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张栻关于《论语》解说的讨论兼论宋代经学之变
张栻是朱子最重要的学友之一。他们一生三次见面。第一次在隆兴元年（1163）十月，朱子在临安待次，张浚被召入相，张栻随父入京，因得相见。隆兴二年（1164）张浚卒于豫章（今江西南昌），朱子赴豫章哭祭，再见张栻。朱子在给罗博文的信中说：“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至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272]乾道三年（1167）朱子赴潭州（今湖南长沙）访张栻，在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讲学研讨三月有余。朱子对张栻评价极高，感情至深：“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273]他自己叙述与张栻的学术关系说：“嗟惟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274]这是一种少有的认同感。
朱子与张子的学术交流，自第一次见面即已展开，其中关于“仁”说的讨论，关于“中和”说的探讨，关于《知言》一书的辩难等，或书信往来或当面交锋，都在学术史上留下佳话和足以令后世学者进一步深研的空间。本文所要研究的，则是他们二人关于《论语》解说的讨论。从讨论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论语》认识与理解上的异同，更可看出他们在解经理论与方法上的各自取向，对进一步研究宋代经学史有重要意义。
一
朱子三十四岁时（1163）作《论语要义》，四十二岁时（1171）又作《论语精义》，四十八岁时（1177）《论语集注》成。此后，对“集注”不停修改，直至去世。张子在乾道三年（1167）前后即已开始撰写《论语说》，大约乾道九年（1173）成书。乾道九年为癸巳，故此书又称《癸巳论语解》（以下简称《语解》）。成书后张子依然对全书不断修改，并去信朱子，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朱子知无不言地对《癸巳论语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通信集中在朱子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以下简称《论语说》）与《答张敬夫语解》中。[275]
《论语说》共99条，《答张敬夫语解》共10条，凡109条。今取朱子讨论《语解》第一卷者凡15条逐一分析之。
1.学而时习之
张子曰：“程子曰‘时复䌷绎’。”[276]
朱子说，“䌷绎”，程子原文作“思绎”，不知张子为何改“思”为“紬”。朱子指出，孔子所谓“学而”两字含义至深，解说不能缺略，而张子用“时复䌷绎”解“时习”之意，“又似义理之中别有一物为之端绪”。张子的原稿中有“学者工夫固无间断，又当时时䌷绎其端绪而涵泳之”。朱子曰：“此语恐倒置，若工夫已无间断，则不必更言时习，时习者，乃所以为无间断之渐也。”[277]至癸巳本，此段已删除。
张子曰：“说者，油然内慊也。”[278]
朱子认为，程子曰“浃洽于中则说”。“浃洽于中”，就是“说”，不必重复。同时，他认为“慊”字不能准确地表达出“说”的含义。[279]朱子在他自己的《论语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中说：“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280]他强调“所学者在我，故说”，而不是“行事合理而中心满足之意”。[281]
2.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张子曰：“自孝悌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282]
朱子认为，张子的解说“语意虽高而不亲切”，因为他没有把有子所说的仁之道的本末讲清楚。“但事亲从兄者本也，爱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后末有所从出，故孝悌立而为仁之道生也。”[283]张子定本删去此说，改为“故孝悌立则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举者也”。[284]
3.巧言令色
张子曰：“若夫君子之修身，谨于言语容貌之间，乃所以体当在己之实事，是求仁之要也。”[285]
朱子曰：“此意甚善，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此语方有所指。今无所发端而遽言之，则于经无所当，而反乱其本意矣。”[286]
这是从方法上指出解说如何才能更有说服力。后来，张子采纳朱子之说，在这段话前面加上：“此所谓巧言令色，欲以悦人之观听者，其心如之何？”[287]
4.为人谋而不忠。
张子曰：“处于己者不尽也。”[288]
朱子曰：“处字未安。”朱子在《集注》中解“忠”曰：“尽己之谓忠。”[289]“尽己”与“处于己”，确有语义上的差异。张子解释下文“与朋友交而不信”曰“施于彼者不实也”。朱子未有异议。朱子曰：“以实之谓信。”[290]
张子没有采纳朱子的意见。
5.道千乘之国。
张子释“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曰：“信者，信于己也。”[291]
朱子谓：“己字未安。”《集注》曰：“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292]朱子认为，此“信”为“取信”之信，而非“信于己”之谓。又，《语解》在“信于己也”下有小注曰“一作‘不欺之谓’”，则是也。恐是张子修改稿。
又，张子释“道千乘之国，犹言治千乘之国之道也”。则“道”为治国之道。朱子曰：“‘道’字恐未安。”[293]
又，张子有“自使民以时之外”句，朱子曰：“此句无所当，恐是羡字。”朱子以为衍文。张子定本删之。然“道”“信”之说，张子并未采信。
6.毋友不如己者。
张子曰：“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当友其胜己者。”[294]
朱子曰：“经但言‘毋友不如己者’，以见友必胜己之意。今乃以‘如己’‘胜己’分为二等，则失之矣。”[295]朱子《集注》曰：“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296]强调“不如己”。朱子认为，张子的解释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经文的意思，由此，他又指出张子的“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他说：“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297]
7.慎终追远。
张子曰：“慎，非独不忘之谓，诚信以终之也。追，非独不忽之谓，久而笃之也。”[298]
朱子以为，以“慎”为“不忘”；以“追”为“不忽”，“亦无所当”，于经文不合。[299]张子定本改“不忘”为“不忽”；改“不忽”为“不忘”。[300]按，朱子《集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301]
张子解“民德归厚”曰：“厚者得之聚，而恶之所由以消靡也。”朱子曰：“此语于经无当，于理未安。”[302]
张子未采纳。
8.父在观其志。
朱子指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旧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志”解释为父之志，一种是解释为子之志。[303]朱子认为当从前说。他说，如果从后说，那么经文中并没有说出“其志”为正为邪，后文怎么可以说是“可谓孝矣”呢？但张子采用了后说。显然，朱子认为张子没有把经文的内涵吃透。
又，张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问也。”[304]朱子指出，此说出于谢氏（良佐）。但“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说过高，而无可行之实也”。[305]他认为“事之是非可否日接于耳目，有不容不问者”，即使居丧期间也不应“志哀而不暇它问”。
张子又曰：“三年无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306]朱子指出，所谓“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出于游氏（酢），但张子没有理解游氏这句话的本意。游氏原话为“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他的意思是迫于道理应该要改，而我不改。但是张子改为“可以改而可以未改”，那就变成我主观愿望是要想改。这样，“二者之间，其意味之厚薄相去远矣”。[307]
另外，朱子对张子解“三年无改”为“言其常也”，也表示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三年就是三年，表现出一种阶段性。他说：“若言其常，则父之所行，子当终身守之可也，岂但以三年无改为孝哉？”[308]
按，《张栻集》此条下有小注曰：“一本云：旧说谓父在能观其志而承顺之，父没观其行而继述之，又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说文理为顺。”[309]不知是否张子接受朱子批评后做了修改。
9.信近于义。
张子释“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曰：“言而不可复则不可行，将至于失其信矣。”[310]朱子认为，张子之释没有把有子这句话的复杂含义讲清楚。朱子认为，有子的话，其要点在“必度其近于义而后出焉”，“则凡其所言者，后无不可复之患矣”。[311]朱子的理解与张子的重点不同。朱子《集注》曰：“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矣。”[312]
10.就有道而正焉。
张子解“就有道而正焉”曰：“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亲其人，异世而求之书，皆为就有道也。”[313]
朱子认为，张子说“异世而求之书”，是说过了，经文没有这个意思。“或必欲言之，则别为一节而设问以起之可也。”[314]朱子此论，显然是认为解经与引申义理应该有分别，不能混在一起。解经是经义，引申则为作者之发挥，这是两回事。
11.贫而乐，富而好礼。
张子曰：“进于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盖无穷矣。”[315]
朱子曰：“此语不实。”[316]《论语》原文为：“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检《集注》：“凡言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317]朱子的意思是，孔子仅仅用“可也”来肯定子贡，其实是有保留的。张子的解说显然是过了。
12.《诗》三百。
张子曰：“其言皆出于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318]
朱子曰：“‘恻怛’与‘公心’字不相属。”而“非有它”则给人以还有他说、他解的嫌疑。而“《诗》发于人情，似无‘有它’之嫌”。[319]
13.无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张子释“无违”曰：“生事之以礼，以敬养也。死葬之以礼，必诚必信也。祭之以礼，致敬而忠也。”[320]
朱子曰：“大率圣人此言至约，而所包极广，条举悉数犹恐不尽，况欲率然以一言该之乎？”[321]朱子认为，像张子这样条举悉数反而把圣人的意思说狭隘了。故《集注》曰：“无违，谓不背于理。”[322]而不一一解释。
14.十世可知。
张子曰：“若夫自嬴秦氏废先王之道，而一出于私意之所为，有王者作，其于继承之际，非损益之可言，直尽因革之宜而已。”[323]
朱子认为，张子对这一章的解说“立意甚偏而气象褊迫”。[324]按照张的说法，继周者为秦，秦二世而亡，那么圣人所谓“百世可知”，“未及再世而已不验矣”。朱子认为孔子这段话的关键是“因”，而不是“损益”。他说：“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谓损益者，亦是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如秦之继周，虽损益有所不当，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325]
15.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张子曰：“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已。”[326]
张子释“非其鬼”为“无其鬼神”。朱子曰：“圣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为谄，而不讥其祭无鬼之徒为谄也。”[327]张子《语解》曰：“盖有是理则有是鬼神，故于所当祭而祭，则其鬼享。若无是理则亦无是鬼神，而祭何为哉？”[328]不知张子是否接受了朱子的意见而做了修改，但是其意思依然与朱子之说有差距。
二
张栻是朱子最好的讲友。他对张栻评价很高：“钦夫见识极高”“钦夫高明”。[329]这是他经常在学生面前说的话。对于张栻的《论语解》，朱子的基本态度是肯定的，他在自己的《论语集注》中，多处采纳了张栻的见解。但是，他也不讳言他对《论语解》的批评，并与张栻展开了辩论。朱子与张栻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朱子解经注意细节，他反对大而化之的不求甚解，而主张从文字的内涵及语言的逻辑中发掘经典的含义。如解《论语》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他说：“‘学而时习之’，此是《论语》第一句，句中五字虽有虚实轻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无一字无下落，读者不可以不详，而说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330]他对张栻对“学而”两字“全然阔略”表示不满。张栻解“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曰：“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已。”以“无”释“非”。朱子以为“非其鬼”，是说有鬼而名分不对；“无其鬼”则是没有鬼，“圣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为谄，而不讥其祭无其鬼”。[331]又如“十世可知”章，“诸先生说得‘损益’字，不知更有个‘因’字不曾说。‘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衮说将去。三代之礼，大概都相因了。所损也只损得这些个，所益也只益得这些个。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继周，酷虐无比，然而所因之礼，如三纲五常，竟灭不得”。[332]朱子认为，此章的重点是一个“因”字，而恰恰是这个关键字被人们忽略了，于是就出现了对整段经文理解的偏差。
2.朱子解经强调要体会经文的“曲折”。所谓“曲折”一指经文背后所隐含的义理，一指经文所内含的细微的、全部的意思。他说：“圣言虽约，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无穷盖如此。凡为解者，虽不必如此琐细剖析，然亦须包含得许多意思，方为完备。”[333]朱子在与张栻讨论侯仲良的《论语》时说：“窃谓其学大抵明白劲正，而无深潜缜密、沉浸浓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际不免疏略，时有罅缝，不得于言而求诸心，乃其所见所存有此气象，非但文字之疵也。”[334]张子解“信近于义”，朱子以为“未尽所欲言之曲折”。解“子见南子章”曰：“夫子听卫国之政，必自卫君之身始。”[335]意谓见南子乃不得不见。朱子曰：“此理固然，然其间似少曲折，只如此说，则亦粗暴而可畏矣。”[336]试看朱子《集注》：“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故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337]这就把事情的曲折讲清楚了。
3.朱子解经反对拔高经义，立说过当。《答陈明仲》第四书：“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338]第六书：“累承示经说，比旧益明白矣。然犹有推求太广处，反失本义。”[339]张子解“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曰：“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实，则人将知之。是亦患莫己知而已，岂君子之心哉？”[340]他以“使己有可知之实，则人将知之”解“求为可知”。朱子认为：“此说过当。”他引程子的话说：“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341]“默而识之”章，张子解“默识”曰：“默识非言意之所可及，盖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也”云云。朱子曰：“未遽说到如此深远也”“盖此乃圣人之谦词”而已。[342]朱子指出，解经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原于不屑卑近之意，故耻于游艺（案，指“志于道，游于艺”章之解说）而为此说以自广耳”。[343]《曾子有疾》章，张子曰：“形体且不可伤，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朱子曰：“此亦过高之说，非曾子之本意也。”[344]解“子谓颜渊”章，朱子比对张子与程子的解说，详味程子之言，“中正微密，不为矫激过高之说，而语意卓然”。[345]
4.朱子解经，立说不贵新奇。朱子在阐释自己的经解见解时对张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圣贤之言平铺放着，自有无穷之味。于此从容潜玩，默识而心通焉，则学之根本于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说贵于新奇，推类欲其广博，是以反失圣言平淡之真味，而徒为学者口耳之末习。”[346]张子解“毋友不如己者”章，朱子评曰：“经但言‘毋友不如己者’，以见友必胜己之意。今乃以‘如己’、‘胜己’分为二等，则失之矣。而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347]朱子认为，张子的《语解》立说追求新奇的地方不少，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在论及“颜渊季路侍”章时，朱子对说解中的一个新解说：“必如此说，更须子细考证。”[348]他不主张随意立新，而强调要有根据、有来历。评“述而不作”章则曰：“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349]朱子认为，立说求新往往会使说解背离经义，这是解经的一个大毛病。《朱子语类》记录了一条他与学生万人杰的谈话：“正淳之病，多要与众说相反。譬如一柄扇子，众人说这一面，正淳便说那一面以诘之；及众人说那一面，正淳却说这一面以诘之。旧见钦夫解《论语》，多有如此处。”[350]可见，张子是有喜欢立异之好的。朱子说是“旧见”，说明张子后来是改正了这一习惯。
5.朱子解经反对自立说。“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351]又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尝真实得圣人之意？”[352]朱子指出张子的经说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他在与张子讨论《孟子解》的时候指出：“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辗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353]他指出，这种以己意立说的做法，其危害在于无意之中诱导读者偏离了经典，反而使人陷入迷惑与支离。
三
朱子与张子往来通信中多有论经学得失的文字。
这是朱子写给张子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可说是朱子对当时经学弊病的一种揭发和批评。所谓“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就是指发挥义理。这是宋代经学最大的一个变化。皮锡瑞把宋代经学称作“经学变古时代”，他说：“《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355]《七经小传》，宋刘敞撰，周予同曰：“是编为杂论经义之书，好以己意改经，实变先儒淳朴之风。”[356]《三经义》即王安石《三经新义》。可见，“杂论经义”之风庆历肇始，至熙宁则蔚成风气。朱子曰：“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只是要论道。”[357]但是，真正推动以义理解经的人应该还是二程：“国初人便已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358]“近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因此方知摆落传注，须是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斥，恐属僭越，气象不好。”[359]朱子认为，二程之所以成为使宋代经学大变的关键人物，是因为他们把理“说得透”，而能说得透的原因是他们学有根基，把前人的注疏琢磨透了，学到位了。
二程之所以成为使宋代经学大变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办私学以传播理学思想，众多学生效法师门著书立说，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变革。李心传曰：“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学于河洛之间，四方学士从之者已众。”[360]“逮熙丰间，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从游者甚众。”[361]他开列了一份二程弟子的名单，“其显者”即达三十余人之多。[362]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对宋代经学的大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宋时期开启的以义理说经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朱子的时代。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自觉地担当起构建“新儒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历史重任，他遍注群经，而以理学思想注经是他必然坚持的原则。但是他也是一个清醒的思想家，他也看到，从二程以来的经学传统，经过一百余年的传承已经是百病缠身，其弊端已经严重到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他说：“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旧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363]这是说，二程以义理解经是纠汉儒一味训诂却不求理解圣人的思想之偏，而把经书中蕴含的道理开发出来，他们是高屋建瓴。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今天的学者却纷纷以好高骛远相标榜，不能脚踏实地，走上了死胡同，这样的学风为害很大。他指出了当时治经学者的四大弊病：“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364]解经的时候，把原本很平实的道理无限拔高，使之脱离实际；本来很浅近的道理，硬把它讲得很深奥，反而让人听不懂；本来很贴近生活实际的道理，却把它讲得远离生活、远离实际；本来很明白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弄得神秘晦暗，让人看不清楚。如上文所述，朱子在讨论张子的《论语解》时多次指出“说高了”。他对学生讲课时，也常常指出：“圣人语言甚实，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间可见。惟能审求经义，将圣贤言语虚心以观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见。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论，却只于渺渺茫茫处想见一物悬空在，更无捉摸处，将来如何顿放更没收杀。如此，则与身中日用自然判为二物，何缘得有诸己？只看《论语》一书，何尝有悬空说底话？”[365]所谓“著心”，就是刻意求深。有一个学生解《中庸》鬼神事，把鬼神分为“功用之鬼神”与“妙用之鬼神”，朱子批评说：“只是向高，乘虚接缈说了。”[366]对二程解经中的此类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如：“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367]“圣人说得甚浅，伊川说得太深；圣人所说短，伊川解得长。”[368]诸如此理的评论数量不少。
朱子认为，求得圣人的“本意”是解经最重要的任务。他对二程偏离经文本意而说经的做法颇有微词。如《书·尧典》“允恭克让”，“程先生说得义理亦好，只恐《书》意不如此。程先生说多如此，《诗》尤甚。然却得许多义理在其中”。[369]他对二程以义理说经持肯定态度，但他并不赞同脱离经典本意而说义理。他认为如此说经会使“经”与“理”脱节，反而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伊川所自发，与经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无个贯穿处……伊川又别发明义理来，今须先得经文本意了，则看程《传》便不致如门扇无臼，转动不得。”[370]离开了经的本意说经，就会使义理与经“隔一重皮膜”。他甚至说：“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但是，他接着又说：“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371]可见，他对二程的做法很纠结，一方面他不赞同不就经文本意来解经，另一方面又很赞赏二程的发明义理。其实，他不断地指出二程解经的这一弊端，更多的是为了批评二程之后的经学家尤其是当代的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他说：“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372]这是把说理变成了“先立私意”。“读书最忌以己见去说，但欲合己见，不知本来旨意。”[373]这是以己见说经，实际上变成了“以经注我”。朱子说自己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以己意说道理”。[374]所以，他对学生说：“且就本文理会，牵旁会合，最学者之病。”[375]“考论文义，且只据所读本文，逐句逐字理会教分明。不须旁引外说，枝蔓游衍，反为无益。”[376]此外，科举考试对读经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伤害：“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377]
而要能理会得圣人本意，决不能轻视训诂与古人的注疏。他说：“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378]当时的学风是重义理而轻训诂。但是朱子却认为：“注疏如何弃得？”[379]他认为，北宋以来的学者，因为注重义理、思想而轻视音韵训诂，认为这是“经中浅事”[380]，“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381]由此，他也非常重视汉儒的章句之学，他说：“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382]他指出，正因为现在的学者不重视事章句之学，而败坏了对义理的理解：“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383]朱子说自己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384]他举例说，《易·咸卦》“贞吉，悔亡”，程颐《易传》解贞为“虚中无我之谓也”。[385]但是，朱子据训诂解贞为“正而固”。他说他是依贞字的训诂而解，“若晓得‘正而固’，则‘虚中无我’亦在里面”。[386]他很赞赏汉儒以训诂玩索经文的办法，他认为这样才能使训诂与经文“不相离异”而成为一体。[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