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滴水之恩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成员都非常漂亮，有气质。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年轻时的容貌与才华绝不逊于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即便到我记事那会儿，她已经年过半百，但身上的那股端庄、典雅、知性、大气，依旧给人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所以在那时，我和我的同龄小伙伴都喜欢叫她“外国人阿婆”。

她家的孩子，同样有着与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装扮与风范。在新疆的时候，侯御之和三个子女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浑身都是病，唯一的儿子杜任还因受到刺激而有些精神失常，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们身上的“贵族气质”。即便在物质条件最艰难的时期，杜家的孩子仍旧穿着最光鲜的新衣服出门，特别是两个姐妹杜毅和杜颖，长得漂亮，气质好，走在马路上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为儿子的精神状况不怎么稳定，所以“外国人阿婆”经常带着儿子来母亲所在的医院看病，一来二往，母亲对他们家的几个成员都有了印象。

某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寒冷，母亲在医院急诊室上夜班。就在她四处巡视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姑娘畏缩在医院大厅的一条长凳上，瑟瑟发抖。母亲跑去一看，这不就是杜家两姐妹吗？为什么这么冷的天，大晚上还不回家，反而在医院待着呢？

母亲便上去询问。她俩闪烁其词，欲言又止，说是弟弟在家又犯病了，要打她们，她们没办法，只能从家里逃了出来，又没地方去，在街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医院里来了。

母亲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因为从她们的双眼中，能够看出异于平常的惊吓与恐慌。当然，对于别人的家事，母亲也不便多问，当务之急是让这两个冻僵了的姑娘暖和暖和。于是母亲把她俩带进了护士值班办公室—那里有一间给值班护士休息的小房间，有桌椅有床铺，可以睡觉。那天晚上，杜家姐妹就在母亲的照顾下，在值班护士的休息室里过了一夜。

后来，母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那天杜家姐妹之所以会出现在医院大厅，并不是因为弟弟旧病复发，而是红卫兵冲到她们家里抄家。杜家是大户人家，孤儿寡母住在花园洋房，特殊的家境令他们成了红卫兵“革命”的重点目标。那天晚上，大批红卫兵冲到他们家中，又打又砸又抢。侯妈妈眼见情况不对，赶紧让两个女儿逃出去避难，自己则留在家里保护儿子，在红卫兵丧心病狂的殴打下度过了一夜。

在那之后很多天，母亲都没有见到杜家姐妹和她们的母亲—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医院门口领走了杜家姐妹，然后他们全家人都好像消失了一般，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出现。

又过了一段日子，忽然有人在妈妈工作的医院四处打听，某月某日急诊室有一个值班的护士叫什么名字—来打听的人正是杜家妈妈侯御之。那天晚上母亲带着一个很大的口罩，两姐妹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母亲的长相，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好心的护士“救”了自己。

后来，妈妈了解到，就在杜家遭到红卫兵抄家、殴打后的第二天，就有人给他们买了火车票，将他们一家四口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侯御之先带着儿女去找了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向他说明了全家的遭遇。

新中国成立后，杜家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贡献，一直是国家统战部重要的统战对象，这次的情况着实令政府大吃一惊。童小鹏立刻把侯御之和她的孩子们带去了钓鱼台西花厅，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此事。了解情况后，周总理立即发出特别指示：从今往后，严禁红卫兵靠近杜家。并且派专人对他们进行保护。

自那以后，杜家就再也没有受到红卫兵的骚扰。而为了感谢在最危急时刻救助杜家姐妹的恩人，他们特地托了一位朋友—瑞金医院口腔专家黄培喆教授寻找母亲，并向母亲表达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家和杜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二医大读书期间，黄教授又正好是教口腔科的老师。

逢年过节，杜家姐妹就会邀请我们去她们家做客。杜家的房子特别大，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洋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他们家过“圣诞节”—煎牛排、拌色拉、挂圣诞树……全部都是西式“范儿”—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文革”过后，改革开放。杜家三姐弟陆续都去了香港，借助过去父亲的社会关系帮中国政府招商引资。而我家也同样不断受到他们的恩惠，包括后来帮我们家换房子、我生病的时候帮我找医院看病、在70年代帮我们家从海外带了第一台电视机……都是杜家对于“滴水之恩”的“涌泉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