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前任向全球经济秩序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出台了管理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境流动并试图确保经济稳定的相关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在建立这一体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原因是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明显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给20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虽然烟雾尚未散尽，但后特朗普时代几乎肯定会与之前不同。虽然3/4个世纪的努力都集中于创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让极大降低货物成本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必备条件，但特朗普提醒大家：边界很重要。

21世纪初，我写了《全球化及其不满》这本书（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GAID），来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由于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份工作使我可以密切地关注到这些国家。这些地方拥有世界人口的85%，却只拥有世界收入的39%。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最为严重，称为被遗忘的地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地区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1亿——接近现在美国人口的7倍；数百年来，这里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一直被掠夺，目前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5%。

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队伍加入了来自发达工业国家中下层社会居民。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将其提炼并放大。特朗普明确指责美国签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使美国锈带工人受困于全球化。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抱怨说，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这些规则，并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式管理这些国际组织。然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选民的巨大支持下声称，它所形成的贸易协定和其他机构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虽然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几年前就发表了公民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但是政治家承诺，全球化将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同样，两个半世纪的经济研究（从18世纪末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么多人对全球化如此敌视呢？是否有可能不仅是政治家，而且经济学家也犯了错误呢？

偶尔会听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回应：那些经济学家相信市场越自由越好，因此主张“放开”贸易。正是因为它，人们的生活才更好，但是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不满是精神病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一切都不太好

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境并没有那么好。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对全球化新的不满在美国已占据主流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做的事情比别人更大、更明显——包括比其他地方的发达国家更不平等。但是我所说的关于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将其以某种方式缩小后也都适用于除少数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这里及第一部分的其他地方讨论新的不满时，我以美国为例。

发人深省的统计数字

描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据令人清醒：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和些许安全感的工作，拥有一个家庭并把孩子送上大学的能力，有一个合理舒适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穷人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数量在减少。有一类人境况很好，尤其是前1%甚至更多的人，这些前1%的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几十万人。

虽然进入上层社会似乎越来越困难，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他们仍然努力向上走，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带来健康隐患。这种压力加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缺乏适当的健康“安全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2015年，美国白人中年男性的死亡率（死亡概率）正在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下降。（这并不是说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这些人的预期寿命仍远远落后于白人。）美国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某种病毒的传播，死亡率反映了社会压力——酗酒、毒品和自杀。2016年，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发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或者苏联解体等事件。

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处于困境。我在世界银行的前同事，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研究了全球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在过去1/4个世纪的表现，他发现，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历了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还有一些人似乎境况更差，包括处于全球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例如，非洲和印度的贫穷农民）。正如我在GAID中解释的那样，他们一直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规则的受害者。

毫不奇怪，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有一些人表现出色：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占全球人口的1%，即千万富豪和亿万富翁，还有印度和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因此，全球情况是这样的：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那些遵循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通常比遵循其他模式的国家情况更差，尽管其结果并不像美国那样糟糕。我们不仅需要重视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差距，还要看到大多数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这就出现了三个问题：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后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由于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全球化的规则设计不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个别国家在给定的规则下没有管理好全球化的影响所导致的呢？

GAID的原版和修订版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等其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不利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它们是政策的结果。全球化管理不善。部分管理全球化的规则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比如，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并且放任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但即使有了这些规则，发达国家本来可以阻止已经出现的情况，原来只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全球化的受害者，现在发达国家也有了。

因此，对那些吹嘘全球化是好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否正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他们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如果管理得当，全球化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通常情况下会管理不善，所以全球化让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公民的情况更糟糕。

全球经济秩序的好处

在开始讨论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前，我们应该谈谈它的好处。鉴于本书的标题以及世界各地激发它的情绪，我应关注全球化的弊端及出现的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全球化的好处。尽管存在种种不满，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全世界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受益匪浅，而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我之前提到过这些好处，它为创造有史以来最快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成功，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仅在中国就有8亿多人，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中产阶级。

在很多方面，20世纪下半叶都比上半叶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上半叶有数百万人死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种改善的部分原因可归功于与全球经济秩序相关的经济成就，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代经济学表明，法治是发达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法治在一个国家内具有经济利益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即基于规则的制度比丛林法则要好得多。

今天当回顾我对全球化的批评时，距离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卷入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庆祝成功。联合国成功地减少了冲突，保护了儿童和难民，有效地抵御了全球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通过国际组织的努力，许多国家的人们预期寿命有所提高。使用氯氟碳化合物气体导致的致癌臭氧洞正在修复。这些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成就并认识到全球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确阅读GAID的方法是，考虑到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该体系公平和有效。GAID是出于相信我们可以改进全球化的信念而写的；我们确实必须改进它。

贸易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货物和服务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有时被称为“贸易全球化”。它更全面地说明了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贸易协定：对谁不公平

全球贸易大幅增长，自1980年以来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快50%。在这段时期，美国进口额占GDP的比例从10%上升到15%。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运输成本降低，但更为重要的是规则的改变，降低了税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收）和减少了其他人为的贸易壁垒。这些改变通常是通过签署贸易协定实现的，协定各方的贸易壁垒都有所减少。

特朗普声称在谈判这些协定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被欺骗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样多年来长期观察贸易谈判，都会认为特朗普的指控是可笑的。问题在于贸易谈判代表们想要什么：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他们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想要的。美国公司不考虑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希望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公司也喜欢这样的事实：威胁把工厂迁到国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贸易协定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权，这使得他们把工厂迁至这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威胁更可信。当他们起草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是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有利的，更不用说对世界发展有利了。他们只考虑什么可以增加美国大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大型药品和娱乐公司，即使这样做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甚至会导致整体创新速度放缓。

贸易全球化：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让一些人受益

因此，贸易全球化的真正问题很简单：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说，国民收入增加），但这对一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抱怨是合理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公司，不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人们也抱怨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顶端的人们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这意味着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情况更糟。那些境况已经很好的人得到了收益，那些境况已经很差的人遭受了损失。我将在第一部分全球化新的不满中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吗

如果全球化的倡导者对收益的多少估计正确，那么原则上可以从赢家中拿出一些收益，与输家分享，这样每个人的境况都可以更好。

但直截了当地说，赢家作为一个群体是自私的：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政治更多地掌握在赢家手中，特别是在美国，金钱在决定政治结果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两大主要政党都在其执政时进行了减税（如在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针对顶层人民减税，而他们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倡导者更加开明，并且富有远见，他们就会认识到全球化对工人和女性的威胁，并会对此做点事情——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肆无忌惮的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会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他们应该知道在民主国家里，年复一年的政策使得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境况恶化，在政治上不会持续地得到这类群体的支持。

破坏社区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个人之间已有的极高的不平等程度，而且严重地削弱了许多社区的作用。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一家公司成长时，高管和工人们的境况一起变好，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也随之繁荣起来。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使管理阶层、工人和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随着经济隔离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与普通工人住在不同的社区。他们不必忍受住在垂死的社区的后果，他们可以假装他们不存在。公司经常让管理者在不同的地点轮岗，使管理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司，但却让他们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社区对管理者来说重要是因为他或她的同事们，与100年前截然不同，那时商界领袖住在企业所在的社区，社区是其领导力的一部分。对社区的关爱部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贵族责任），部分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功能良好的社区会让工人更快乐，更有生产力）。

全球化加剧了已经发生的趋势。通过外包这种方式，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工人和管理者甚至不必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劳动力被商品化，购买劳动力就像购买煤炭一样；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就雇用哪里的劳动力，从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一些社区繁荣起来，即那些工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和生活水平高的社区；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依赖制造业的工人，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我从小生活的印第安纳州加里，这个钢铁城后来成为“焦土”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代表了全球化的历史。美国钢铁公司在1906年建立的（以其董事会主席的名字命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辉煌，那时我还在成长阶段。今天的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数量与过去相同，但雇用的劳动力只有过去的1/6。由于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体面工作，这个城市就衰落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纷纷离开。（全球化的最终讽刺之处在于，一个印度钢铁公司最终挽救了该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

2015年当我参加第五十五高中的同学聚会时，我意识到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美国未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加里霍勒斯曼高中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钢铁厂高管和当地商人的孩子，也有普通熟练或非熟练钢铁工人的孩子。学校以及它所代表的很多梦想，由种族融合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现在已经被废弃了。有人想在毕业时获得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但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短暂下滑。许多人渴望上大学，美国曾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法案）为所有参加二战的人们提供了大学教育，但到越南战争时期，为士兵提供大学教育便没有这么慷慨了，多少有些辛酸。他们看到别人超过他们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有一种感觉，这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纵着的。甚至在特朗普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前，很明显他们是潜在的煽动者的牺牲品。有一小群拥有崇高教育事业的老师，他们是少数看起来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在加里的老同学们的处境印证了多年来统计数据所表明的情况。

全球化不满中的共同观点

重读GAID，可以发现大约20年前我的分析中，似乎已对今天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如何将看似有利的情况与广泛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虽然在GAID中我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GAID中有8个共同的观点：

1．虽然全球化有利，但利益比倡导者声称的要少。倡导者使用了简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并没能恰当地衡量收益或成本。对某些国家而言，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特定行动，成本甚至可能超过收益，而且全球化的倡导者通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制这些不利影响。如果全球化管理不善，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大部分人的情况更糟糕。

2．由于全球化被过分夸大，当现实与承诺的情形不同（当失业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增多）时，人们对全球化、精英阶层以及支持它的机构的信心都会减少。

3．全球化对收入和财富具有巨大的分配效应——除非使用补偿措施来共享收益，否则大多数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但这些措施很少被采用。

4．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缺乏产生的，就全球化的关键决策制定过程而言，哪个群体的呼吁被听到了，就会做出有利于哪个群体的决策。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有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机制，我们就必须对全球化治理进行改革，比如给新兴经济体增加话语权。例如GAID中提到的，由于有且只有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具有有效的否决权，这种情况就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5．但是治理的问题更严重：美国的立场反映了一小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即金融和公司利益。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并服务于它们。它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在它们试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损害。即使作为整体而言美国是赢家，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人可能成为输家。

6．美国所采取的立场通常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反映的是不完全符合利益的意识形态信仰集合。对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热情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这些政策的倡导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全球化可以并且已经对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依赖别人的善意，没有采取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行动防止这些权力关系的变化。由于全球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一些在政治中金钱发挥很大作用的国家，例如美国，全球化的赢家越来越有能力改写全球化，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新保护主义”的兴起与流行才能将其打破。

8．全球化给政府抵消全球化对许多底层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与此同时，它降低了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为公司和个人提供低税收的国家间，全球化开启了一场彻底的竞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么富裕的人们和公司还会利用全球化来避税，即使是那些以拥有强烈责任感为荣的优秀公民企业也无法抗拒。像苹果这样聪明的企业可以避免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未能阻止利用全球化避税本身就是全球化管理不善的体现，也是全球化规则背后权力关系的一个例证。达成限制全球化避税的国际协定不比达成国际贸易协定更困难。由于全球贸易协定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达成了这些协定；由于避税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没能达成限制避税的协定。在美国，公司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5%下降到今天的2%。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即使全球化规则还不够理想，全球化也应该能被管理得更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承担起管理全球化的责任。本可以用防止大部分人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方式来管理全球化，这些方式可能会同时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这样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化的规则被“扭曲”了。改变全球化导致工资降低的企业对“纠正”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更低的工资，而且他们不喜欢为防止工人收入遭受重大损失而必须征收的税收。

如果人们理解了以上这8个观点，就会理解对全球化的不满，甚至对应该做什么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这些分析也给一些问题提供了思路，为什么很难做出改变，做出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的改变：公司的力量创造了只服务于它们不服务于别人的全球化，它们不会轻易且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

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这些失败大部分不是经济科学的失败。不利影响是可预测的，并能被预测到。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贸易自由化实际上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变得更糟。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他们作为分析师的角色，而成为全球化的喝彩者，他们强调全球化潜在的好处，却对缺点避而不谈。太多的经济学家使用简化的模型，导致他们高估了收益，低估了成本。当然，政客们支持那些说他们想听的话的经济学家。

但是，经济学文献仍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响应资金的提供者：金融界和公司，尤其是美国的金融界和公司，他们正通过两个政党推动一种自私自利的全球化形式。这被称为“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却是管理的贸易——为企业和金融利益进行的管理。在这些协定下，知识自由流动的程度低，短期资本流动更自由。发达国家允许对富农进行农业补贴，但却忽视了帮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补贴。

所以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它的方式。全球化的故事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在一些地方正是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认识到，作为小国必须是开放的，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生存下去。但他们也明白，单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赢家和输家；如果失败者人数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就会增强。所以，他们创建了一个体系来提供一点点保护。这表明，没有保护主义就可能有社会保护。他们实施的政策减少了市场收入、税收和转移后收入间的不平等：这表明，不平等不仅是经济规律的结果，而且是各国为响应包括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力量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的结果，正是这些政策将国家区分开来。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共同繁荣。当然，这些国家是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尽管挪威移民仍占挪威总人口的15%，瑞典为17%），但是它们用来实现这些结果的政策在其他地方仍然适用。问题不是政策，而是政治。这些国家明白他们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没有明白。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平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如果全球化具有不利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改变的。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这是错误的选择。如果国内政策更加关注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那么各国可以采取政策，这样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输家。如果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好的管理，结果也会更好。事实上，其倡导者宣称的积极成果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那种本该发挥作用的全球化与GAID中描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全球化明显不同。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华盛顿特区的第15街（美国财政部所在地）和第19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之间。虽然它应该是构成良好发展政策的共识，事实上，这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那些依据这些政策的结果而生存的国家）形成的共识。这只是强制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共识，而不是那些经历了大部分影响的人，尤其是负面影响的人的共识。

例如，这些政策限制了政府在帮助企业适应全球化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被称为产业政策。它们禁止在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这使得扩大出口部门的公司更有可能获得信贷。它们没有注意到银行过度冒险的危险。毕竟，有人认为，私人公司比政府更了解。同样的道理，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主张将市场开放给波动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种流动在东亚危机期间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由于热钱突然流失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和萧条。强调教育，但只是小学教育，而不是那种可以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教育。它们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不平等，其影响已被证明是全球化本身可持续性的主要政治障碍。

虽然“华盛顿共识”政策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的经济哲学主导了发达国家精英阶层对全球化的反应。2017年1月，在达沃斯，当这些精英们最终不得不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时，政策反应仍然显著地集中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放松管制，附加一剂更好的再培训。他们对“涓滴”经济学的信念毫不动摇：处理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是让经济增长得更快，最好的办法是对富人放松管制和减税。只要我们让经济增长得更快，那么锈带地区下岗工人的不满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主要差异

虽然这8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关系，但在全球化的影响上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即它如何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它如何影响一个非洲小国。首先，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这意味着全球化应该对这些国家有利，或者至少对其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有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也许面临不可能的选择：要么同意全球化的条款，因为它们已经被设定好；要么被排斥、被驱逐出境。甚至，后者通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它们实际上是被关在债务人的监狱里。债权人可以以履行国家功能所需要的资金为条件，要求他们所希望的。对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它们如何处理内部事务，全球化充其量都是模棱两可的好处。

对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正如GAID指出的那样，正被管理的全球化可能是一项原始交易。例如，美国的棉花补贴显著地拉低了全球的棉花价格，将印度和非洲那些已濒临饥荒的国家进一步推向饥饿的边缘。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和能力来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提高税收，以获得必要的收入来补偿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它们的机构的能力也有限；例如，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出口行业提供融资，这些出口行业因贸易协定而受益，从而使其更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即使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机会被摧毁。

全球化在21世纪的变化

我在新千禧年伊始就写了GAID。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过去的1/4个世纪，我们遭遇了阿根廷危机、俄罗斯危机、东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我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过战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一直不稳定。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大幅波动。虽然1/4个世纪前的标准模型是基于理性家庭和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以达到效率和稳定性的方式进行互动，但每个基本假设都受到质疑：企业和家庭往往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市场通常不是竞争性的；而且结果通常不是有效率的或稳定的。

毫不奇怪，今天的全球化与我在写GAID时存在不同之处。在后面的部分中，我将描述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简单的概述和简单的信息：虽然全球化在过去1/4个世纪发生了变化，例如，新兴市场发出更多的声音，但这些变化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企业和经济利益仍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多。因此，世界正在经历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不应该成为一个惊喜。全球化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会获益。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利益一直是最大的赢家。但特朗普和其他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改革”是负和博弈：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败，包括特朗普和他所支持的发达国家的工人。还有其他改革全球化的方式，可以确保所有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受益。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的更广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改革就会取得成功。

历史背景

在GAID中，我尝试着将在其出版时存在的全球化植入历史背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灵魂和忠诚都在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斗争。这一斗争阻止了美国滥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自由统治的地位。它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来反映其价值观和原则——通过支持对人权做出承诺的政府，提供援助以消除贫困，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并确保年轻人获得教育机会。它是这样做的，但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它同时试图改变国际商业规则，以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尤其是其企业和金融利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工作，工作，工作”和“笨蛋，这是经济的问题”为纲领当选。他决定将贸易政策的重点放在推动美国经济利益方面，但这最终意味着美国公司的利益。在这样做时，美国失去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重要机会。

新千年的全球化

柏林墙倒塌后，一系列风暴来袭前，只有10年的相对平静。首先，1999年12月，西雅图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集中针对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把担忧贸易协定对就业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不公平以及对环境的担忧聚在一起。抗议者觉得他们知道谈判的方向：达成另一个有利于实现发达国家企业利益的贸易协定。抗议者赢得了当天的胜利：谈判没有开始。在GAID出版前不久，全球反恐战争于2001年“9·11袭击事件”开始。显而易见，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好东西更容易跨越国界，坏事情也是如此。在接下来团结一致的时刻，开启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即发展回合谈判，以承诺纠正之前贸易协定的不平衡，这些贸易协定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正如我在后面讨论的那样，这种团结精神是短暂的；美国和欧洲违背了改革贸易规则的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成长，14年后，发展回合被正式放弃。届时，更大的新兴市场表明它们可以站到美国的位置；而且美国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这个新世界进行谈判——它无法驯服特殊的农业利益，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利益足够强大，足以确保为自己继续提供大量的补贴。但真正的风暴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使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出售不良抵押贷款，而全球化意味着来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给数亿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美国力图通过其强有力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寻求复苏，其他国家变得更加不稳定：流动性飙升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汇率上涨导致出口下降和进口激增。

特朗普的崛起

所有这些让中性的全球化变成了一个坏名词，或者至少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化的怀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能像特朗普那样破坏对全球化的信心。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在向全世界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化的博弈中取胜，我们会撤回我们的承诺。美国认为它创造了服务于其利益的全球化，但当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时，这就决定着这些规则必须改变，否则就不需要全球化。

但21世纪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代截然不同，那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自由。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军事力量的极限。美国甚至不能确定赢得了对小型贫穷国家的胜利。它的软实力——道德价值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因其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方式、它在本国对待穷人的方式、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在选举中的金钱权力而被削弱。再一次，选举一位如此罔顾事实的总统（完全不担忧说谎），只是将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总之，随着软实力的削弱，经济实力的新的全球平衡以及军事力量的极限如此明显，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地重写全球化规则。

例如，特朗普曾抱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贸易协定允许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自由流通。这些将会有所变化，在近1/4个世纪前达成的协定或更多协定将被更新（NAFTA于1994年生效），但它们将会是相互商定的变化。美国有权退出协定，通常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退出，但与获得新的协定相去甚远。许多贸易协定（例如与韩国的贸易协定）不仅在美国，在其他签字国也遭到强烈反对。任何扰乱签署国内部和签署国之间利益和成本平衡的重大改变都将使协定死亡：公民现在认识到，没有协定比坏协定好。

因此，后特朗普世界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阻碍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履行他的一些竞选承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需要国会的支持，而其他的则被法庭驳回。在上任几个月内，他对自己的承诺嗤之以鼻。对中国进口征收45%关税的承诺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届政府对中国出售低于成本的货物征收的标准税。即使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政府也没有提出如何扭转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的建议。事实上，第3章解释说，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美国的选民已经习惯竞选言论与随后的行动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过分夸大，所以差距也是如此之大。即便如此，由于特朗普已经证明边界很重要，企业现在在建立全球供应链时会更谨慎。

即使没有特朗普，全球化也很可能发生变化。2015年发展回合的贸易谈判瓦解，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全球协定。反对美国驱动的跨太平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TPP）和跨大西洋（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TTIP）的贸易协定表明，推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企业驱动型协定将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南南协定正在扩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言论激发了一股早已开始的潮流。例如，自2011年以来，太平洋联盟将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联合在一起，在美国大选之后大幅提升了它的关联性。亚洲还有一些地区协定正在推进。

新的全球经济

GAID中，我讨论了南北之间的一些不平等。过去15年来的一些变化只会加剧不公平的感觉。首先是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提高——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其中大部分费用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美国拒绝接受任何公平分担责任的协定，以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骗局，在这个领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第二个变化是东亚危机不可预见的后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不善的后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都说“永远不会再来”。它们理解全球化的好处，但它们也意识到，开放使它们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为了管理这些风险，它们需要储备（通常是美元）以应对不时之需，尤其是像1997年金融危机这样的风暴。虽然储备已增加了数万亿美元，但它们知道，它们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渡过这样的风暴。

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政策主要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这给东亚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代价，但美国财政部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各国通常以美国的短期债券形式来持有储备，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向美国贷款。然而，它们的贷款利率很低（在全球危机之后的几年中，接近于零利率，这意味着实际上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获得的收益是负的），但通常从美国借款的利率要高得多。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大量转移到美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来避免丧失主权。

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建立全球储备体系。中国、俄罗斯和法国支持这样一个体系，联合国都已投票研究。但美国反对这样一个体系，甚至反对它的可行性。毕竟，在目前的安排下，美国可以以接近零的利率从其他国家借钱，而且它们也喜欢这样做。鉴于美国的反对，该体系没有建成。

第三个变化是知识产权和与之相关的支付日益重要。随着世界更多地转向知识经济，这些租金增加了，而且由于北方持有大部分专利，大量的资金从南方流向北方。再次，全球经济体系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使资金以其他方式流动而设计的，而不是资金从富国流向穷国来帮助它们成长，这似乎是在藐视地心引力。

第四个变化是作为东亚成功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模式可能即将结束。即使中国的所有制造业岗位都移到非洲，但考虑到非洲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预计将大幅增加，它也仅仅能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一部分的就业机会。没有工作，特别是在欧洲，移民压力将继续有增无减。

至少从全球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也许最大的变化（特朗普之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它们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增加。例如，中国在1/3个世纪内每年增长近10%，每7年增长一倍。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年份里，欧洲和美国的表现尤其糟糕。

全球体系再平衡

随着新兴市场在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声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再平衡的需求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小幅调整，不过似乎没有明显的效果。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表明，全球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带来了中国、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其他8个新兴市场，并成为全球重要的会议。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消退，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歧阻碍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进展。也许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巴黎协定》由195个缔约方签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协定的力量得到了证明。世界其他地区坚定地声援支持该协定，美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和州重申了实现其雄心的承诺。特朗普到处被嘲笑。罗马市政厅展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地球优先”（取笑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了“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的口号（嘲弄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毫不奇怪，鉴于全球化再平衡的进展缓慢，新兴市场发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声音时，这些国家已经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有时是在美国的无效反对之下，努力保持其影响力。美国很难适应它的相对经济实力减弱的世界——我怀疑特朗普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增加发言权而重新平衡全球化并非易事。这需要合作，但只要美国坚持“美国优先”的地位，就难以达成。

推进的三种方式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对全球化表示不满。那么，问题就是全球化因此将何去何从？

增强华盛顿共识

一种方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改变：全球化的结构继续延续，其中依然由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制定规则并为其服务，这将增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我出版了GAID来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世界应该走的路。尽管如此，在我写该书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这是世界未来的走向。

如果世界采取了这种方法，我认为我明白事情会如何发展。在GAID中，我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描述为就像从5万英尺一的高空向下投掷炸弹一样。人们无法看到底层人民遭受的痛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重关注像失业率这样冰冷的数字，但10%的失业率背后是数百万没有工作的家庭。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导致失业率达到8%的政策变化会造成一个差异化的世界，这种人的差异在统计数据的微小变化中根本无法捕捉到。但是，全球化倡导者所想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脱节甚至更大。他们有一个理论认为，全球化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但他们甚至没有关于全球化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统计数字。

无法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

在我出版GAID时，对我来说，正在构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管怎样，在国家层面，政治并没有起到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右翼人士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拥护者，他们不愿意推行保护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的政策。相反，他们甚至拒绝援助那些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的行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人。他们应该是全球化流离失所的工人利益的捍卫者，如果这些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他们应该反对全球化。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被全球化利益的论据所俘获，也许有些人被来自金融部门的竞选捐款吸引，从而支持他们的全球化观点，也许是有些人甚至开始相信“涓滴”经济学。最后，随着他们的许多“基地”，或者应该是他们的基础，成为幻想变得明显起来，事情发生了转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有力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他身后不仅有很多工人，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最终，即使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被迫远离丈夫的全球化政策。她甚至出来反对TPP。

新保护主义

我的一位前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说过：那种不可持续的东西不会持续下去。虽然我担心很少关注普通工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受到保护主义的攻击，但这次攻击比我预料的来得更快，更有活力，而且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的保护主义纲领成功当选。

退回保护主义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第二种方式。这种“新保护主义”（实际上与旧式保护主义有点不同）需要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以阻止跨界移民（不必介意此类移民已经暴跌），针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以及苛责那些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出去的公司。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工人发生冲突。他认为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低薪工人有效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真正的冲突在其他地方：一方面是工人和消费者（9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公司利益。

新保护主义的前景并不比第一个办法（增强“华盛顿共识”）好。特朗普和其他反全球化者似乎不愿意全盘破坏全球化，新保护主义政策只会降低他们自称会提供帮助的人的生活水平。新的不满者完全有理由不高兴。但特朗普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新保护主义者“贩卖的蛇油”只会加剧那些已经受苦的人的困境。在第3章，我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

增强“华盛顿共识”是由它所服务的特殊利益所激发的政策，但对这些政策效力的信念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即自由、无管制的市场是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这些观念已经变得时髦时，经济理论早已显示出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实际推行的政策明显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贸易协定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而是有管理的贸易协定，甚至相信小政府的银行家们也热烈赞同万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计划。）

相反，对这种保护主义的信念并不是基于对公司利益或对未来的现实分析，而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这种怀旧似乎对大量选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怀念一个永远不会回去的世界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好的美国人，对二战后的美国统治时期持有怀旧情绪，当时他们的制造业工作似乎很安全，工资很高，而且他们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超越了他们、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移民到美国时梦寐以求的任何事情。现在，许多家庭甚至在父母都工作的情况下也难以维持生计。那时，单一的经济来源便可以舒适地养家糊口。特朗普回忆说，正是这个漫长的时期再也没有回来，他承诺将它以及伴随着它的信心和社会结构带回来。但那不会发生。时间的箭头不能调头。

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将我们的世界重新塑造成美国主导的《天才小麻烦》的时代，让美国再次大行其道。二战后的这段时期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寻常。这场战争将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敌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剥削那些为了国家而冒生命危险的人似乎是不对的。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战后时期是一个快速增长但共同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看到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但底层的人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上层的人。

特朗普承诺使制造业回归。这是将被打破的许多承诺之一。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正在完成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变。在19世纪，大约70%的工人从事农业。例如，在美国，只有不到3%的劳动力生产了甚至比肥胖社会消费还多的食物。现在，发达国家正在完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当然，就像农业仍然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一样，制造业仍然存在一部分。但它不会雇用像以前那么多的人，100多年前失去的农业工作将回归，但制造业的工作将不再回归。

二战后的时期还有其他特点，特别是在美国。高薪制造业岗位中白人男性的比例几乎总是高于女性和有色人种，并将他们置于工人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即使解放奴隶将近一个世纪，妇女获得选举权接近1/4个世纪，情况仍然如此。一旦减少了歧视，在许多领域（包括大学毕业生，随后获得进一步提高），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大量在旧秩序中可能成为“阿尔法男”的男人（通常是凭借不劳而获的社会优势），发现自己被超越。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他们正在以他们期望的方式攀登生命的阶梯，突然之间，有人被给了绿灯并超越了他们。

一些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对“美好的旧时代”的渴望，如果不是那些被压迫者的视角，那么在特权者的眼中是好的，在白人男性的不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难怪他们呼吁让这个国家回归，并且被政治家们承诺恢复的那个旧秩序所吸引，这是他们无法实现的承诺。

第三种方式：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

如果以新的幌子回到过去的老贸易保护主义将无法奏效；如果增强“华盛顿共识”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第三种方法分为两个部分：①管理每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结果，以确保减少损失；②不受公司和金融利益主导，以对发展中国家较公平的方式改写全球化规则。

通过包容性全球化使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服务

GAID强烈批评全球化进程，但它的批评是从特朗普的相反视角开始的。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贸易谈判者被诓骗。现实情况是，对于任何从全球社会正义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人来说，是贫穷国家和普通工人得到了棒子短的那一端。新兴市场的伟大成就是，即使在这种“不公平”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们也设法使全球化为它们和它们的大部分人服务。这就是全球中产阶级出现在中国、印度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原因。对于那些关心这些地区长期稳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全球经济并非零和博弈，其收益并非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付出。如果其他国家蓬勃发展，发达国家整体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增加。

但也有失败者：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技能较低的工人，以及贫穷国家中那些最贫穷的近乎自给的农民，他们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由于美国的补贴而降低了价格，这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数百万人进一步陷入贫困。这些农民也以另一种方式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非洲和印度的荒漠化，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收入。

在全球层面，全球化还有其他一些运作不佳的方式。自由化时代开启以来，世界就被反复发生的危机烙上标记，更糟的是2008年。美国监管机构的失败加上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贪婪和完全缺乏道德标准使全球陷入危机。自危机以来，世界一直在努力对金融部门施加一套规则以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危机。现在比2008年好很多，但很少有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使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内政策

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小国家，开始考虑全球化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从如何改变全球规则这个宏大的问题开始的。它们从一个更温和的问题开始：鉴于给定的游戏规则和它们自身经济的特定状况，它们该如何设计它们的经济政策。

发达国家必须采取两套核心政策：一个是制定总体经济框架，允许些许共同繁荣，并对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进行社会保护，因为无论我们的经济体系运行得多好，都会有一些人被落在后面。那些脱离成功阶梯的人不应该陷入经济的深渊。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进步的议程，它承认市场、国家和社会各自扮演的角色。即认识到市场往往效果不佳，即使它们效率很高，它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在社会上往往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进步的议程要意识到市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必须进行组织的。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游戏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早前我描述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个观点是，通过剥夺限制经济的规制的方式释放市场，通过降低税率激励个人和企业，市场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经济将会增长，即使顶层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份额，每个人（甚至底层的人）都会富有起来。更好的做法是获得一个大蛋糕中较小的份额，而不是小蛋糕中较大的份额。目前，世界各个尝试过这个方案的国家的结果是：惨淡的失败。不平等增长甚至超过预期，但增长放缓，结果在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几乎停滞不前。新规则造成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和短期主义，公司高管将重点放在季度报酬和自己的报酬上，而不是放在托付给他们的公司的长期福利上。现在博弈的规则必须为21世纪再次改写。

我们从过去1/3个世纪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需要抑制公司治理（首席执行官获得公司收入越来越大份额的能力）、金融部门（包括掠夺性借贷、市场操纵、2008年危机中变得尤为明显的信用卡滥用行为）以及市场势力的滥用。工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跟上，部分原因是工人的谈判能力减弱，部分原因是劳动立法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改变，不再有终生的工作，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跟上。

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指出管理全球化的规则需要重写，但不是以勒庞和特朗普倡导的保护主义方式。为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在这里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太小，不足以支配全球化规则，正如特朗普错误地认为他能做到。为了管理全球化，他们必须转向国内，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开放原则来制定政策，确保全球化的好处得到充分分享，这样就没有人或至少没有显著的群体落在后面。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全球化的失败和承诺还有一个含义：政治家们不会仅仅承诺帮助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还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网，或许只是提供一些工作培训。那些将全球化视为危及他们未来的工人不仅需要一个安全网，他们还需要在“溺水”时有能够抓住的东西。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老旧承诺也不再可信。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承诺；经济和社会制度应当为所有人服务，即便工人由于贸易、技术进步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失去工作，经济和社会制度仍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会使大部分人放心。

在第4章，我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视角来阐述可替代的全球化的概况。

本书的结构

《全球化逆潮》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我描述了“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即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不满中加入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的好处少于它的倡导者所宣称的，以及为什么全球化让许多人变得更糟，为什么对全球化有这么多的愤怒。然后，我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新保护主义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并描述能够实现全球化将让所有人受益的替代政策。

第二部分是原版的再次印刷，基本上没有改变。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原文着重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要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人们必须了解我们如何到了今天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关键阶段，也就是人们对全球化表示乐观时，我写了GAID，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化。

最后一部分是后记，接着GAID结束的地方：它描述了随后15年全球化争论的演变，以及当今的全球情况与当时有何不同。当GAID首次出版时，有许多有关全球化如何进展的争论。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结果如何？从长远来看谁赢了？谁输了？后面的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关注了后特朗普世界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