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朱子情结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之一·学林脞录》卷十一“读朱子书”条载：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它清晰地揭示了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朱子情结。
从张先生的自述中，我们得以知晓，他自少年时即在父、师的指导下“喜读朱子书”并“服膺”之。可以说，朱子对张先生学术的形成及治学的方法与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其父对他的一句教诲，使他受用终身，并形成了他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
张先生之父“尝诲舜徽曰：‘朱子之学，至为博大，非徒义理精深而已。’”我认为，张父所谓“博大”之论，深刻影响了他的治学之路。
张先生乃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公认的大学问家。但学界对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史学与文献学领域。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不全面的。综观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成果，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博大”。诚如前贤所言，张先生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与文献学两个领域。但是，他在这两个领域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却是得力于他的学问根基之博大。先生《八十自叙》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道夫先路。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悉数也。”[429]可见，张先生的治学既严格沿袭了中国传统的由小学而经学的路径，又有所突破：以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我们从他开列的一批书目可以看到，他的研究视野所及可谓广博之至，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考据、义理并为双壁；旧学、创新所造甚广。
张先生之父又曰：朱子之学，“非徒义理精深而已”。我以为此语对先生考察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影响深远。
《学林脞录》卷七“朱子之朴学”条云：
先生指出，朱子之朴学功深，贡献巨大，但为其理学盛名所掩。继而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朱子之朴学，实开清代乾嘉考据学之先河，《学林脞录》卷九“乾嘉考证学”条云：
张先生认为，朱子之学绝非空谈心性之学：“其实熹之为学，笃实无虚，与夫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者有所不同，学问极其该博，不仅以理学名也。治经宗尚汉注，于郑学尤其推服。”[432]
张先生揭示清代考据学的直接渊源乃是朱子之说，是对传统观点的重大修正。清代考据学（朴学）大兴，成绩斐然，历来论者均以清代学者直接汉学，发扬光大之而成。但张先生指出，其实，清代学术的发展更多更直接的是受到了宋代学术的启发。他认为：“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特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433]他特别列举清代学术之大端，以事实说明宋代学者对这些门类的启发，言之有据，不容辩驳。先生之论，不啻振聋发聩，一扫分裂、隔断汉宋学术之俗论。张先生认为，讨论一代之学术，最忌以笼统的方法，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名称来范围之而不加具体细密的分析。他说：“世之论及汉学宋学者，但曰：汉学重在训诂名物，宋学专言心性义理。此笼统之言，何足以概汉宋学术之全乎？两汉历时四百二十年，西汉之学与东汉不同。西汉今文经学盛行，大张微言大义，东汉反是，此风尚不同之征也；博士之学，与通人之学，截然二途，此广狭不同之验也。如但以训诂名物概汉学，则不足以尽之也。两宋历时三百二十年，以趣向论，北宋学风，复不同于南宋。以成就论，当时大学者、大文人为最多，而传世之大著作尤盛极一时。其时治学范围至广，举凡经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金石学以及经世致用之学，名家辈出，超越往古。其阐明心性讲求义理者，特宋学之一端耳。若但以心性义理概宋学，亦不足以尽之也。”[434]
张先生是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的发展。我认为，他的见解，无疑是中肯的科学观点。
张先生认为，朱子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朱子朴学的成就则与其治学的指导思想“尊德性而道问学”有关：“朱子学问至博，著述甚丰，虽欲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并重，但仍以读书穷理、讲求学问之功为多，遂开清代朴学之先。”[435]张先生认为，朱子虽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但仍偏重在“道问学”方面。在《清儒学记·扬州学记》第二章《王懋竑》中，他详细地梳理了朱子与陆九渊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分歧的由来及其后关于“朱陆异同”的历史旧案，指出“程朱的哲学，有两个方面：‘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陆王专抓住他们致知穷理的方面，骂他们支离，是不能使他们心服的……况且朱熹平日强调致知穷理的重要，对于后世学者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起了很大的诱导作用。清初大儒如顾炎武、阎若璩便是学习了他的积极的有用的部分，发展成为朴学”。[436]
清代朴学之风，徽州诸儒为之最先，而婺源江永是其领军人物。张先生指出，江永学术便是直绪朱子，江永“以出生于朱子之乡，又值其时清廷尊崇朱学，故江氏治学步趋朱子”。其所著述“皆所以表章朱学也。朱子之学，主于格物穷理，而不遗一名一物之微，实开后世朴学之先。江氏亦沉研于实事实物之考证……其学所涉至博，要不出考证名物之范围”。[437]先生又指出，与江永同时同乡者又有汪绂，“其学亦以朱子为归。……其治学途径，与江氏相似，同遵朱子格物穷理之遗教，从事物上实下功夫”。[438]而清代学术的另一位巨擘戴震之学，则出于江永。
张先生认为，朱子之学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广，清代朴学更是直接上承朱子“道问学”一途而发扬光大。请看张先生在《爱晚庐随笔之一》卷十三中专论“朱子之学的影响”条云：
作为一个识见独到、博古通今的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张先生还注意到朱子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贡献。他说：“朱熹作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说，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他不仅是一位理学家，而且还是有名的传注家和文献学家。他在整理文化遗产方面，翻译古代经传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在这些方面取得辉煌成绩的人，恐怕只有后汉郑玄可以和他比拟。”[441]他并总结出朱子学术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朱子之学首在善于怀疑。如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开了后来学者辨伪之端”。并指出元吴澄《书纂言》、明梅鷟《尚书考异》、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丁晏《尚书余论》，“悉从朱子议论中得其启示也”。二、朱子治经，反对墨守。如朱子之《诗集传》“不专主毛郑，重在自抒新解，尤不讳言淫奔之辞……实为说诗之一大解放”。三、朱子读书细心，重视校勘。“虽一字之异，一名之变，不惜旁稽博证以求其是。非特读古经传精心校对，即于当代性理诸书，亦仔细考核。”四、朱子用力于考证之学，至为广博。五、朱子考证史实，用力甚勤。“大至礼乐兵刑，小至草木鸟兽，苟有新悟，辄加证发。”[442]
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还对朱子身后多受訾议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人们对朱子的误解或曲解：
一、由于元明以来，他的几部主要著作特别是《四书章句集注》为统治者所利用了，被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人们痛恨科举，“便很自然的迁怒于他”。
二、由于他的名声太大，后世有一些人伪造一些书托名于他，败坏了他的名声。
三、由于康熙年间靠打着理学幌子做大官的人越来越多，为非作恶的本领也越来越大，使理学败坏，也连累了朱子。
但是，张先生指出：“然而这三者都不是朱熹所能负责的。如果徒然看到这些后起现象便归罪于他，从而谩骂丑诋，那是不恰当的。所以认真研究朱熹的学术，重新估价他的作用，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443]
行文至此，笔者不能不说几句题外的话。这篇文章大量引用张先生的话，不厌其烦，不避重复，实在是出于对这位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对学术负责的前辈学者的敬佩之情。请不要忘记，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代，朱熹是一个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极左时代。在一派讨伐朱子及其学说的政治重压之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没有一点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是不可能的。这也许正是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朱子情结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吧。
1942年10月24日张先生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是日为朱子冥诞，心香一瓣，惟默祝而已。”[444]可见张先生对朱子的情感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虔诚。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201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