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年鉴学派及其他先行者

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方面首先举起旗帜、自成体系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1929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他们提出，要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请进历史学；历史学家应当在这些学科的交界处放手做有用的工作。他们提倡研究“整体史”；历史学要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他们反对只靠文字史料研究历史，反对标榜客观性的叙述史学，而提出史学要建立在运用多学科的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解释问题的“问题史学”。年鉴学派的理论明显地受到迪尔克姆社会学理论和马克思对经济、社会、阶级分析的影响。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并不把封建制度单纯看作是一种军事或经济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是为历史环境、生产技术条件，自然对人的控制与人对自然的认识，交通状况，人对生存自卫的要求，人的宗教态度和思想状况各层次的因素决定的。离开这些层次的事实，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布洛赫把封建制度作为一个事实，而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看待，严格限定了封建制度的时间地区范围。费弗尔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涉及了地理环境，尤其是对历史上人们的“集体意识”与人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研究，成为开辟地理生态史学与心态史的先驱。

年鉴学派的努力也得到法国经济史学家的呼应。拉布鲁斯对18世纪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物价、工资与收入指数进行了系统研究，西米昂对18世纪的物价与工资进行了更系统的集合统计研究，这可以说是经济计量史学发展的先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年鉴史学和经济史学在法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地位。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开展较早，但偏重于对社区、群体、社会生活的研究。这些研究对美国史学也有影响。如老阿瑟·施莱辛格与福克斯编写的《美国人生活史》包括了人们的饮食、工作、健康、娱乐、灾难各方面的叙述。城市、妇女、移民、种族问题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类研究代表了对抗某些史学家把美国上层阶级的思想与社会活动作为理想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进步倾向。研究各个地区的地方史也发展起来。特纳及其追随者形成的“边疆学派”对此有着重大影响。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大多数人”或“普遍人”日常生活的历史。

美国与德国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进展不大。在美国只有史学家纳米尔对英国革命时期议会成员的生平传记的集合统计研究及对历史人物心理研究的重视，科林伍德对传统史学历史观念的批判，代表了这种趋向。德国史学家罗森伯格对17—19世纪普鲁士官僚机构、贵族与专利政权的历史研究，运用了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葛兰西与匈牙利的卢卡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上，对西方史学界与社会科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的初步尝试，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