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出境的领袖
苏联情报部门是组织海外追杀行动的高手，其中三次最成功的追杀行动曾轰动整个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列夫·利比特在德国慕尼黑被枪杀；保加利亚作家马尔科夫在英国被克格勃毒死；托洛茨基喋血墨西哥城震惊了整个世界。
1879年11月7日，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富农家庭，原名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1896年他参加了地下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898年托洛茨基因参加工人运动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后，他逃离西伯利亚，用“托洛茨基”名字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从此“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比他的真名更出名。
在伦敦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与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创办了《火星报》。不久，托洛茨基与列宁发生论战，成为孟什维克中的一员，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26岁的托洛茨基回到祖国，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06年他再次被捕，12月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此后，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活动。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托洛茨基当时主张采取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由美国返回俄国，于5月17日抵达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应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被推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在狱中，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受到列宁的热烈欢迎，在牢房中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力准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出狱后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从而成为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政治局，共推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成为其中之一。
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起义（十月革命）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被炸死。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列宁称为“红军的缔造者”的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党内，托洛茨基都被授予仅次于列宁的领导职务。在1918~1921年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本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跟在列宁后面，排在第二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当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非托洛茨基莫属。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联合，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列宁弥留之际，对党内的团结和稳定十分关注，担心党内出现分裂，对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提出了看法。当时，苏共正在召开“十二大”。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便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后来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信中，列宁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托洛茨基手握“圣旨”，在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是有优势的，但他干了一件对政治家来说非常幼稚的事，结果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出版《论列宁》一书和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论列宁》是托洛茨基纪念列宁的文章汇编。由于自负性格使然，托洛茨基在书中不乏强调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十月的教训》一文是托洛茨基为《一九一七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和德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一周年而写的。文章中翻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反对十月革命的老账。
托洛茨基的做法彻底惹恼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相继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往何处去》等文章和报告。斯大林也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和演说，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声援。他们都抓住托洛茨基抬高自己这一弱点大做文章，将其上纲为“主义”之争，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报纸上还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粗暴攻击列宁的信，整个形势使托洛茨基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终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为失败者。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他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的警告。1926年他不再是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月后被开除出党。
1928年1月20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把托洛茨基拖上汽车，强行将他驱逐出莫斯科，发配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偏远的阿拉木图距离莫斯科4000多公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他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半年时间，他发出的信件和电报有1300多件。1928年12月中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沃伦斯基从莫斯科赶到阿拉木图，专门向他发出警告：必须无条件地停止领导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把他驱逐出苏联国境。托洛茨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声称反对派的活动不具有反革命性质。他抗议对他的流放，坚决要求参加政治活动，继续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32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他不愿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最后通牒。
1929年1月18日，苏共中央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投反对票的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使又来找托洛茨基了。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Л．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狂怒地大喊大叫，说这一决议实质是犯罪，一个未经国家法庭批准的决定，其形式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反抗毫无意义。22日黎明，托洛茨基和妻子、儿子在押送人员的强制下，一起上了大客车。一路上大雪纷飞，走了7个多小时才到达30公里外一个林中小火车站，登上了一辆押送他的专列。
托洛茨基提出要去德国，沃伦斯基电告莫斯科请示。在等待上面答复的日子里，暴风雪降临了。每天早上，火车拉着唯一的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12天后，他们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收留托洛茨基。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前往土耳其方向，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愿意收留托洛茨基的国家。
2月10日，专列终于驶达黑海著名港口敖德萨。托洛茨基一行被安顿在“伊里奇”号油轮上。托洛茨基一家和4名保镖随“伊里奇”号在黑海的滚滚波涛上航行了几天来到土耳其。这里是托洛茨基流亡国外的第一站，前后待了4年。
1932年2月20日，托洛茨基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决定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和公民权，同时剥夺他的妻子娜塔丽娅、儿子谢多夫和女儿季娜伊达的苏联公民权。
自那以后，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不断变换住处，四处流浪。1933年7月，托洛茨基以治病为由进入法国。在巴黎，有人闯进他的住所，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近70公斤文件，都是一些十月革命前后的珍贵资料。1935年，托洛茨基来到奥斯陆。1936年8月5日，托洛茨基出去钓鱼的时候，一帮法西斯分子袭击了他的住宅，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搜集他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乘坐挪威的油船“路德”号抵达墨西哥。
无论流浪到哪里，托洛茨基都在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过。他撰写了大量的书籍、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最终战胜对手的勇士，托洛茨基以此表达自己必胜的信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和家人的命运却一个比一个悲惨。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的结发妻子，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第一次婚姻使托洛茨基有了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尼娜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期间患肺结核死去；季娜伊达同父亲一样被驱逐出国，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谢多娃给托洛茨基生下两个儿子谢多夫和谢尔盖。小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工艺学院的教授，托洛茨基还在克里姆林宫时，他就已经离家出走。谢尔盖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后来又钻研机械技术，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同父亲一道流亡。1932年1月，《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谢尔盖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这则消息刊登后，他便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最后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一年半宣布离婚，但也没有逃脱惨死的命运。
谢多夫随父亲一起流放，并成为父亲工作上一名得力助手。在巴黎时，谢多夫得了阑尾炎，到巴黎米拉勃街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可是很奇怪，第二天，医务人员发现他发着高烧，手术切口处有一大片瘀血。于是，医生立即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但这次手术无济于事。1938年2月16日，他死在这家诊所。托洛茨基立即对儿子的死因发表声明。当时，尽管他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只援引了六七件间接的材料，但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为。托洛茨基在日记里绝望地写道，他的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漩涡里一个个死去。全部亲人中只剩下妻子和八岁的外孙子谢瓦，那是女儿季娜伊达的儿子。儿子的死使托洛茨基意识到，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早就盯上他了，只是条件一时还不够成熟。
对托洛茨基而言，除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外，他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联系出售这批档案。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000美元买下全部档案。托洛茨基附带提出几个条件，其中一条是，这些档案40年后才能公开，这样能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在这段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他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坚持和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一个震惊世界的跨国追杀阴谋终于开始实施了。
在斯大林授意下，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亲自制定出谋杀托洛茨基的完整计划，并指派苏多普拉托夫领导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去执行谋杀任务。斯大林接见了苏多普拉托夫，亲自对他讲，立即物色可靠的人选，要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行动小组的任何要求都将得到无条件的满足和支持，有关秘密小组的行动情况直接向贝利亚报告，而不必向其他人汇报。同时，斯大林和贝利亚要苏多普拉托夫记住，执行此次任务的所有责任，所产生的任何后果都由他承担。
苏多普拉托夫很快被任命为情报局副局长。在墨西哥具体指挥谋杀行动的叫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是一个长期活动在国外的老牌内务部特工，曾在西班牙处决了不少所谓有背叛嫌疑的苏联军事顾问。
然而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一次谋杀并没有成功。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秉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小心。他有一个专门的警卫班子，他的秘书汉森兼任警卫队长。托洛茨基有一名贴身保镖叫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是一个25岁的美国人。到墨西哥不久，他就被苏联内务部特工收买了。
1940年5月23日轮到哈特值班，凌晨，按照事先约定，哈特悄悄地打开了大门，20多名身着军装和警服的男子冲进了托洛茨基住宅，这伙人对各个房间的位置十分熟悉，他们径直扑向托洛茨基的卧室，用自动步枪朝床上猛烈扫射。托洛茨基的妻子很机灵，听到枪响，猛然翻身把托洛茨基扯到床下，贴着墙角紧紧趴在地上，这样他和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次，托洛茨基还算走运。袭击者用自动步枪同时对托洛茨基的外孙子谢瓦住的房间、托洛茨基的书房和卧室扫射了300多发子弹。但受伤的只有托洛茨基的外孙子，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脚。整个袭击持续了20分钟，他们以为托洛茨基一家都被打死了，出门抢了两部汽车，并带走了哈特。后来，暴徒们知道托洛茨基没有死，担心警方找到哈特，为了灭口就把他干掉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人们找到哈特的尸体，他被埋葬在一名参与这次刺杀行动的人的私人花园里。
暗杀发生后，墨西哥警察赶到现场调查，托洛茨基把右手放在嘴边，不无幽默地低声说：“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苏联内务部格鲁乌执行的。”
贝利亚知道暗杀失败后，在别墅里召见了苏多普拉托夫。在听了暗杀流产的汇报后，他命令苏多普拉托夫立即准备策划新的行动。两天后，他们带着新的暗杀计划一起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别墅觐见了斯大林。
虽然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但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关注，仔细地阅读托洛茨基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凡是在各国报刊上发表能够找到的，他一篇也不放过。斯大林桌上摆着一本专门的文档夹，里面存放着托洛茨基最新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当时，斯大林获知托洛茨基正在撰写他的传记，而托洛茨基手上掌握着大量足以败坏他名声的文件资料。斯大林对此非常恼怒，迫切地需要销毁这些秘密文件，消灭传记作者本人。斯大林听了苏多普拉托夫的汇报，当即批准了苏多普拉托夫新的暗杀行动，并留他们一起吃晚饭。苏多普拉托夫自然受宠若惊，决心尽快干掉托洛茨基，报答斯大林对自己的器重。
新一轮暗杀计划由一个叫拉蒙·梅尔卡德的人执行。拉蒙的母亲卡里达德·梅尔卡德是艾廷根的情人，艾廷根作为苏联内务部特工在西班牙工作时与卡里达德勾搭上了。卡里达德虽然已是半老徐娘，却仍然风姿绰约，仪态万千，保持着西班牙土生白人女性的种种魅力。艾廷根将自己的情人卡里达德发展为苏联间谍。当卡里达德知道儿子拉蒙与托洛茨基的女秘书西尔维娅的关系后，便向艾廷根推荐拉蒙去执行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
枪击事件发生后，大难不死的托洛茨基搬迁到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四周围着高高的围墙，只有一扇大门可以进入，所有进出的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有位美国朋友劝说托洛茨基秘密前往美国，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但被托洛茨基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勇敢地公开地面对自己的仇敌和朋友。后来，托洛茨基勉强接受墨西哥当局的建议，加固他的住宅区，他悲愤地说：“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
6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各地做了一次旅行，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回家后，有人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他也不赞成。接待客人时，他也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给客人不自在的感觉。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危险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铁镐击头死于非命
拉蒙·梅尔卡德持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来到墨西哥。护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杰克逊，比利时人。不久，艾廷根也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的秘密接头点，拉蒙与他的母亲以及艾廷根见了面。他们一起分析了托洛茨基别墅的警戒系统，商量刺杀使用的武器，最后决定使用登山运动员所用的冰镐。这种武器容易躲过警卫的检查，而且冰镐比一般刀子更凶猛，暗杀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响声。艾廷根提供给拉蒙足够的活动经费。
早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拉蒙曾出现在巴黎的会场，他伪装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拥护者，自我介绍说他叫莫尔纳尔，是比利时莫尔纳尔家族的贵族，父亲在战前做过比利时驻伊朗公使。在这次会议期间，拉蒙自称也是托派成员，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尔维娅的美国姑娘，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硕士，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这个相貌一般的老姑娘与英俊的拉蒙邂逅，很快坠入情网，而拉蒙挥金如土，对西尔维娅关怀备至。
1940年1月，西尔维娅到达墨西哥，开始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一天，拉蒙突然出现在西尔维娅面前，他紧紧搂住西尔维娅狂热地亲吻，西尔维娅又惊又喜，感觉非常幸福。从此，拉蒙每天送西尔维娅去托洛茨基处上班，下班又来接她回去。因经常出现在托洛茨基的住所，拉蒙与托洛茨基的警卫们混得很熟。警卫们知道拉蒙是西尔维娅的情人，对他也格外客气。但拉蒙从不轻易打听和走进托洛茨基的住所，只是坐在豪华轿车里，在门外等候西尔维娅。
3月，拉蒙第一次走进托洛茨基的别墅，仔细观察了别墅的内部情况。5月27日，拉蒙偶然在院子里见到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正与自己的外孙子玩得很开心。拉蒙送了一架玩具滑翔机给托洛茨基的小孙子，小家伙乐坏了。从此，托洛茨基对拉蒙的印象一直很好。作为礼节，托洛茨基夫妇邀请他与全家共进早餐。此后，拉蒙来别墅的次数并没有增多。托洛茨基似乎对此人有所警觉，但也未怀疑拉蒙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只是觉得他有时比较“轻浮”。
1940年8月20日，天气晴朗，托洛茨基起床后感到格外宁静和安详。下午刚过5点，紧张工作一天的托洛茨基放下笔，走进了院子，来到兔笼旁喂兔子。这时，拉蒙走进了院子，只见他身穿雨衣，还戴着帽子，托洛茨基夫人娜塔丽娅觉得十分奇怪，又没有下雨，大热天怎么把自己裹得这么紧。拉蒙可能看出大家的疑惑，连忙说：“怕是要下雨。”
他向娜塔丽娅要一杯水喝。娜塔丽娅端出一份茶点，拉蒙连连摆手说：“谢谢，我肚子很饱，吃不下去，来杯凉水就可以。”拉蒙向娜塔丽娅说明来意：他带来一篇修改好的文章，想请托洛茨基再看一遍。娜塔丽娅就把拉蒙带到兔笼旁，托洛茨基接过拉蒙的文章随手翻了一下，他对文章的内容不感兴趣，可既然拿来了，就得给他看一下，托洛茨基说：“这样吧，我们到书房去看你的文章。”
托洛茨基坐在桌前，很认真地阅读手上的打印稿，拉蒙就站在旁边。当托洛茨基刚刚看完一页，凶杀开始了。
事后，拉蒙是这样交代的：“我把雨衣放在一个柜子上，悄悄掏出那把冰镐，然后紧闭双眼，用尽全身气力，向他的头部猛砸下去。”凶手本来以为一镐下去，托洛茨基就会哼也不哼一声死去。没料到，在拉蒙举起冰镐的那一瞬间，正在阅读的托洛茨基把头稍微动了一下，从而改变了冰镐打击的部位，使受伤的程度减轻了一些。当时，托洛茨基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喊，声音十分瘆人。托洛茨基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手，并耗尽全身力气抓住了冰镐。此时，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已被打碎，血流满面，他抓起桌子上的墨水瓶、书籍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继续与凶手搏斗。他被拉蒙摔倒，又艰难地爬起来。听见惨叫声，娜塔丽娅和警卫们冲进了书房，他们看见托洛茨基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身躯仍然紧紧倚着门框，不愿在凶手面前倒下去。警卫人员扑向凶手，一名警卫用枪托将拉蒙击倒。娜塔丽娅赶紧搀扶托洛茨基躺到一张席子上，托洛茨基突然吐出一句：“娜塔丽娅，我爱你！”声音凝重、庄严又充满了感情，娜塔丽娅早已泪流满面。“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他转而用英语对秘书说，“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终点。”
外面传来拉蒙的嚎叫和哭泣声，一帮警卫怒气冲天，正在狠揍凶手，托洛茨基平静地说：“告诉小伙子们不要打死他，必须让他招供，说出背后真正的凶手。”拉蒙求饶地说了一句：“是他们逼我干的，他们把我母亲关了起来。”警卫们追问：“谁把你母亲关了起来？是不是苏联内务部？”拉蒙·梅尔卡德一口否定，说此事与苏联情报机构无关。
此时，在离托洛茨基别墅不远的偏僻处，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艾廷根和拉蒙的母亲卡里达德分别乘坐两辆汽车，在那里等候接应拉蒙。按原来的计划，拉蒙悄悄地打死托洛茨基，立即溜出别墅与艾廷根会合，然后逃离现场。托洛茨基一声惨叫，使这一计划落了空，拉蒙当场被抓。后来，艾廷根发现别墅门口来了不少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开车跑掉了。
闻讯赶来的医生经过细心检查，发现托洛茨基的左臂和左脚已经麻木，脑部受伤的神经开始影响肢体的运动。医生急忙把受重伤的托洛茨基送往医院。晚上7点多钟，墨西哥最好的医生进行了会诊，5名外科医生给托洛茨基做了脑部手术。医生发现伤口有两处，右侧的颅骨已经被击碎，碎片嵌入了脑髓，脑膜严重受伤，部分脑组织彻底破坏。当晚7时25分，托洛茨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托洛茨基的骨灰被埋在别墅院子里，一块白色石碑立在墓前，上面插了一面红旗。
墨西哥警方对凶手拉蒙进行了审讯，他极为冷静，自称杰克逊，比利时人。不管警方采取什么样的审讯措施，要他交代杀人动机时，拉蒙总是一口咬定暗杀是个人行为，与任何组织无关。拉蒙被捕后，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在这份遗书中，拉蒙首先简述了一下自己的历史，然后详细讲述了自己杀害托洛茨基的动机，他说自己是比利时莫氏家族的独生子，在法留学期间，由于受西尔维娅的影响而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并因此来到墨西哥向托洛茨基求教。但托洛茨基却是个伪君子。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竟要求他去谋杀斯大林。因为有西尔维娅这样一位可爱的恋人，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要求，结果被托洛茨基痛斥了一顿。于是他才决定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埋葬这个伪君子。
墨西哥警方对拉蒙的遗书内容做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遗书的内容多系捏造。首先，比利时政府断然否认了莫氏家族的存在；其次，当西尔维娅被询问托洛茨基是否曾派拉蒙谋杀斯大林时，西尔维娅不仅气得大骂拉蒙“胡说八道”，而且还要求与拉蒙对质。见到拉蒙后，西尔维娅极其蔑视地说：“无耻！卑鄙小人！”
墨西哥这个国家没有死刑，这次暗杀行动中的凶手拉蒙·梅尔卡德，经墨西哥法庭的审判，受到最严厉的惩处：被判20年监禁。在狱中，拉蒙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他被关在单人囚室，宽敞而舒适，里面设施齐全，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他的妻子一周探视他两次，妻子暗暗告诉他，有人准备帮助他越狱逃跑。拉蒙听到这一消息表示坚决拒绝。他是圈内人，知道这是苏联内务部出的点子，以帮助他逃跑为借口趁机轻易地将他除掉，杀人灭口。拉蒙深知待在监狱里比在外面安全。
托洛茨基的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众说纷纭。莫斯科《真理报》只用寥寥数行字报道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拉蒙凶杀案很多年来一直是个谜。事情的真相被披露时已经是1950年了。一个叫海默·拉蒙·梅尔卡德·德尔里奥的人自称是拉蒙的亲兄弟，曾在马德里大学执教。他说他的兄长拉蒙和他的母亲都曾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过，母亲卡里达德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情报部门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中起到关键作用。
另一位揭露暗杀托洛茨基真相的是苏联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彼得罗夫1953年叛逃到西方，在叛逃之前，他在内务部的档案中看到刺杀托洛茨基的卷宗，知道拉蒙·梅尔卡德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这个彼得罗夫，第一次向世界媒体披露拉蒙·梅尔卡德是西班牙人，苏联内务部特工。也就是说，斯大林是杀害托洛茨基的元凶。暗杀成功后，所有参加那次暗杀活动的人员都获得了国家最高奖赏。刺客的母亲卡里达德·梅尔卡德获列宁勋章，由加里宁亲自为她授勋，贝利亚送来一箱1907年装瓶的葡萄酒，商标上还绘有沙皇的双头鹰标记。艾廷根将军也得到一枚列宁勋章。
但两位组织领导暗杀托洛茨基的克格勃将军命运却很悲惨。苏多普拉托夫当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命令，1940年，在卢比扬卡特设一个处，专门组织实施消灭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1953年8月21日，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当局指控他参与了贝利亚的阴谋活动，图谋杀害苏联政府成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在狱中度过了15年的漫长岁月，刑满出狱后，他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艾廷根的命运与他的上司苏多普拉托夫一样，1954年，军事法庭判了他12年监禁，但几年后就被释放。后来，艾廷根在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工作，人变得老成持重了。
拉蒙在墨西哥监狱里待了20年，1960年刑满重新获得自由。1961年，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克格勃给拉蒙发放薪金，每月给他400卢布，相当于一名少将的退休金。拉蒙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得到一套不大的住房，享受每年夏天在马拉霍夫卡疗养的权利，这就是刺杀托洛茨基的全部奖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把他忘掉了。他开始在莫斯科艰难地生活，物质生活极度匮乏，没完没了地排队购物，搭乘挤得满满的冰冷的无轨电车。无论是拉蒙，还是他那位墨西哥妻子都不会讲俄语，一切都那么令人压抑、难受。拉蒙夫妇最终承受不了沉重的思乡之情，大约在1975年，拉蒙离开莫斯科去了古巴，当了卡斯特罗的顾问。1978年拉蒙在古巴去世，终年65岁，遗体被秘密运到莫斯科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