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关于《太极图解》的两篇序文
《朱子全书》第13册《太极图说解》“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张栻的序文。
一为《太极图解序》，全文如下：
一为《太极图解后序》，全文如下：
这两篇序文，在各种传世和现存的张栻文集中都没有收录[388]。它们的原始出处均为周敦颐的各种文集。那么，《朱子全书》中的这两篇序文，究竟是否可靠，它们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却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17年，陈来先生给笔者来信提出质疑，才使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进而下决心一探究竟。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2月6日晚19点02分，陈来先生给我发来一个微信，全文如下：“朱子全书十三册八二页太极图解后序，署名不对，文字亦不对，后半部是李延平答朱子书之语。前半部是张栻后序。可怪！”
我当即翻检《朱子全书》，发现在《太极图说解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张栻的序，一为序，一为后序，全文已见上文所录。这两篇序的出处，都注明“录自《周元公集》卷一”。再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两序收录于《周元公集》卷一之“附录”中。卷一由三部分组成，一为“太极图”，一为“通书”，一为“附录”。附录首录朱子《太极图通书总序》，再录张栻《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及《通书后跋》，其后还录有程颐、胡宏、度正的有关题跋，最后是张栻的按语。
笔者将《朱子全书》中的两篇序与《周元公集》对校，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基本一致。
陈来说，《太极图解后序》前半部分是张栻的文字，后半部分是李侗的文字。经对校，“后序”从“《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至“皆其度内尔”，实为《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中朱子问“太极动而生阳”云云李侗之答语。见《朱子全书》第13册《延平答问》第329页。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朱子全书》既然收录的是张栻的文字，为什么不直接用张栻的有关文集？陈来说，后序的后半部分是李侗的文字，经核实已经确证无疑。但是前半部分是张栻的文字证据何在呢？又，前序呢？
二、对张栻各种文集的考察。
张栻传世的几种文集，主要有：
1.朱子编《南轩先生文集》，收录于《朱子全书外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册）。此本现存宋刻，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81年有影印本出版。
2.邓洪波校点整理《张栻集》，岳麓书社2017年11月版。此本以道光二十五年陈钟祥刻《宋张宣公诗文集论孟合刻》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陈氏“合刻本”，只是将《论语解》《孟子说》并入合刊，其“文集”则一仍朱子编定本。
3.《四库全书》本《张栻集》即朱子编定本。
4.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编《张南轩先生文集》七卷，由福建正谊堂刊行，读其序可知这个文集也是根据朱子编定本改编而成。
纵观以上各种版本可以看到，现存张栻的各种文集其源头都出自朱子编定本。勘验各本内容发现，所有这些版本，都未收录张栻关于《太极图说解》的两篇序文。
唯一的例外是：
5.中华书局2015年11月出版，杨世文校点整理的《张栻集》。
这是一本张栻的“大全集”，杨世文先生考订了所有张栻的著作，分已佚与现存两类。
全书以现存著作为主编定，辅以佚作以“补遗”，又作辑佚而为“钩沉”。杨先生此作用力甚勤，考订精审，凡张栻著述，几乎被一网打尽，直可谓张栻功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了张栻《太极图说解》两篇序文的原始出处：“《太极图说》即太极图说解义，又称《太极解义》。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南轩太极图解》，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张子太极解义》一卷。赵书注云：‘张宣公解周元公《太极》之义也。’宋以后不见著录。宋本《周元公集》、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等书录有片段，但非全貌。我们从明弘治中秦川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中却发现了完整的南轩《解义》，能够窥其原貌。因此可以说，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并没有散佚。张栻还作有《太极图解序》及《后序》二文，《南轩集》未收，见录于各种《周濂溪集》的《太极图说》后。”[389]
杨氏《张栻集》第五册有《太极图说解义钩沉》[390]首录《周子太极图解序》，次录《太极图说解义》（但删去了朱子的解说），终录《太极图解后序》。其《周子太极图解序》文后小注曰：“《濂溪周元公全集》卷一，明弘治刻本，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所藏。又见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一，《四库》本《周元公集》卷一，《濂溪志》卷首，《经义考》卷七一，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上。”经检核，小注中所言诸本均与杨氏本合。惟蓬左文库本与杨本有两处文字差异（详见注文），揆之义理，当为笔误。
杨氏本《太极图解后序》全文如下：
此本明显与《朱子全书》本所收录者不同。“通而复，复而通”以下凡二百零七字与《朱子全书》完全不类。
此序也有杨氏注文，曰：“《濂溪周元公全集》卷一，明弘治刻本，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所藏。又见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一，《四库》本《周元公集》卷一，《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一，《濂溪志》卷首，《经义考》卷七一。”经检核，除蓬左文库本与杨氏所录全同外，其余诸本均与《朱子全书》本同。杨氏另有一注曰：“自‘一往一来’之后，宋本《周先生濂溪集》因脱二页，故阑入后篇《延平师生答问》前段‘《中庸》以喜怒未发已发’一段文字。其他诸本多袭误。”[391]
这里，杨氏指出了其他诸本均误（即除蓬左文库本外的诸本），又给出了致误的原因。杨氏在他的注中多次提到“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按，今存世的宋本周敦颐文集，凡两种，都藏在国家图书馆。一本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李致忠著录曰：“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宋）周敦颐撰，宋刻本。”他考证为度正所编，刊刻时间在南宋末年。并称“此本传世孤罕，堪称周集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本子”[392]。但奇怪的是，此本所收《太极图解后序》竟然是一个错误的文本。杨氏注曰：“宋本《周先生濂溪集》因脱二页，故阑入后篇《延平师生答问》前段‘《中庸》以喜怒未发已发’一段文字。”检核《中华再造善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后序”从卷一第十二页下片最后一行起，至第十四页下片第一行至。所谓“阑入后篇《延平师生答问》前段‘《中庸》以喜怒未发已发’[393]一段文字”的内容在十三页下片第三行最后一个字“中”起，至十四页下片第一行“内尔”两字至。其下一页（第十五页上片），即《延平师生答问》。如曰“脱二页”，则当脱十三页下片与十四页上片。但十三页下片前三行，从第一行一直到第三行最后七字“通而复复而通”都不错，只是最后一字“中”（下一行为“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后开始出错。故，如果说“脱页”，当从十三页下片第四行开始脱。但，即便如此，第三行的最后一字“中”依然无法解释。检第十四页下片第一行，以“内尔”二字收尾。如果只脱二页，此页尚存，那么，阑入《延平师生答问》也应该有相关“内尔”两字。检《延平师生答问》，确实有“其言吉凶皆其度内耳”的文字。（见《中华再造善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一第十六页上片）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断言，《后序》文字的错误并不是“误阑入”，而是因缺页以后而故意作伪。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周敦颐文集的残本。国图的著录曰：“《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宋刻本，一册，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存家谱、年谱、太极图。”此本不载“前序”，因为残本，故无法判断是原本即未录入，还是已经残脱。但是，却保留了“后序”的全文。残本的文字基本与杨氏所录同，但也有一些小的异同（见杨著注文）。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在残本的文字最后，竟然还有“癸巳中夏广汉张栻书”九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对我们确定此序的真伪与写作年代提供了铁证。
必须指出，从杨氏的引文与注文，我们发现，他并未察觉这一个宋代的残本。
三、既然张栻的这两篇序文，均不载于张栻的各种文集（杨氏整理本除外），而载于周敦颐的文集中，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周敦颐的文集作一番考察。
周敦颐的文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编辑、源流、版刻、流布情况历来诉讼纷纭莫衷一是。为使问题简化，笔者直接从现存的周氏文集入手，做一个清理，以期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
（一）现有整理点校本和重新排印本：
1.中华书局1990年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据《点校说明》：“这次整理，以贺本为基础，参照其他各种版本，进行互校，订正其讹舛，并加标点，以便读者。”[394]所谓“贺本”，即清光绪十三年贺瑞麟编辑《周子全书》本。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2.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周文英主编、李才栋副主编《周敦颐全书》。这是一本重新编辑的“全书”，编者曰，他们是参照了：“（一）明嘉靖五年吕柟编《宋四子抄释》内《周子抄释》（简称吕本）。（二）清康熙四十七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集》（简称张本）。（三）清乾隆二十一年江西分巡吉南道董榕编《周子全书》（简称董本）。（四）清道光二十七年邓显鹤编《周子全书》（简称邓本）。（五）《四库全书》收录的清周沈珂编《周元公集》（简称周沈珂本或周本）。（六）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陈克明点校的《周敦颐集》（简称陈校本）。（七）明黄宗羲编《宋元学案》内《濂溪学案》。（八）《四库全书》收录的明曹端著《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395]可见，此本是一个大杂烩的版本，并无所据底本可寻。此本也未收张栻二序。
3.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学术部据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整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岳麓书社2006年出版。此本所据版本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详见下文。此本所收张栻二序文字与《朱子全书》本同。
4.1 97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人人文库》本。此本算不上整理校点本，只是一个重新排印本。据其序言，可知即为董榕所编《周子全书》本。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5.民国时期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收有《周濂溪集》，牌记云：“本馆据正谊堂全书本排印。”可知此本实为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集》本。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二）现存于各图书馆的周敦颐文集刻本：
1.嘉靖五年吕柟编《宋四子抄释》内《周子抄释》（简称吕本）。按，此书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凡两卷，附录一卷。卷一为《太极图》及朱子《太极图解义》《通书》；卷二为诗文选录；《附录》为传记资料等。《四库提要》曰：“是编盖因《周子全书》而撮其精要。”[396]检全书，不见两序。
2.清康熙四十七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集》（简称张本）。此本收入《正谊堂全书》，后《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排印。张氏自序云，此书是据他在京师报国寺中购得之《濂溪全书》重刻。凡十三卷，目录如下：
卷一，太极图、太极图说、朱子图解、朱子太极图说解（附辩）
卷二，诸儒太极论辩
卷三，语类附见
卷四，诸儒太极发明
卷五，通书一、语类附见
卷六，通书二、语类附见
卷七，诸儒通书论序
卷八，遗文并诗（小注：诸儒记诗跋附录）
卷九，遗事（小注：朱张语录附见）、诸贤赠送唱酬附录、诸贤怀仰记述、附录
卷十，年谱（小注：序本传墓志铭事状附录）
卷十一，诸记序铭附录
卷十二，诸记并祭祝诸文附录
卷十三，历代褒典
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3.董榕编《周子全书》。
据胡宝瑔《周子全书序》，此本为董榕在九江太守任上所编辑。其书基本目次大致与张伯行本相似，但内容较张本更为丰富，故卷数多达二十三卷。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4.邓显鹤编《周子全书》。
此书编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邓氏称：《濂溪先生全集》，九卷。首录二卷，末一卷，不入卷数。第一卷曰《遗书一》，为《太极图》《太极图说》。第二卷曰《遗书二》，为《通书》，二书皆朱子注，别有集义发明。第三卷曰《杂著》，为古今体诗、杂文、书帖、题名。第四卷曰《附录》，为赠答、题咏、祭文、题名。第五卷曰《纪述一》，为《文征一》收入宋文十七篇。第六卷曰《纪述二》，为《文征二》收入宋文、元文各五篇。第七卷曰《纪述三》，为《典章一》。第八卷曰《纪述四》，为《典章二》。第九卷曰《纪述五》，为《典章三》。卷末曰《摭录》，收录历代诗文。（注：湖南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七年湘乡彭氏刻本《目录》后语）据邓氏目录后语称，此本所据为濂溪家刻本。此本收有张栻二序，文字与《朱子全书》本同。
5.《四库全书》收录的清周沈珂编《周元公集》。
据《四库提要》曰：“其集明嘉靖间漳浦王会曾为刊行，国朝康熙初其裔孙周沈珂又重刊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周元公集提要》）凡八卷，卷一，《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附录》（收录朱子、张栻序等）。卷二，《杂著》，收录周敦颐之诗文、书信。卷三，《诸儒议论》，收入历代名人对周的评论。卷四，《事状》，收录周敦颐的传记资料。卷五，《历代褒崇》。卷六，《祠堂墓田诸记》。卷七，《古人诗》，收录周敦颐同时代人的唱和诗、赠诗。卷八，《祭文》。此本收录张栻二序，《朱子全书》所收即源自此书。
6.贺瑞麟编《周子全书》。
此书刊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贺序曰：“是刻大抵不失朱子之旧，而附以注解。文、诗依清恪（今按：清恪为张伯行谥号）本增多数篇，《年谱》《本传》皆不可少，余亦不敢泛引。”[397]可见此书是据朱子所定之本与张伯行所编之本增删而成。此本未收张栻二序。
7.黄敏才刻《濂溪集》。
此书刊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六卷。此书收有张栻二序，与“全书本”同。
8.张国玺刻《周子全书》。
此书刊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卷。未见。
9.顾造刻《周子全书》。
此书刊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七卷，收有张栻二序，与“全书本”同。
10.周兴爵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
此书刊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卷，收有张栻二序，与“全书本”同。
11.《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年表一卷。
此书藏国图，著录为宋刻本。现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岳麓书社据以出版点校本。此书收有张栻二序，与“全书本”同。
12.《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存家谱、年谱、太极图。
此书藏国图，著录为：“宋刻本，一册。”这是一个残本。此本收有张栻后序，与现存诸本均不同。不见前序，疑佚失。
13.《濂溪周元公全集》。此本现藏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著录曰：“濂溪周元公全集，13卷缺首册。首存历代褒崇礼制1卷，后录1卷，濂溪先生大成集目录1卷，12册。”“琴川周木重辑。”此本录有张栻二序，其后序与现存诸本均不同。
14.蒋氏刻本《周子全书》六卷。
据说，此本为“明万历间”刻本，现藏于吉林省某市图书馆。但该馆秘不示人，笔者无缘一窥其面目。
笔者目力有限，但现存于世的周敦颐文集之各种刻本，大致可说已一网打尽了。十四种刻本，除蒋氏及张氏刻本外，笔者均一一过目，反复比对研核，谨得出以下结论：
（一）周敦颐的传世著作并不多，主要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以及少量的诗、赋、词、文。
（二）《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均辅以朱子的说解、题跋，有的还附有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说解、题跋，如张栻、二程等。随着编刻时代的迁延，所附录的说解、题跋也随之增多。
（三）因为周敦颐本身著作偏少，故他的文集被附以很多其他的内容，主要有年谱，褒崇，历代诸儒的题跋、语类、论辩、发明、序铭以及唱和、歌颂之类的诗文。这些内容，时代越后内容越多。
这些刻本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一类收有张栻的两篇序文，一类则无有。在收有张栻序文的刻本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所收序文，与《朱子全书》所录相同，一类则不同。问题的耐人寻味处在于，所收两篇序文的刻本中绝大多数与《朱子全书》相同，只有两种除外：一为国图所藏宋刻残本，一为日本蓬左文库明弘治本。上文已经交代，收于《朱子全书》中的张栻后序，是一篇被改舛过的错误文本。但是，国图所藏并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的一个宋刻本也收录了这个错误文本。也就是说，这一个严重的文本错误，在宋代就已经发生。吊诡的是，国图所藏的另一个宋刻本却保留了张栻后序的完整文本，但很遗憾，它却是一个残本。
为了理清这一个延续了八百余年的谜团，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周敦颐文集编修的历史及其沿革。
必须指出，粟品孝先生是目前为止对周敦颐文集的刊刻流布及收罗辑佚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学者。
2010年，粟先生发表《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398]。
此文首次详细披露了宋刻残本《濂溪先生集》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他指出，这个残本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同时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
2012年，粟先生发表《明刻＜濂溪周元公全集＞价值略述》[399]对明代周木刻本《濂溪周元公全集》作了全面的考察。文章介绍了周木刻本《濂溪周元公全集》的现存馆藏情况，使我们得以知悉此一重要版本不仅只存于日本，国内其实也有收藏。文章着重介绍了这一版本的重要学术价值：一为张栻《太极解义》的完整再现；二为宋刻《濂溪先生大成集》目录的再现。
2017年粟氏《宋儒度正编纂周敦颐文集的渊源、过程及其流传考述》一文[400]，详细考辨、勾勒了度正编修周敦颐文集的全过程，并对历史上流传甚广的周子文集刊刻的公案作了详实有据的考辨。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让我们了解和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学者——度正。据我所知，粟先生应该是第一个对度正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做出研究和评价的学者。
粟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基本厘清了周敦颐文集编修的各种历史疑案，他的研究有考证、有发现，可谓周子功臣。但是他的研究毕竟主要关注点并不在周子文集中的某一篇具体文章。比如，他已经发现收录在周子文集中的张栻有关《太极图》的两篇序文，存在差异，并指出周木刻本的张栻序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他没有也没有必要就此一问题做深入研究，这就给笔者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梁绍辉先生著《周敦颐评传》称，“周敦颐著作最早编定成书是二程在世之时”。[401]他的证据是朱子的《周子太极通书后序》。序曰：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标点问题。梁著以“二程”二字属下读。但《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本文，“二程”属上读。梁氏属下读，故其结论为“可知周敦颐去世不久便有了‘二程本’。此后又出现了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长沙本”。笔者以为，梁氏所读当为正。如属上读，则“本”字既无着落，又于文气不贯。
朱子的《周子太极通书后序》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对我们理解周敦颐著作的编定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序曰：
这篇序非常清楚地讲了周敦颐文集的编修过程，版本依据，主要内容，编修原则：
1.所谓长沙本，是朱子亲自所编。
2.朱子所依据的版本即“二程本”。
3.朱子的长沙本与其他各种版本的最大区别在于，朱子把《太极图》放在了全书的最前面。他自己说，他这样做的依据就是周子的好朋友潘兴嗣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
4.他恢复了《通书》的旧目，并删除了重复的内容。
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复勘了现行的各种版本，发现各本《太极图》均在卷首。这就说明，“二程本”，包括舂陵、零陵、九江诸本，早已失传。
那么现存的诸多版本是不是都是朱子的长沙本或源于长沙本呢？事实又不尽然。如上文所述，现存诸本的一个最大区别是有没有张栻的两篇序文。可以肯定，朱子的长沙本决不会收入张栻的序文。理由是，朱子亲自编修了《南轩先生文集》，在他编修的这个文集中，并没有收录这两篇序。如此重要的两篇序文，朱子编他的文集竟然不收，说明他并不认可这两篇序。朱子在编修张栻的文集时出于某种原因，删去了张栻的一些书信、奏章及文章。张栻的这两篇序显然属于朱子删去的内容之列。所以，是否收有张栻的这两篇序，就可以成为我们判断是否朱子编定的标准。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存诸本中录有张栻两序的版本，又是什么来由呢？
张栻刻过周敦颐的《太极通书》。《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三有《通书后跋》，曰：“濂溪先生《通书》，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极图》列于篇首，而题之曰《太极通书》，某刻于严陵学宫，以示多士。”自题写作时间为“乾道庚寅闰月谨题”。[404]庚寅，即乾道六年（1170），“严陵”，即今浙江建德。按，张栻乾道己丑（1169），知严州，十二月到任，明年（即庚寅）五月离任赴京任侍讲。在朝仅一年，于乾道七年（1171）回到长沙故居。上引国图藏残本《濂溪先生集》所录《太极图解后序》称“癸巳中夏广汉张栻书”，癸巳，即乾道九年（1173），故，“后序”写作时间距所谓“某刻于严陵学宫”的时间仅仅相隔三年不到，很有可能这就是为严陵本所作之序。又，张栻回到长沙以后，对自己的一系列著作做了整理、定稿、刊刻，也有可能他又在长沙重刻《太极通书》，《通书后跋》只是为《通书》所作跋文，重刻时他觉得有必要再为《太极图解》作序和后序。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凡是录有张栻二序的刊本，应该就是张栻所刊之本，或据张本而刊之本。
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录有张栻二序的三个版本。
其一，《中华再造善本》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此本据李致忠先生考订“乃度正所编”。按，度正，字周卿，号性善，合州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宋史》有传。据方彦寿考证，度正曾于庆元三年（1197）问学于考亭。[405]据度正自己说，他对周敦颐《太极图》产生兴趣而研读、思考前后有十余年之久。问学考亭后，朱子“尝令正访其子孙而求其遗文焉”。[406]可见，度正编周敦颐的文集是完全有可能的。又，此本以度正编《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开篇，又以度正编《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收尾，可以明显看出度正编书的痕迹。
但是，要说《中华再造善本》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就是度正所编，还是有问题的。
李先生论定《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乃度正所编”，有两个理由：1.“此本度正《年表》称：‘右正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乡时，已以文学闻于当世，遂蒐求其当时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说姤》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其后过秭归得《秭归集》。之成都，得李才元《书台集》。至嘉定，得吕和叔《净德集》。来怀安，又得蒲传正《清风集》。皆载先生遗事。至于其他私记小说及先生当时事者，皆纂而录之。’‘及来重庆，官事稍间，遂以平日之所闻者而为此编。’证明此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乃度正所编。”[407]但是细味引文，度氏所谓“而为此编”其实是指周敦颐的《年表》而非《元公周先生濂溪集》。2.李氏曰：“而《永乐大典》中所存度正《书濂溪目录后》又称：‘正往在富沙，先生（朱熹）语及周子在吾乡时，遂宁傅耆伯成从之游，其后尝以《姤说》《同人（说）》寄之，先生乃属令寻访，后书又及之。正于是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始得其与李才元漕江西时慰疏于才元之孙，又得其《贺伯成登第手谒》于伯成之孙。其后又得所序彭推官诗文于重庆之温泉寺，最后又得其在吾乡时所与傅伯成手书。于序见其所以推尊前辈，于书见其所以启发后学，于谒于书又见其所以荐于朋友庆吊之谊，故列之遗文之末。又得其同时人往还之书，唱和之诗，与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记，亦可以想象其一时切磋琢磨之益，谈笑吟咏之乐，登临游赏之胜，故复收之附录之后。而他书有载其事者，亦复增之，如近世诸老先生崇尚其学而祠之学校，且记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后世者，今亦并述之焉。’将上述两篇文字加以综合考覆，则知此本周氏文集全由度正一手所编成。”[408]李氏所引的这一段《永乐大典》其实就收在《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题为《书文集目录后》。在上述李氏引文后，度正还有这样一段话：“正窃惟周子之学根极至理，在于《太极》一图，而充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在《通书》。吾先生既已发明其不传之秘、不言之妙，无复余蕴矣，其余若非学者之所急。然洙泗门人记夫子微言奥义，皆具载于《论语》，而夫子平日出处之粗迹，则亦见于《家语》《孔丛子》等书而不废。正今之备录此篇，其意亦犹是尔。学者其亦谨择之哉。”度正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阐明了他编定周敦颐文集的指导思想，即除了周子的主要著作如《太极》《通书》外，他尽量地收集了与周子有关的逸闻轶事。他认为这对于了解周子也是很重要的。本文的题目叫《书文集目录后》，可见文章应该是附在全书目录的最后。但是现在却是收在第八卷。在这篇文章之后还收有度正的另一篇文章《书萍乡大全集后》，但是一篇节录之文。
综核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确定，度正确实编辑过周敦颐的文集，并有一份目录。但是这不能证明《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就是度正所编。
理由如下：
1.此本收有张栻的两序。度正是朱子的学生，史载，叶味道说：“度正，吾党中第一人。”[409]“吾党”即指朱子之党。吴泳说他：“气淳质茂，精识博闻，撰先生（指朱子）之屦以从游，险夷不变；闻夫子之言而笃信，细大弗遗。”[410]这样一个对朱子笃信不疑的人怎么可能把朱子不收录的文章，编进自己编辑的文本中呢？
2.细检《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收入的文字，最晚者在咸淳庚午，即1270年（卷十冯梦得《江州濂溪书院后记》、方逢辰《江州咸淳增贡额记》）。据黄博先生考证，度正生于乾道二年（1166），卒于端平二年（1235）[411]。这证明，“濂溪集”只能是后人所编。
3.上文提及《书文集目录后》，从文义看此文应附于目录之后，但现在却放在第八卷。而后面的一篇《书萍乡大全集后》又是被删节过的文章。如果是度正自己编集，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4.另外，《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收有好几篇度正的文章，问题是这些文章度正的署名却不一致，有直接署度正的如卷七《留题九江濂溪书堂诗》，卷八《书文集目录后》，但是有的却记为“度性善记云”（卷六《养心亭说》附录），有的记为“度性善跋”（卷六《彭推官诗序》附、《贺傅伯成手谒》附）。性善是度正之号，自称自己的号并以之作文章的标题，似乎也不合常理。
5.从目前可见到的各种书目著录，都不见有度正编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记载。
所以，我的结论是：现存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不是度正所编，更不会是他所刊刻，编、刻者一定另有其人。但是度正应该有过一个编辑本，而《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应该是在度正所编本的基础上编修而成。
此本收录了张栻的两篇序文，但问题是，这两篇序文（主要是后序）与绝大多数的周子文集一样，收入的是一篇错误的文本。据粟先生考订，此本的刊刻应该在度宗咸淳六年（1270）以后，“但必在恭帝德祐元年（1275）之前”。[412]也就是说，张栻序文的舛误早在宋代就已经形成。
其二，国图所藏宋刻残本《濂溪先生集》。
此本国图著录曰：“《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宋刻本，一册，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存家谱、年谱、太极图。”此本存《太极图》及《太极图说》，但是它和《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本所收录的“说解”除了朱子的说解外，还收录了张栻的说解。在周子的《太极图说》后，先引朱子“晦庵先生曰”，再引“南轩先生曰”。最后以张栻后序收尾。后序署曰：“癸巳中夏广汉张栻书。”但是不见张栻的前序。该书目录曰：“张栻氏再书解后。”[413]指后序无疑。然目录未著录前序，可见残本未收前序。[414]
前文已经论及，张栻曾经编刻过周敦颐的文集，那么，此本有没有可能就是根据张栻本编刻的呢？我们注意到，在解“无极之真”时，有一段双行小注：“南轩将上文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下句连无极之真解。”[415]今按，张栻在解周敦颐“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一句时说：“此复沿流以极其源也。言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而太极本无极，然则万化之源可得而推矣，非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也。太极本无极，言无声臭之可名也。”[416]下一句是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的解释，张栻说：“五行生质虽不同，然太极未尝不存也，故曰各一其性……”[417]显然，从“五行生质”到“各一其性”是解释前一段“五行一阴阳……各一其性”的。但是他看到的张栻本却把它放在下一段了。这一插曲，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残本的编刻者是见到过张栻本的，从残本把张栻的注与朱子的注并行而刻可以看出，他依据的应该是张栻的编刻本。
残本留给我们的线索有限。据粟先生考证：“此本当刻于南宋理宗后期，最早不会超过宝祐三年（1255），更不会是淳祐年间（1241—1252）。”[418]所以，宋刻残本的刊刻应该早于《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其三，日本蓬左文库所藏《濂溪周元公全集》。
此本蓬左文库著录情况已见上文。此本收录张栻前后两序，其后序与现存众本不同，是一个未被篡改的文本。但是由于现有文献的局限，我们无从知道它的版刻所据。粟先生考证以为此本刊刻时间在弘治年间，并指出此本并不仅仅藏于日本，国内也有两个藏本。他对明本评价很高[419]。他认为，明弘治本“基本上是照录宋本而来”。[420]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细节：弘治本的《太极图说解》中收有朱子与张栻二人的“解义”，而宋本只收录了朱子之解，没有收张栻之解。另外，宋本和弘治本都收录了张栻的两篇序文，但是，宋本的“后序”是一个错误的文本，而弘治本不误。（宋本和弘治本还有一些不同之处，详见粟文）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把现尚存世的周子文集有关张栻两篇序文的相关信息做了一张表：
表一
在以上笔者目力所及的13种版本中我们发现：
1.在13种版本中，收录有张栻《太极图说解》的只有两种：宋刻残本与明弘治本。
2.在13种版本中，收录有张栻《太极图说解序》与“后序”的有9种（宋残本仅存“后序”）。
3.而在上述9种版本中，正确的文本只有2种：宋刻残本与明弘治本。
4.明弘治本以后的所有版本凡收有张栻序的，无一不出错，而这些出错的版本其源头大多与周氏家刻本有关。唯一的例外是周木所刻的弘治本。
周木的弘治刻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刻本。粟先生认为，弘治本与宋刻本有承续关系，“明代周木本是在宋刻的基础重辑而成”。[421]他的结论是在做了非常仔细的版本比对后得出的，很有说服力。但是笔者以为仍有2个问题有待解决：1.弘治本收录了张栻的《太极图说解》，如粟先生在《明刻本＜濂溪周元公全集＞价值略述》一文中所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样重要的内容在宋刻本中却无有。2.张栻的《太极图后序》在宋刻本中是一个改舛过的文本，而在弘治本中却是一个正确的文本。对此，粟先生的解释是：“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周木发现了宋本的不足，主动加以改动完善；二是今天所见的宋本是后来的翻刻本，张栻解义被故意删除，《太极解义后序》的后半段为误刻，周木所见是原版而非翻刻本。”[422]粟先生的解释可备一说，尤其是他认为周木所见也许是原版，而我们见到的是翻刻版，很有想象力。但是这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张栻的解义“被故意删除”。从宋刻的全书内容看，编者对张栻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他收录了张栻的两个序就是很好的说明。再看全书的其他各卷，如卷三《诸儒太极类说》收有《南轩文集并语录答问》；卷四，《诸儒序跋》收有张栻《通书后跋》；卷五，《诸儒通书类说》收有《南轩文集并语录答问》；卷六，是周子的诗文，收录了两篇序跋，在《遗事》中还附录了张栻的语录。从卷八开始，是后人所作关于周子的各种问题的纪念文章，张栻所做的“记”“赞”也尽数收入。很难理解宋刻的作者要把张栻这么重要的解义“故意删除”。所以，我怀疑周木的刻本应该另有所据。
那么，有没有可能周木所依据的是宋刻残本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如前文所述，宋刻残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它所收录的《太极图后序》文字最后，还有“癸巳中夏广汉张栻书”九字是周木本所没有的。这九个字非常重要，它可以基本排除周木见到过这个版本。如果周木见到过这个本子，他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九个字删掉。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蓬左文库的版本中，全书的最后一册特别收录了两个目录，一为《濂溪先生大成集目录》（包括《濂溪先生大成集拾遗》），一为《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总目》。这两份目录自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粟先生的大文论之已详。笔者所关心的则是这两个目录与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及周木版《濂溪周元公全集》之间的关系。粟先生考证“大成集”刻于绍定元年（1228），其补刻在绍定三年（1230）之后。[423]从目录看，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刻本，至少度正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在刻本中体现出来，所以它所收录的周子著述（诗文等）以及后人的题跋、说解、诗文、论辩等都不充分。但是这个刻本却为后人的继续编修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类目），后人的编修本，几乎都是在它确定的框架下充实、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总目》。经比对，这个目录与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几乎完全一致”[424]。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总目”实际上就是宋刻本的目录，它们是一回事。
问题是周木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书目附录在他自己编修的《濂溪周元公全集》的最后。周木自己没有任何交代附录这两个目录的原因。但是很明显的是他见过这两个刻本，也许他是在暗示我们，他在编修新书时，是参考过这两个版本的。我们仔细对勘一下“总目”与周木版的目录可以发现，周木本的基本框架与“总目”（也即宋刻）相似，但周木的刻本在具体的篇目安排上与宋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很难说周木本就是延续了宋刻本。在周木本《太极图说解》“五行一阴阳也”条张子说解的最后有一双行小注：“正本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附在下段”。[425]这里出现了“正本”两字。何谓“正本”？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注释显然说明周本在编修新书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被他视为“正本”的版本。这也间接落实了笔者在前文的推测：周木的刻本另有所据。在《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总目》和宋刻的目录中，我们注意到，卷一“遗书”“太极图说”下有“晦庵南轩解义并后论后序”，宋刻目录与之相同。但是详检宋刻的内容，却只有朱子解和张栻的前序后序，而没有张栻的解义。再检周木本，则既有张栻的两篇序也有张栻的解义，而且张栻的后序还是一个正确的文本。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正本”即周木的另有所据之本。至于这个“正本”是不是前文提到过的张栻刻本，因文献不足征，我们无法作出判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刻本，它的两个致命的错误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但是这个刻本的影响力却大到了令我们吃惊的地步：以后所有收录张子后序的刻本（除弘治本）全部沿袭了它的错误。究其缘由，它成书于宋代，人们对宋刻的迷信，加之它出版于经济较发达的江州地区，发行量可以较大——较早的宋刻残本恐怕就因它的发行量有限而致残而被人忽视——这一切成就了它的“功业”。这实在是一场令人无可奈何的学术困惑。
四、说这是一场困惑，是因为宋刻的这一错误一直影响到今天。
粟先生指出，早在2002年韩国学者苏铉盛就利用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复原了张栻的《太极解义》，而后（2009年）德国学者苏费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426]但是前者复原的是“解义”的初本，而后者试图用辑佚的方法恢复张栻的“后序”。应该肯定，他们两人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苏铉盛的勾稽确实揭示了张栻的原始面貌（尽管他的复原还是有一点小错误，如最后一条其实是朱子的解）。而苏费翔的辑佚功夫让我们看到了张栻的解义及两个序在宋代的流布与影响。但是他们因为没有见到宋刻残本和周木刊明弘治本周子文集，所以把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张栻后序的错误文本视为定本而努力去维护或复原之。如苏铉盛即以为张栻后序的舛误本误把李延平的话串入，是“表示他非常同意接受延平之看法”，[427]（笔者在本文初稿完成之际，有幸在韩国全州见到苏先生，得之他已经知悉粟先生的一系列最新发现，据此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修正，并对新发现的张氏后序做了新的研究解读。可惜他的论文是用韩文发表，笔者不能阅读）。而苏费翔则努力想从真西山的论著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直至2012年粟品孝先生发表《明刻＜濂溪周元公全集＞价值略述》一文，这一困惑才得以最终纾解。而他复原的张栻“义解”与从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复原的“义解初本”竟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从《朱子语类》中看到朱子的学生曾经引用张栻的解义（初本）向朱子请益，又从名人编修的《性理大全》中数次引用张栻解义的初本可以知道，张栻的解义初本在宋代和明代依然在流传。
最后，我想利用现已发现的文献，把张栻的两篇序文做一个版本学和校勘学上的再现。《太极图解序》以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为底本，校以弘治本、周沈珂本、邓显鹤本：
《太极图解后序》，以宋刻残本为底本，校以宋刻本、弘治本、周沈珂本、邓显鹤本：
2018年6月27日初稿，8月3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