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建构的历史

综上所述，应该说，西方古代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是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目标和力图忠实于事实的原则的，然而，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与今天的不同，他们所从属的传统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心理期许与今天不同，因此他们首要关心的东西以及表达的方式也就与我们今天的不同，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现代史学中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那样随意使用口述的资料，像李维、普鲁塔克那样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都是当时相当流行的做法。他们还普遍像悲剧作家一样模仿生活，让事件或书中的人物自己说话。但古代史家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于是，我们在古典史家的作品中看到大量生动的情景对话以及各种演说辞，实际上，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到凯撒、撒路斯提乌斯、李维、普鲁塔克、塔西陀、阿庇安、狄奥等古典史家，其作品中的演说都是史家依据“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修昔底德的话）所创作出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显然已属于文学的想象和杜撰了，顶多可以算作是如同现代传记体或报告文学那样的作品，而非历史记录。然而，古典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伪造历史，而且绝大多数古代史家将演说辞的创作视为常规，根本不向读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语的来源何在。对此，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历史空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填补空白，甚至不惜虚构。这种对历史的建构在古代史学中相当普遍，因此他们笔下所记录的史事肯定与真实发生过的史实是有着一定距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表述的那个传统和文化是不真实的。

我们认为，在仍保留口述传统的古代世界里，著史作为一种探寻智慧的方式，史家在兼顾公众记忆与个人兴趣的同时，力图以优美的笔调来描述他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重大的题材。古典史家这样的历史著述注定无法做到如19世纪德国史家兰克所宣称的那样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如实直书”，于是，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口述材料的收集中建构自己对于东方民族的想象，李维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对过去的诠释。如此一来，就很有可能会在“真实的历史”与他们“所记录的历史”之间出现偏差，换言之，古典史家向我们呈现的可能就会是一种“建构的历史”。然而，他们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他们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力图加以生动的还原，他们也谈论历史的真实，想要从假象中剥离出真实，这表明古典史家们已具有了某种历史意识。因此，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无论他们与现代史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们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直接的当下的学术询问去质疑古典史学的真实性。当然，我并不是说古典史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建构”与“谎言”并不是同一回事。且不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是纯然客观如影像般再现历史，更何况，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应该只是铺陈事实，史学著作也不应该仅限于对当时某个事件具体进程的描述，而是还应该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或愿意怎样记住那些事件的，以及过去的人们是以何种方式谈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

（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