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的繁荣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貌大变，为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条件。历史学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发展形势下，受惠于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

年鉴派史学家继续发展他们的成就，在法国史学界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主要人物布罗代尔于1949年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轰动一时。布罗代尔提出了完整的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即历史分为结构、局势、事件三个层次的长、中、短时段，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属于长时段，人口、物价、收入、生产的变化属于中时段，革命、战争、政变、灾变等属于短时段。布罗代尔的这种理论明显地受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影响，而结构主义理论又受到马克思、迪尔克姆、弗洛伊德思想的启发。

在这种形势下，年鉴学派及受年鉴学派影响的史学家的成就犹如百花齐放，如勒瓦拉杜里、肖努、伏费尔、阿里叶斯、维拉、迪比等人对农村生活、人口、气候、生态变化、思想精神状态、死亡、婚姻、民俗等包罗万象的方面，进行了集合、系列研究，在战后二三十年间，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计量史学与运用计算机等技术，正是这类研究的必然发展。

在美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更呈现出多种途径和多种流派、理论并存的状況。一些社会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引入了历史领域。如经济学家波兰伊对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经济转变及其对社会、政治结构影响的探讨，社会学家本迪克斯运用韦伯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管理体制及其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比较的探讨，沃伦斯坦吸收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对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比较研究，蒂利对历史上革命、动乱等集体政治行为的研究，布莱克对世界各主要国家近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穆尔对世界各国独裁与民主政治的社会根源的比较研究，都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对历史现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另一方面，一些较为专门化的研究也形成了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种种流派。新经济史运用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库兹涅茨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形成了计量史学派，尤为著名的是福格尔与恩格曼运用计算机处理资料，对19世纪美国铁路、南部奴隶制的历史作用提出了与一般观点相反的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论。古特曼对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分析，是新社会史的一个突出研究成果。

美国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五花八门，流派众多，也就引起了复杂的争论。一方面是一些人把脱离社会矛盾与历史发展的理论方法模式套用来说明历史，显得漏洞百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学者略去了历史与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采取狭隘的经验调查研究、单纯的数量统计，得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结果，引起人们的非议。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则促进了人们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

美国战后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结合的发展，有了特别的进展，突出体现在《过去与现在》历史期刊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各派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史学家的合作上。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汤普逊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吸收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理论，对英国革命、中世纪封建社会、英国工业化、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经济、政治、社会、民俗、心理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他们密切合作的劳伦斯·斯通对性、婚姻、家庭、贵族阶层的研究，凯兹·托马斯对魔术、宗教、民众心理、民俗的研究，使英国史学面目一新，并使各种传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问题与新开拓的各个研究领域密切结合，形成了系统的交流与讨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新的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新成就，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而在英国史学的传统领地牛津大学，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史学研究中心。

联邦德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的新学派，被称为批判史学，以费舍和韦勒对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与法西斯统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进行系统探讨的史学著作，影响最大。批判史学派是在与德国有牢固传统的兰克史学派与民族沙文主义史学传统的斗争中形成发展的，马克思与韦伯的理论对批判史学派的研究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