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农业增长

在经济学家看来，1978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农业部门的自发变革不仅包括农业组织的非集体化和农户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包括一系列农业价格结构的调整与改革。这些制度及政策的改变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成了改革后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

回顾1978—1984年农业生产制度向家庭为基础的承包制的变迁经历以及1979—1983年农业政策的结果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理论上弄懂为什么生产队制度向家庭承包制度的变迁以及农产品价格结构的改革导致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的改善。

林毅夫在芝加哥攻读博士时即以“中国农业改革”这个主题作为其博士论文要研究的题目。后来他完成了系列的研究并在美国顶级期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根据林毅夫的论文提供的数据，图1-1展示了1979—1984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地区被接受和采纳比重的变化轨迹。我们看到，1979年，仅有1%的农村地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几年后的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已高达99%。换句话说，中国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集体农业生产制度向农户生产制度的变迁，这说明这一制度变迁实质上具有了增进家庭收入的帕累托改善的性质。

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业部门的迅速普及反映了这一制度在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和阶段下的适应性。农业集体化和合作组织在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能为农户和社员提供有效的劳动激励。约瑟夫·柴（Joseph Chai）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China: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一书中曾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尝试和摸索的不同包干制度的演变做了回顾与分析。他发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早被尝试的包干制度是“不联产责任制”，特别是“定额包干”。1980年1月，55.7%的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但是，农户不久就发现，“定额包干”制度需要有一个计件的精确核算指标，而实际上所采纳的“计件”方法执行起来又十分困难，结果人们便逐步用产量或任务包干去取代计件制度，于是“联产责任制”发展起来了。这种责任制与计件制相比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大大降低了监督农户劳动的监督成本；二是农户因为可以获得超出生产定额的额外部分，因而劳动的积极性与报酬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过，“联产承包”最初是以组和工分制为基础的，但很快发现把农户家庭作为承包制的基础可以大大减少“搭便车”和其他监督成本，而工分制则不利于将农户的劳动与报酬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包干到户”逐步得到确认和选择，而原来长期实行的“工分制”最终被放弃掉了，1984年，“包干到户”的普及率达99%。

我前面曾经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克服了生产队体制下难以解决的“监督和计算问题”；在承包责任制下，每个农户成了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监督因而成为多余的了。这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较之于集体化耕作制度和工分制在产权结构上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由于产权结构的这一变化，农户的收入在1978—1984年间逐步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农户在农业净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7个百分点，从1981年的81%提高到1988年的88%，而与此同时，国家和集体所占的比重分别从1981年的5%和14%下降到4.5%和7%。

我在前面没有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化。这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价格改革是我在本书第二章要重点记述的。实际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1979—1984年间的的确确是被大幅度提高的，与此同时，国家统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这体现了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价格调整与农产品销售市场化比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9年，国家决定提高18种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其中粮食征购价格提高20%，而且征购额被固定下来长期不变，征购额以上的那部分农产品价格则提价50%；棉花征购价提高15%，生猪征购价提高26%，食用油征购价提高25%，油籽征购价提高24%。对于另外一些产品，如蔗糖、鸡蛋、牛肉等，征购价格提高幅度平均达20%—25%。在这一时期，超额征购价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达30%—50%，远远高于定额内的征购价格的提高幅度。但超额征购价的提高在棉花比在粮食和大豆上的幅度更大，棉花超额征购价提高了2/3，而粮食和大豆提高了1/3左右。图1-2刻画了1978—1984年间农产品征购价格指数的上升趋势。

另外，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取消的农产品的“协议价”和“市场价”又被重新引入。农户在完成了国家定额征购和超额征购的“义务”以后，可以按照这个协议价格或市场价格向国家出售多余的农产品。事实上，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开始被政府许可开放并不断发展起来，于是在1978—1984年间农户实际上面临四种价格：定额征购价、超定额征购价、协议价和市场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三种价格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1-4）。

1978—1984年间农产品的政府征购价格的结构变化及其价格的提高自然会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的生产决策。事实上，当国家的征购定额被固定不变以及超定额征购价格被大幅度提高以后，一个典型的农户所面临的收益曲线将出现“向上抛”的特点，从而农户具有增加生产的强烈积极性。假定国家定额收购价格为p0，超定额收购价格为p1，定额征购量为q0，超定额征购量为q1，那么，一个典型农户的平均收益（AR，即国家的需求曲线）则为：

显然，当农户面临定额征购价和超定额征购价的组合时，其面临的国家的需求曲线被分割成两段：在定额范围内为p0，而且在此范围内农户的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即：

当产量超过定额q0时，农户的平均收益为：

但因为此时农户的边际收益为p0，所以对于超定额产出，农户的平均收益将小于边际收益，这表明农户此时将面临一条递增的平均收益曲线。我们将农户的平均收益曲线（即需求曲线）描绘在图1-3中。注1由于平均收益在征购定额右侧出现“向上抛”的特点，因此产出越多，农户的平均收益越大。

注1：在征购定额之外，农户的平均收益为：

因此，AR随q0增加而增加，当然，检验一下AR对q0的微分，我们马上知道AR曲线的斜率递减。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关于1978年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产队模式的替代和1978—198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结构的变化为中国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激励。表1-5提供的数据表明，1980—1985年间，这一中国农业耕作制度的变迁和农业改革时期，也是中国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由于农业的增长，农业在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33%稳定提高到1982—1984年的40%。世界银行对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所作的估计也证实了相似的趋势，从1978年的29%提高到1982—1983年的37%。经济学家约翰逊的计量研究还发现，1978—1984年的农业产量增长中大约仅有一半可以用农业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而另一半则归功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所作的贡献；而林毅夫的研究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中约有20%被认为应由农业生产制度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来解释。

本章我们记述了40年前中国农业变革酝酿和发生的实际过程，我也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了农业集体化制度的瓦解和回到家庭承包制对中国农业生产率提升的正面影响。万里说得对，这场变革是农民自己的选择，中央面临的抉择是愿意不愿意尊重农民的这一选择并将这种变革合法化。中央领导层在1978—1982年间就“包干到户”是否应该予以鼓励并全国推广的争议，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精彩画面的一个真实写照。改革就是在这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相互交织和互动中、在思想路线和理论的争议中不断推进的。

不可否认，在那个时期，自发的试验往往成为很多改革的缘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1977—1978年邓小平开始谋划在党内推动思想路线大转变的时候，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偷偷改变农业的集体耕作制度了。1977—1978年，安徽多个地区的生产队社员自发变革的勇气和包括当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在内的基层领导们的胆识实在令人敬佩，在中国40年改革历史中可圈可点。

正是因为底层农民和基层领导人的这种勇气与胆略，农业改革的苗种迅速播撒全国，困扰中国农业生产长达20年的生产率停滞和下降的趋势被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总产出的快速提升所取代，农业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农业的增长和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也为1984年中国领导人决定把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