈之下，村民就外出讨饭。但自从包干到户之后，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关于小岗村18户农民密谋包干到户的文字实在是很多了，但除了那份承诺书以外，对那一过程的详细描述并没有。应该说，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些细节大多数还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而演绎出来的，198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记述了小岗村偷偷实行包干到户的故事。但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准确。比如这18户农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秘密开的会，当年的参与者事后并没有能够给出具体的日期和时间，只知道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民应该已经从外地讨饭回来，准备过年。这说明开会的时间应该是1979年春节前后。也有的文字上说是1978年11—12月间。如果是这个时间，那正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而《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是把小岗村创立包干到户记录在1979年春，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日子。不仅如此，这本书也没有就小岗村18户农民密谋包干到户的会议做出很详细的记载，只是说小岗村18位农民在1979年春秘密创立包干到户，甚至连那个揿有手印的承诺书也没有提及。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先生写了一篇记录访问小岗村的文章“关于小岗村，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赵树凯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转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记得和他在哈佛大学访学时见过面，有过不长一段时间的接触。赵树凯在文中讨论了小岗村的这个事件在当时到底有没有很快被上级政府乃至邓小平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以及知道后的反应是什么。

赵树凯在文章中说，小岗村分田到户以后，最先知道的不是公社书记，而是公社普通干部。当时有规定，凡是包产到户的村子，公社就不供给稻种和牛草（喂牛用草）。可以想象，负责这项工作的公社干部知道了小岗村已经包产到户，不敢擅自决定是否发放稻种和牛草，从而报告了公社书记张明楼。获悉小岗村分地后，公社书记知道这是政策不允许的，曾要求小岗村纠正，否则不给稻种、牛草。陈庭元来到时，公社和小岗村正在僵持着，小岗村的人不肯退回到原来的大包干到组，牛草和稻种也未能发放。

纸包不了火。这件事很快从公社逐步被上级政府知道。至于这个被上级领导知道的过程是否像坊间流传的那样是附近村子的农民通风报信，现在无从考证，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个可能。对于上级是什么时候知道小岗村事件的，赵树凯在关于小岗村的文中做了说明，我这里引述如下：

（县委书记陈庭元知道小岗村事件）是1979年4月10日。当时，县委书记陈庭元带着秘书陈怀仁下乡查看春耕情况，到了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听完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汇报要离开时，张明楼面有难色、欲言又止，告诉陈庭元：“有一个队出问题了，分到户干了。”陈庭元很吃惊。离开梨园公社后，陈庭元又让司机调转车头，来到了小岗村，在村头与正在地里劳作的青年夫妻闲谈，虽然对方不肯透露实情，陈庭元还是凭借他丰富的农村经验摸到了底实。五天后，陈庭元又来到梨园公社。谈到小岗村的事情，陈庭元对公社书记说：“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公社书记问：“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陈庭元说：“他们都穷‘灰’掉了，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陈庭元虽然告诉公社书记不要为难小岗村，但他知道这件事犯了政策忌讳，也没有及时报告地委。

但地委书记还是知道了，只是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在1979年11月，滁县地委选择在凤阳县召开全区农业工作会议，说明地委知道那里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特别是大包干到组经验突出。据说，会议期间的一个傍晚，地委书记王郁昭率领全体地委常委、各县县委书记直接进入小岗村挨门挨户查看包干到户后的粮食收成，最后来到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家中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王书记对严队长说，县委同意你们干一年，地委同意你们干三年。鼓励小岗村继续进行试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

地委书记知道了，那么作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赵树凯提供了考证材料：

万里第一次看到小岗村的材料，是在1980年1月安徽省委农业工作会议期间。这次会议从1月3日开到11日。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县委书记陈庭元各有回忆，他们在会议开始时把凤阳县委办公室关于小岗村的调查材料——《一剂不可缺少的补药》送给了万里。王郁昭报送了两份，一份给万里，一份给省委办公厅。万里看了材料后很高兴，对王郁昭说：“像看小说一样，连续看了两遍。”1月11日会议结束时，万里在总结讲话中，从王郁昭要求给承包到户“报户口”、“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谈起，说：“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呀？’，那就只能同意，批准！”此时，中央文件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省委农业工作会议结束十天后，1980年1月24日，万里在王郁昭陪同下来到小岗村。面对农民的疑虑和要求，万里表态：“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来跟他去打。”回到合肥一个月后，万里离开安徽，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在看到书面材料之前，是否已经知道了小岗村的事情，目前无法确定。前不久，本人与时任分管农业的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秘书吴昭仁讨论此事。吴昭仁说，王光宇是在这次农业工作会上得知此事，万里也应该是在会上得知此事。

至于1979—1980年前后，邓小平在北京是否知道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事件，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即使知道，也应该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也只可能是万里向小平汇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