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十月革命后的激情岁月
从暗探局到“契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了镇压国内外反对势力扬眉剑出鞘，谍报人员遍及全世界，捷报频传；然而，情报组织的几任负责人却境遇凄惨——捷尔任斯基的肖像越挂越少，越挂越小；贝利亚惨遭处决；托洛茨基更是受到“国家追杀”，亡命他乡，喋血墨西哥。
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故乡属于现在的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当年是俄属波兰维尔诺省奥希米扬内县。1877年9月11日，捷尔任斯基出生于该县捷尔任诺沃庄园一个有点文化的小地主家庭，父母是犹太人。小时候，他立志要当一名大主教。
1887年8月，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诺第一中学学习。读中学时他迷上了马克思主义。1894年秋，他加入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他认为这样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从而更好地“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他经常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做宣传活动。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7月，他第一次被捕，被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1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他被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刑。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在捷尔任斯基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1917年二月革命后，捷尔任斯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不久由于工作出色，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党的全部组织工作。
捷尔任斯基是十月革命重要的组织者之一。十月革命前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从1917年10月20日开始，捷尔任斯基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上。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各级地方苏维埃相继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根据列宁提议，捷尔任斯基担任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同月，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2号挂牌办公。
“契卡”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感觉神秘莫测的克格勃（KGB）前身。“契卡”成立之初，由于他们刚好搞到一大堆皮衣，“契卡”的工作人员都穿上了皮衣。因此，皮衣就成了“契卡”的身份标志。“契卡”的工作人员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而是因为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契卡”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于1920年搬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克格勃一直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克格勃的训练手册中一直引用捷尔任斯基的一句名言：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死斗争。
“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是《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这些手册在撰写时借鉴了不少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契卡”早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就是指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反对派和阶级敌人。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很多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都能非常巧妙地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化名。比如，我们熟悉的列宁，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还有斯大林也是化名，他真名叫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契卡”的首任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身材挺拔修长，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清癯消瘦，戴一副夹鼻眼镜，彬彬有礼，一副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害怕他的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制造了著名的“洛卡特事件”的英国外交官洛卡特曾这样描述他：“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他的那双眼睛最能说明他的职业。
十月革命后，新生政权苏维埃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捷尔任斯基与他的部下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种类似清教徒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那时，有些人开始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工作、吃、住全部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捷尔任斯基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整整一年的时间终日埋头工作，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任何业余活动，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因其顽强的意志和严于律己的作风，他得到了“铁腕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拒绝享受任何其他人没有的特权，从来不吃小灶。一个老兵负责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老兵给他拿来什么好吃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老兵，问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老兵赶紧回答：“是的，是的，大家吃的都一样，捷尔任斯基同志。”
捷尔任斯基和他领导的肃反委员会，打击反革命的主要手段有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采取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最初，列宁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规模会如此之大。渐渐地他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解上，而使用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了自己。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唯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电影《列宁在1918》里有一组典型的画面，形象地诠释了双方严重的对立：一位衣着破旧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打断对方的话激动地说：“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组织具有高度神秘性，是一个行动和手段不受司法机关约束、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的机构。“契卡”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等等。而最令人恐惧的是“契卡”杀人无须请示批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并可以随意枪决。捷尔任斯基说：“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但他必须执行列宁的指示——一切都是因为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囚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入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女凶手卡普兰被抓获。与电影中的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子，在昏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同志们迅速反击。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被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的一个侦查员对他说：“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些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说：“好吧，我可以放了您。不过我现在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行不行：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式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工作卓有成效。彼得格勒抓了1000多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红色报》刊登了这500个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教授、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认识》中记述了一段他与捷尔任斯基的交往。那是1920年，别尔嘉耶夫第一次被捕，审讯他的正是捷尔任斯基。别尔嘉耶夫回忆说：“在夜里12点我被带去审问。我被领着经过长长的阴森的走廊和楼梯，最后，我们经过比较洁净和光亮的走廊，进入很大的房间。这里异常光亮，地上却铺着白熊皮，在左边靠写字台的地方，站着我不认识的穿军装戴红军星的人。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我叫捷尔任斯基。’这是‘契卡’创始人的名字。我对捷尔任斯基说：‘我打算直接说出我想说的东西，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家和作家身份的。’捷尔任斯基回答我：‘我们期待于你的正是这个。’那时我决定提前讲出要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讲了45分钟，作了整个的演讲，我所说的带有唯心主义性质，我努力讲清楚在怎样的宗教、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捷尔任斯基很注意听我讲，只是偶尔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我长篇发言后，捷尔任斯基表示喜欢我的直爽，但仍给我提出了某些问题。我坚决不谈别人的事。我已经有了受审的经验。在审讯结束时捷尔任斯基对我说：‘我现在放了您，但是您在问题没解决以前不能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又转身对明仁斯基说：‘现在很晚了，我们这里盗匪活动猖獗，能否弄辆汽车送别尔嘉耶夫公民回家？’”
在别尔嘉耶夫的笔下，捷尔任斯基并非一个面目可憎的人。
他的雕像矗立在克格勃大楼前
1919年1月，捷尔任斯基奉列宁命令，作为斯大林的副手协助处理皮尔姆事件。此后，捷尔任斯基成为斯大林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事件处理完毕后，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联名建议，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新部门称内务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捷尔任斯基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同年，他以俄共（布）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他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主任。
1920年5月，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对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表现强烈不满，警告中央委员会如不换上捷尔任斯基，那么对盘踞在乌克兰的波兰军的进攻将无法发动。于是在列宁建议下，捷尔任斯基担任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负责后勤的西南战线后方司令。6月，在捷尔任斯基的有力协助下，斯大林仅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击溃了波兰第2集团军，粉碎了波兰第3集团军的进攻，彻底扭转了苏波战局。
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列宁满怀激情地说：“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和蓄意破坏。”
当时，在革命阵营里普遍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最不可靠。1922年，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负责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知识分子的材料，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知识分子档案，也由此开始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体系。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超过25万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国内战争结束时，“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帕乌”），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
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它的职权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
但是，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从未停止过正常的运转。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据说，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事迹十分感人。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捷尔任斯基情绪激昂，像个不知疲倦、精神抖擞的战士，针对“反对党内反对派”的话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严厉批驳了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捷尔任斯基也是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的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着在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开始赞扬自己的工作精神，费奥多尔·福明是早期肃反工作人员，也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契卡”，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它们作斗争。’”当捷尔任斯基说到“我从不顾惜自己”时，大礼堂里的中央委员们大声应答：“对！”
捷尔任斯基说的话无疑是真的。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当时的俄罗斯，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诞生，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使得苏维埃许多地方“千里无鸡鸣”。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敌人的血腥包围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以秘密警察的红色恐怖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大会发言刚过去3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死猝然离世，享年49岁。
他死后被葬于莫斯科红场。他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装进玻璃柜中，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供人们瞻仰。但是，随着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益膨胀，人们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干脆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
20世纪50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塑像大理石底座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们早晚都要进行一次献花的仪式。1991年“8·19”事件后，民主派推倒了捷尔任斯基雕像。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更名为卢比扬卡广场。
2004年9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被推翻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又重新竖立在广场中央。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时代，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卢日科夫的讲话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俄罗斯右翼势力认为，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不是建筑学上的问题，因为捷尔任斯基雕像是残酷镇压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而左翼力量则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