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德国青年
1926年捷尔任斯基病逝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领导。1934年7月10日，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局，其职责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查，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1936年，雅戈达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久，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经过司法公开审判后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职务。他运用斯大林赋予的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庞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对苏联的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整肃，开展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弄得整个苏联几乎人人自危。
1938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接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联手，继续加紧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编织跨国间谍网。
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再次分离出来，名称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成为两个苏联国家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其工作被并入贝利亚兼任部长的内务部。
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佐尔格取得的杰出成就，就是这一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成就的直接反映。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位工程师，为附近一家瑞典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后来成了银行家。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柏林，在郊区利奇特费尔德居住下来。
佐尔格小时候敏感而胆小，非常害怕黑暗，卧室里必须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但他热爱体育，经常运动使他体格健康。佐尔格读高中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治疗。伤愈后，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三周后他再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
治伤期间，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两次在战壕中作战，冥思苦想，却不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精神上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逐渐明朗，觉得眼前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此后，他决心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后进入基尔大学学习，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学博士。不久，佐尔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积极参与建立青年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花大量时间培训德共地方组织的干部。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大学助教、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了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佐尔格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佐尔格作为与会代表有机会与苏联人深入接触，由此也彻底改变了佐尔格的人生轨迹。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佐尔格在莫斯科受到上等的礼遇。很快，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此后的几年，佐尔格受命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莫斯科开始把情报和宣传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来到中国，这里面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1929年，莫斯科派佐尔格前往中国。他原本就喜欢中国文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办理了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社签订的，一个是与《农业报》签订的。佐尔格对《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撰稿。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位报务员。不久，苏联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也到达上海。佐尔格立刻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持德国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结识了许多在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搜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基本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
佐尔格作为一位记者，周旋于德国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部队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情报；依靠德国教官搜集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平面图。佐尔格所搜集到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进行谍报活动的三年经历，大大丰富了佐尔格的谍报经验。他的勇气也经受住了考验。
东京的辉煌
回到莫斯科后，佐尔格本想休整一下，利用空闲时间，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一手材料，写一部有关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不料，三天后总部找他谈话，将他派往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当时苏联当局觉得，日本和德国的合作严重威胁到苏联远东的安全。佐尔格前往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总部给他指派了两名助手：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按事先计划，佐尔格先行到达日本后，这两人会相继与他联系。
接受了任务的佐尔格，像上次去中国一样，先到柏林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自然最合适的身份还是记者，他在中国做记者时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发表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已赢得“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他这次回到柏林，好几家报纸和杂志慕名而来，主动聘请佐尔格担任特约记者。最后，他选定影响颇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揣德国护照踏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时的东京政治气氛十分沉闷，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人人自危。一年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枪击。就在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日本名义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军人和官僚机构控制着。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存在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日本的政策和目标往往摇摆不定，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驱动下，日本政府甚至会采取轻举妄动的路线。日本人表面上守规矩重礼节，表现得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刚到东京的佐尔格，对日本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很快熟悉了环境，对付日本人繁复的礼节也感到游刃有余了。
到达东京的当天佐尔格就拜访了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此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得知他刚从德国来，立刻围上来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博士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佐尔格便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通过特殊关系，佐尔格搞到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
第二天，佐尔格登门拜访天羽，此人也是日本外务省重要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大牌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经天羽荣二介绍，佐尔格结识了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驻东京的外国记者。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不定期地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而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近卫在日本内阁中属强力派，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发展了第四名成员宫木佑德，宫木十分善于搜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佐尔格称赞他为搜集情报的“艺术家”。
到东京后，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德国纳粹党，一年后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在佐尔格看来，要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必须从德国大使馆入手，而要获得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他有一句话成为著名的间谍名言，流传很广，那就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德国新任助理武官奥特到东京上任。佐尔格拿着奥特在《每日展望》做编辑的一位密友的信拜访奥特。这位朋友在信上不仅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而且说他在人品和政治上完全可信，作为朋友佐尔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奥特武官在柏林曾阅读过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章，对博学多才的佐尔格印象深刻。当年奥特上校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年龄相仿的人也容易沟通，加之在一战中，他们都曾经是德国军人，打过仗负过伤，共同的经历使他俩一见如故。
奥特一心想着好好表现自己的才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当时，他正因为自己送给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奥特的欢迎。从此，奥特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总是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意见。佐尔格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或者提出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充实了奥特所写报告的内容和分量。报告送上去后，奥特经常受到柏林的表扬。由于佐尔格的帮助，奥特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佐尔格更成了奥特家里的常客。
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大家看到奥特武官与佐尔格称兄道弟，关系密切，对佐尔格越发另眼看待，因此他在使馆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口号：“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这是一群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式的好战狂。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惜一切，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搜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日本青年军官团正准备发动武力政变。
事发前，佐尔格写了一份相关的分析报告。报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这件事，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东京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日本政府所属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省城市警察局和国会。同时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这才想起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佐尔格的威望陡然大增。
苏联情报机构对佐尔格下达了新的任务：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对苏联的真实意图。
佐尔格从奥特和德国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谈判一度终止。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露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奥特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报告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同样的消息。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意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所以谈判难以深入。此外，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找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入手，尽力搜集更多的情报。但是无论从奥特武官还是从大使那里，佐尔格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由此推测，很可能谈判对大使馆也是保密的。
正当佐尔格心急如焚的时候，机会来了。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获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负责谈判的人，日方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德方是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佐尔格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况。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当然立刻答应保密，很快一封用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发往柏林。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回电中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还没出来。此外佐尔格还了解到许多谈判细节。
柏林派来一位特别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访问东京的。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亲热地说：“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我和你是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佐尔格也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哈克的手：“当然！见到你很高兴。”他们3人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来到东京接风。几杯酒下肚，彼此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是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要他们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哈克说，德日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日本人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但德国希望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减轻德军的压力。为了早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希特勒给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即所谓的“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说到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不会半途而废，他们还会给协定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次偶然的相遇帮了佐尔格的大忙。这些重要情报，佐尔格都迅速地报告给莫斯科，经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汇报给苏联政府。因此，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已掌握情况。
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极为有利。大崎利用同学的关系早已结识近卫。大崎是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需要的人才。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他不仅邀请大崎参加，还要他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日本国家政治事务，并很快成了近卫首相的密友和谋士，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而佐尔格也因此能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诸如日本内阁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和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参加了招待会。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该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小了。由于日本下不了决心进攻苏联，德国人非常恼怒，对德日签订同盟条约也冷淡了。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由于两国各有各的打算，一时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日本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并坚持要求德国从南京召回他们的军事参谋人员。
综合上述种种情况，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当时在欧洲战争一触即发，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他指示苏联情报部门千方百计弄到日本近期会不会对苏开战的情报。佐尔格的这份情报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令他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授予奥特武官少将军衔，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终于如愿以偿。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紧紧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能有今天的荣誉，与这些年来佐尔格无私的帮助分不开，为此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已经在德国大使馆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成新闻简报，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阅读。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辑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干这份工作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进入使馆的正式编制内，这样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审查。此时，因与奥特大使的特殊关系，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向佐尔格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德国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办公室拍照，然后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0年，佐尔格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之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佐尔格成了纳粹党的大红人。
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1940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多次谈判终于在东京签署，日本成为缔约国成员，苏联处于腹背受敌之中。那时，纳粹德国的铁蹄已经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又虎视眈眈地瞄准了苏联。苏联一时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究竟什么时候会进攻苏联，成了苏联情报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消息。
由于佐尔格在德国中特殊的地位，他搜集这个情报是最有优势的。那些日子里，佐尔格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德国国内的动态。恰好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故意问他：“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管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佐尔格大吃一惊，感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佐尔格第一次获得可靠情报。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于是，佐尔格充分利用与德国大使馆的密切关系，仔细阅读使馆收到的从柏林发来的大量电文。经反复分析比较，佐尔格终于发现，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德军第4和第12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苏联情报部门发出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德军已集结了80个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又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佐尔格在德国使馆经常见到来东京出差的德国信使或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都谈到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移动，还说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通过克劳森的秘密电台接二连三地向莫斯科报告。
有一次在与大崎的讨论中，佐尔格指出存在突然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可能性。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做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在大使馆与特使聊天中，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德国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带来了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旦进攻开始，苏联红军将彻底崩溃，苏维埃政权在两个月内完全瓦解。
5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莫斯科情报部门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清晨，发完电报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佐尔格在门口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他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果然，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佐尔格：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请示本国政府之前，他不能做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听到这番话，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拉起克劳森十分急促地说：“发报，立刻向莫斯科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心急如焚地等待指示。奇怪的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复。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口授电文，命令克劳森立即发出：“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苏联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感谢，但电文中没有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非常费解。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本来佐尔格的情报可以挽救整个苏联的命运，遗憾的是，苏联政府没有对佐尔格的情报予以重视，战争准备不充分，所以战争初期一溃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不管怎么说，佐尔格对德国袭击苏联事先做出了最精确的预告，在世界谍报史上留下一则堪称完美的情报杰作。
最后的使命
战争爆发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进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尽管日本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会信守中立，仍将袭击苏联。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中。6月26日苏联情报部门指示佐尔格：“告知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苏德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进行了何种新动员，部队调遣到中国作战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苏联远东边界移动的情况。”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开始搜集情报。
事实上，早在3个月前，佐尔格和大崎就已着手研究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并收集到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的地点，师团长等主要军官的姓名等。根据已掌握的情报，以及对近来形势的分析，佐尔格间谍小组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7月2日，日本内阁和军方举行御前会议，陆海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重新部署了中国北方前线和西伯利亚边境等地的兵力，拟定了中国华南前线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案。会议通过决议：日本将争取中国的战事圆满解决，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能迅速派遣军队。
会议一周后，奥特大使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通告。
奥特大使把日本的声明单方面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准备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日本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中国的事情已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毫无把握，摸不到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佐尔格推理出初步的结论：日本将采取措施稳住北方局势，而不是真想向苏联开战，但在南方向印度诸国发动进攻则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情报电告了莫斯科。
为弄清日军的最新动向，佐尔格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大崎制作出一张详细的图表，设法摸清调往中国东北日军部队的数量，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中国东北进行准备的情况。至于日本进行战事动员的详细计划由宫木搞定，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对情报进行分析发现，日本应征入伍的新兵，有的发冬装，有的则发夏装。因此一时无法搞清楚日军去南北方向的比例。大崎决定亲自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
佐尔格则勾画出日本大规模战事动员的整体趋势。动员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作为战时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战事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8月20~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所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可以开始作战：第一，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第二，有明显迹象说明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
佐尔格根据日本春秋两次战事动员的情况，在大崎对日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接到佐尔格的情报，苏联立刻调整了战略部署，苏联最高统帅部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25万人。苏联的军用列车满载着这些步兵和坦克部队，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线，去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佐尔格提供的准确情报，让这些部队大胆增援莫斯科，最终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东京受审
佐尔格东京小组的活动其实早就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日本情报部门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文，但一时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东京反间谍机关也全力投入了行动。
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德国使馆拜访过奥特大使，佐尔格从奥特那里知道，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迟早会暴露自己的小组。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1年10月18日清晨，身穿着睡衣拖鞋的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埋伏着的一群日本特高课特工逮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佐尔格东京小组间谍案，逮捕的有关人员共35人。
1941年11月23日清晨，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电文进一步解释说：“经与日方再三协调，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进行间谍活动。我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国内，但日方说，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此事应予保密，一时无从了解。”
佐尔格被捕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了，人们莫不目瞪口呆。德国记者同行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表示支持佐尔格，认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指控有问题。他们前往监狱给佐尔格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助理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并一直把佐尔格看作交往很深的私人朋友，是他最可信赖的同胞。因而奥特大使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的说法。
奥特将军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不幸的佐尔格成了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近卫首相的秘书保持联系。”当时，近卫内阁刚倒台不久。1941年10月，正是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因此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日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首相直接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交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
经再三追问，小岛才含糊其辞地透露：佐尔格很可能被指控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奥特大使得知此消息，依然为佐尔格辩护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此消息，奥特大使简直如五雷轰顶。心情复杂的奥特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他。奥特大使只被允许提三个问题：
“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你。”
“伙食怎么样？”
“还好，谢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佐尔格？”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奥特就被撤销了大使职位，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苏联已经收复了所有国土，大军直指柏林。也是这一天，日本东京巢鸭监狱里，佐尔格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终年49岁。
佐尔格死后，他的恋人为他在日本东京的多摩公墓建了墓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纪念他。
佐尔格死了，可是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在苏联内务部和总参四局的档案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投靠了日本和德国的间谍”。此后多年，苏联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承认佐尔格的身份。
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鲁晓夫偶然看到了一部外国电影《佐尔格博士你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件真事，赫鲁晓夫非常震惊，随后下令授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因此开始全面纪念英雄佐尔格，为他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莫斯科和他的家乡巴库都为他建立了纪念雕塑，出版了大批相关书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著名记者、德国大使馆资料分析员、德国纳粹党员、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员、德国博士、苏联间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佐尔格是20世纪苏联乃至世界情报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