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父亲教我学习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结晶，特别是对于长相俊俏、头脑聪明的孩子，人们通常都爱用“遗传了父母的长处”这种说法加以夸赞。对我来说，很难讲我从祖父、曾外祖父身上继承到了哪些“遗传基因”，但仅从我父母的性格、喜好来看，我也算是比较幸运地继承了两个人的长处。

我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理工男”，所以有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理性思维、低调含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讲求生活品质；而我的母亲却和父亲全然相反，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是“社会大学”的“高才生”—头脑灵活、性格外向、能力强、人缘广，擅长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积累不同的社会资源。

在我的身上，有着父亲遗传的头脑和思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后来之所以能考上医科大学，还能以高分考上研究生，“工程师老爸”的头脑功不可没；同时我也遗传到了父亲身上的语言天赋—虽然不像他那样能掌握多国语言，起码我模仿各地方言惟妙惟肖，外语能力在主持人中也算比较强的。此外，我喜欢看书，喜欢音乐，喜欢书画艺术，这些兴趣爱好都有着我父亲的影子。

而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我的身上更加明显。她赐予了我“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本领—这几十年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得还算不错，各界的朋友伙伴彼此都相处甚欢，这方面的能力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同时，她也赐予了我“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的能力—在主持界，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口语应用能力都还算不错，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说话比较风趣、得体，这同样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另外，在工作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方面，母亲同样赐予我许多先天的优势。

当然，仅仅靠基因遗传是不够的，后天的教育和熏陶也是子女吸取父母优长的关键途径。在这方面，我父母对我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

在读书学习上，父亲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特别是在语言学习方面。因为时代的关系，我在小学和初中的外语课上学的并不是英语，而是俄语。但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关系就已经彻底交恶，且丝毫没有修复的趋势，反倒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进入了破冰期。了解历史的父亲在我语言学习的道路上做出了十分明智的判断—他认为今后学习俄语将毫无用处，相反英语学习将成为必须。于是，他便在我放学回家之后，亲自教我学英语。

父亲的外语水平很高，在他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窍门。他告诉我：学习英语一定要掌握两大诀窍，一个叫“imitation”，就是模仿，这个是最重要的；另一个叫“practice”，就是实践。任何东西，一开始先要学“像”，然后通过反复的练习，才能最终学“会”。一个英语单词，看一千遍、一万遍，都只能算是学了一遍，只有在电视、杂志、课本等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个单词，理解这个单词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意义，才算是真正懂得了这个单词。

因此在我学英语的时候，他从不要求我背单词，而是找来一些音频的学习材料，让我反复听，照着录音跟读。读上10遍、20遍、30遍，自然也就掌握了。我一直按照父亲教的这个方法来学英语，效果明显。考上高中后学校也开始上英语课了，很多以前学俄语的同学一开始完全跟不上，但我的外语成绩却丝毫不比那些从初中就开始上英语课的同学差。到了大学虽然我学的不是英语专业，但同样需要阅读很多英语的医学资料，里面的一些英文医学术语非常复杂，但我学着却一点儿也不费劲儿。

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父亲又开始教我学日语，用的也差不多是同一套方法。虽然在我日后的学习、工作中使用日语的场合并不多，但谁又能想到，我会在2011年的时候出演电影《金陵十三钗》，其中有好几个场景都用到了小时候父亲教过我的日语。

不仅仅是语言学习，父亲更帮助我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家中的藏书虽然在“文革”时期变卖了不少，但依然留有许多十分有价值的书籍。等我识字以后，父亲就推荐我看各种类型的书，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一方面让我学习更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另一方面让我养成爱看书、爱学习的好习惯。

所以，虽然我在大学读的是医科，但对文史哲同样有所涉及，只不过比较凌乱，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文化、历史可以说是无比痴迷。而这些都和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看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学、历史作品分不开。

此外，在音乐方面父亲也同样给了我许多熏陶。他喜爱听古典音乐，于是就带着我一起听，还把那些音乐家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在那个时候，什么莫扎特、贝多芬……我都不懂，听过也就听过了，但等我长大了，开始正式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儿时的记忆便复苏，让我觉得那些音乐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