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第一个提出社会学概念的是法国学者孔德（1798—1857）。他批判过去的历史学是“无形事实的堆积”，提出了历史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并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的有机体和力学的互相作用体系。英国学者斯宾塞（1820—1903）则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历史的解释中。孔德与斯宾塞的理论缺乏对社会历史的深入具体研究，主观地简单搬用自然界的科学规律进行类比，虽然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但终究破绽百出，站不住脚，反而使“历史就是历史，不是科学”这种论点获得反击的有力论据。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发展，工业与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开始形成，这些领域的开拓者在创立门派时，都要涉足历史，以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学说的合理性。可以说，史学是首先被其他社会新学科的创立者带入社会科学领域的。

尽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但马克思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第一个开创者，对历史学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这一点已得到公认。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论对社会发展史的分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社会结构的分析，他的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论述均有巨大反响。特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发展他们的理论时讨论了许多具体的历史问题，如原始社会、古代东方与亚洲、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为历史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领域。任何史学家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历史，都要考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与论点。

另外几位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也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研究起到了重大影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创立他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时，认为通过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来发掘因果关系是理论的依据。韦伯认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的动机与目的，为此，韦伯研究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并全面展开对古代中国、印度、犹太宗教伦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比较研究，探讨世界各地进入现代化的问题。韦伯对古代社会的农业、中世纪的城市与商业均有专门研究，并对照探讨了近代资本主义各种体制的形成发展。韦伯的理论涉及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产生了很大影响。

法国学者迪尔克姆（1858—1917）以另一种理论体系给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以重大影响。迪尔克姆反对以个人的行动与动机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是社会事实，即社会坏境、社会结构等产生的集体观念决定了每个人的行动与动机；社会历史研究应当从社会事实出发，而不是由人被社会事实所决定的概念与动机出发。迪尔克姆分析了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结构的形成、发展、组合和演变，并具体论证了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宗教的起源，到现代社会人的自杀行为，都是既定社会结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迪尔克姆的理论是后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先导。

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1856—1939）作为一个精神病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对人的性要求与性压抑、生存自卫的本能与对死亡的恐惧，个人人格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矛盾等进行了分析与揭示。在发展他的理论时，弗洛伊德联系到了社会与历史问题，对原始社会的图腾与禁忌，一神宗教的起源、现代文明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等问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论述，并对从达·芬奇到威尔逊总统等人物的历史影响作了专门的心理分析。尽管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出发对社会历史所作的解释并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他毕竟开辟了一个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领域，即深入探讨人的精神活动，研究其与社会历史环境条件的相互影响。

在上述这类影响较大的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同时，有关经济学、社会学、考古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统计学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有了迅速发展，日新月异地把新事物、新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空洞的理论，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对事物表象作概而言之的泛泛论述，都显得贫乏而落后。但历史学要采用新方法，有很多的困难与障碍。史学领域包罗人类社会百态万象；并且历史事实已经逝去，照搬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而史学旧传统根深蒂固，西方各国史学名家形成的严谨研究体系仍有着牢固影响。另树一帜，良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