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对国力的作用。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民素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

一、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

国力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力可分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包括经济)三种形态。与自然资源的“物”相比,人力资源的“人”作用更为重要,因为人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的创造者、掌握者和使用者。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一科学论断,与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力资源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国民的数量与质量。人口的数量具有两重性:过多的人口和过高的生育率会给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但过少的人口与过低的生育率,同样也会导致人力资源短缺的弊端。国民数量与国民质量相比,国民质量即国民素质在人力资源中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讲,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问题。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中的国民素质。社会发展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就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创造现代人。人的现代化会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会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应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现代化问题研究权威、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在国力的三种形态中,人力资源较之自然资源更为重要;而在人力资源中,国民素质又起着主导的作用;国民素质不仅决定着人力资源的水平,还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水平。因此说,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第一国力”相称当之无愧。

二、国民素质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的国民素质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努力,包括进行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倡素质教育,提高生育质量,等等。但我们的国民素质与现代化的要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偏低,科学素养不高,主体意识薄弱,民主精神欠缺,法治观念淡薄,等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将世界各国国民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以及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等几项与国民素质关系密切的指标,合成一个复合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并进行了排序: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我国排在第八十七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我国有关研究机构近年来的预测结果表明,即使根据英格尔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十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离现代化还有不小的差距,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水平更是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曾一度认为,只要有股子劲头,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可以把现代化“干”出来。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国民素质中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经过一番探索,人们发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引进,而国民素质却无法引进;如果因国民素质不高而不能有效利用这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其结果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人民日报》在1997年10月20日发表的社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指出:“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由于长期的落后和不发达,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急起直追,着力提高国民素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会受到影响。

三、积极探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途径

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只有全社会都确立“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的观念,才能创造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环境,并把提高国民素质内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相关的社会因素,而且还应关注相关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应着眼于如何有效地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将变革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重点。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头脑中还存在不少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落后观念,严重阻碍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变革国民观念的主要途径是对国民实施教育。国民教育,即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包括以宣传、文化为主的社会教育。面向不同对象的公民教育,都应当将变革观念作为重点,尤其是对国民进行社会教育的宣传、文化工作,更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项艰巨任务。

促进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率先实现现代化。国民现代化,并非指所有国民都必须同时实现现代化。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于现代化人群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率先实现现代化,才能在带动其他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应当像当年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样,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并将其作为实施人才战略、开发人力资源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这部分人应当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比如各级政府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等。

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现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低素质人口占大多数,却快速增加;生活在比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本来只占少数,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遏制生育中的“反优生”现象。

作为“文化自觉”的信徒,我有幸直接决策和参与湖南省永州市舜德书院的建设过程,与来自国学、艺术和科学界的诸多大家直接对话,转述和解读他们的真知灼见。这是我宿命里注定的幸福,尘缘里注定的辛苦。至于我为什么要在家乡费尽心智和全家财力打造舜德书院,那是我尊重文化的内心冲动使然,或者说是“内心自觉”的结果。舜文化弘扬的个体真善美和国家善治,和我想做的“真性情”人相通。天地人有序。余坚信十多年前提出的“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的论断,如果国家失去“人的现代化”支撑,再庞大物质堆砌的帝国随时都有可能化为废墟。

(本文发表于2002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第6版“学者论坛”栏目,合作者为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解思忠先生。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成立后,解先生出任主任,笔者出任常务副主任,共同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连续出版《大学》期刊。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被《新华文摘》选用刊登。本文最后一段话为本书出版时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