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与修辞

西方史学在专业化之前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也不十分严格，古典史家们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著述显得好看、好读。于是，富于文采、讲究修辞几乎成为古典史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事实上，西方古典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修辞学联系在一起。希罗多德设想他的著述是要在听众面前宣读的，因此将那些能打动人的要素尽量融入其著作之中。修昔底德时常运用演说词来赋予他所描述的事件以意义和价值，他之后的希腊和拉丁史家们都尽力地模仿他们的风格，力图靠修辞学把原始史料和记忆转换成可读性较强的叙事，或是做出有意义的分析。总之，修辞学有关文字的技巧、特点以及章法对古典史家的创作及文风有着极大的影响。凯利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转向”以及当代所谓“新修辞学”的观点有许多类似之处，由此，他说：“这些文学和对‘话语’的关注当然是西方史学传统恒久的，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特征。”

史学与修辞的结合的确使得史学的叙述和分析更为完善与合理，然而，我们不能同意的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过激观点，比如，伍德曼在《古典历史学中的修辞》一书中认为，修昔底德所从事的是修辞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工作;他关注的是要达到修辞学的目的，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历史的准确性。在伍德曼看来，只有用官方或地方的档案、报纸、日记、学术性的传记来验证口述的资料，再加之以个人对地形的熟悉和相应的地图和图片的佐证，记忆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证。然而，修昔底德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现代认识与方法。

事实上，古代史家将修辞学的技法运用于历史书写之中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形势和局面。这种写作方法或与现代史学的标准相悖，但却是与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吻合的。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修辞学对于古代历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都不能否认古典史家们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书写而非撰写修辞学的文章。古典史家对修辞技法的运用，正像他们对悲剧创作手法的吸收一样，无论给人怎样的印象，对悲剧的模仿、对演说词的运用，对于古典史家来说都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其写作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