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黄”与“老”的关系

黄老道家为何是以“黄帝”“老子”命名的道家？“黄帝”“老子”为什么能够结缘？在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中，“黄帝”“老子”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在黄老道家中，黄帝只是为了提高学说的影响而设置的可有可无的假托^[1]；但通过研读大量出土文献，结合丰富的传世文献，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所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理论系统，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只有了解了黄帝在黄老道家天道论中的作用与地位，黄老道家之称谓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如前文所述，老子之“道”虽然具有神圣性、绝对性，但也有过于玄虚、过于抽象的倾向，要将其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认识、可以效法的道，就必须借助于“天道”等媒介。而黄帝正是先秦天道观的总代表，所以司马迁用“法天则地”四个字去评价他，即黄帝能够替天行道，能够把握处理天、地、人一切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原理。这个道不是“妙不可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而是具有绝对性、权威性、合理性、公正性、无私性的天道，是人可以理解、可以效法，且不得不服从的法则。

在古代中国，如果说有那么一种理论，可以将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军事、养生完整地、系统地、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使人类所有行动都可以从自然原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并且可以用一种学说、一个框架把所有内容涵盖进去，那就是以黄帝为名义的“法天则地”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黄老道家学说。黄帝之言，必有后起的、假托的部分，但说如此大规模的“法天则地”学说全是后人在某一时间突然冒出的伪托，不免有简单化之嫌。该学说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我们不管黄帝是否真有那么多发明创造，是否真有那么多学说，是否真的那么神明，仅从社会功能来看，“黄帝”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存在，应该很早就发挥作用了。首先，黄帝形象为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群所认可；其次，黄帝的影响涉及了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最后，黄帝的尊严被社会上中下层普遍接受。相比于约束人伦关系的礼仪规范，天道更有可能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群普遍信奉、遵从的规则、禁忌系统。事实上，以黄帝为代表的学说成功地将这些规则、禁忌系统导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大至国家的生产、祭祀、战争，几乎都与此相关。该学说成为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并超越学派、国度，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因此，理解黄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仅仅从老子思想的角度展开是不够的，更需要从“黄帝”这一侧面加以开掘。依靠黄帝代表的规则、禁忌系统，从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真正落实。

作为道家，黄老道家的学说显然离不开“道论”，同时，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的政治学说，黄老道家又是一种“政论”，这两者是彼此呼应，相辅相成的。基于对《黄帝四经》等黄老道家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比较清晰的两条线索，即“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和“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这是相对成熟的黄老道家所具备的基本思想结构，尤其是后者，绝非虚无的假托，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和实际的功用。^[2]

道论是黄老道家的哲学基础，在《黄帝四经》中，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整体被划分为道和物、形上和形下、本体和现象两大部分。道既是先于万物存在的本原，又是使万物得以存在的本体，这种认识在《道原》中有集中论述。《道原》的上半篇以宇宙论的形式，描述了道体无名无形、独立不偶，但“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的形上特征，下半篇则转入圣人如何体道用道，以实现“抱道执度，天下可一”的政治目的。显然，这和老子既强调“道”为最高本体，又强调“道”对于社会和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为“老子类型的道论”。这种道论既为万物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又为圣人（《黄帝四经》常常称之为“执道者”）走上至高政治地位及完成天下一统之政治目标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因此这一理论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类道论在《黄帝四经》中虽然重要，但似乎还不是论述的重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另外一种道论，可以简言之为天道论。这种天道论视天、地、人为相互联动的一个整体，根据宇宙秩序来指导人类的政治行为。《黄帝四经》中有大量关于天地之道的描述，有时指的是日月运行、四时更替等表现为“理”“数”“纪”的宇宙秩序，有时指的是阴阳消长、动静盈虚、刚柔兼济的宇宙原理，这都是人所需要认识和把握的天道。较之常人无法感知、难以体会的抽象之“道”，天道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感受、不得不遵循的天地运行规律和法则。因此，天道既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与“道”相同的权威性和绝对性，这样，顺应天道就成为掌握天下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圣人而言，法天地以尽人事，从天、地、人贯通的宇宙秩序中提炼出治世的方法、是非的标准，就是首要的政治事务。因此，这种道论较之“老子类型的道论”，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

这种呈现为宇宙秩序和原理的天道论，以及由天道导出人道的思路，其实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中也都能够看到。从中我们发现，这套包罗万象的、统一连贯的宇宙观，与知识、技术、禁忌、规则有着密切关系，而黄帝在这套为社会所普遍信奉、遵从的规则、禁忌系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3]这样的黄帝形象在《黄帝四经》也常常看到，如《十大经·观》中，黄帝在天地、阴阳、四时、晦明、万物的创生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十大经·立命》有：“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表明黄帝形象与五行有着密切关系，其内容必须与阴阳术数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合理解释。^[4]在此，笔者将这种以黄帝为代表的天道论称为“黄帝类型的道论”。^[5]

《黄帝四经》的政论同样立足于两种道论，可以区分为“老子类型的政论”和“黄帝类型的政论”。

依据“老子类型的道论”，道生万物就是由无名、无形的道走向有名、有形的物的过程，形下的、现象的万物都是道的体现。如果说在老子那里，无名、无形的“道”是论述的重点，那么到了黄老道家这里，虽然同样是道生万物的理路，但重点已经转向万物生成以后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由“形”“名”来体现的。所以，如前面已经有所论述的那样，君主作为执道者，在人间所要从事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认识和把握“形”“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间的名分系统、规则系统，然后让名分、规则系统发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因此，执道者必须以“形”“名”为“见知”天下之工具，必须利用“名实一致”的原理，去观察和把握各种复杂的政治现象。第二项重要工作则正好相反，执道者必须站在“无形”“无名”的“道”的高度，模拟道生万物的过程，去树立“形”“名”、把握“形”“名”，但他自己却不能为“形”“名”所束缚。这样，执道者才能控制发源于“道”的最为根本的政治资源，使自己立于无人能挑战的绝对地位，保证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因此，在《黄帝四经》中，政论的出发点是从“名”开始的。同时，《黄帝四经》的政论也就必然与“虚静”“无为”“至素至精”这种修养论、功夫论合为一体。虽然这种通过养身以治国的理论在《黄帝四经》中不是很多，但其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黄帝类型的政论”。如前所言，因循天道是掌握天下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黄帝四经》反复强调天道为人事明确了一切行为准则，人事只是天道的延伸而已。《黄帝四经》中有大量与“天”相配合的表述方式，如“天当”“天极”“天功”“天时”“天毁”“天诛”“天罚”“天殃”“得天”“失天”等等，这给其政治理论抹上了极为浓厚的天道论色彩，但这种天道论绝非使人简单匍匐于天的权威之下的那种宗教意识，而是让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天地之化育中去，其最为典型的学说就是阴阳刑德理论，其实质是政令必须和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吻合。如《十大经·观》提出：“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通过天道把德治和刑治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法·四度》提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强调因时而动、物极必反的原理。这样，政治行动就完全可以从自然原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

由此可见，在《黄帝四经》所代表的黄老道家政治学说中，老子类型与黄帝类型都发展出了各自的道论和政论，这两个系统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能够相互涵摄、相互补充、有机交汇，形成了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效应的理论。黄老道家之所以有宏大的视野、超脱的胸怀、长远的眼光，能够从整体、全局、超越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够“虚无为本，因循为用”，能够兼容并超越百家，显然与黄、老的融合和互补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葛志毅．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三联书店，1998．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王葆玹．黄老与老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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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例如，丁原明认为与“黄帝”相关的典籍多为假托，“黄学”其实并无特定的理论体系，黄老学的内涵特征是“老”而不是“黄”。参见丁原明：《黄老学论纲》，21～25页。

[2]需要说明的是，黄老道家面目极为庞杂，并非黄老道家一开始就清晰地存在“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和“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这样两条线索，也并非所有与黄老道家相关的文献都存在这两条线索。只能说在《黄帝四经》中，这两条线索能比较明晰地抽绎出来。事实上，即便在《黄帝四经》中，也没有“黄帝”如何说然后“老子”如何说这样的显著对比，但我们可以清理出两种比较重要的思想脉络，并且为了方便研究，分别用“老子类型”和“黄帝类型”去命名。

[3]关于传世文献中黄帝形象及其作用的梳理和考察，可参见钱穆：《黄帝》，北京，三联书店，2004；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第一章“黄老思想的起源——从黄帝的传说推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金晟焕：《黄老道探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关于黄帝与五行的关系，可参见刘彬：《帛书易传〈要〉篇“五正”考释》，载《周易研究》，2007（2）。葛志毅的两篇论文《黄帝与黄帝之学》《〈黄老帛书〉与黄老之学考辨》（均收入其《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结合对《黄帝四经》的考察，对所谓“黄帝遗言”的阴阳家特性做了详细研究。

[5]《老子》中并非没有关于天道的论述，而黄帝之言中也并非没有道物二分的思路。但就各自的侧重而言，笔者做出了这样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