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的实像及虚像

本章主要考察明朝初期中、日在政治外交层面的交涉，以及此层面的交涉与通商贸易之关系。如同先行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明朝开国初期，亦即洪武时期，由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对外交涉政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对外交往基础”⁽¹⁾，而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还可以看到，明朝所确立的对外交涉体制，也有相当部分被后来的清朝执政者所承袭和参考，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最初的接触对象是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皇族——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在中国史籍中，这位怀良亲王被记作“良怀”，并冠以“日本国王”的称号，但史籍所载以“良怀”名义来到明朝的日本使团却并不一定是来自于怀良或南朝皇室的指派，有些甚至属于与其对立的北朝足利幕府一方，这种状况下的“良怀”，是和实际存在的怀良亲王并不对应的一个虚像。

关于明朝初期的中日关系，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将其作为需要单独考察的时间段和事件纳入历史学科的研究。⁽²⁾此后，自1980年代起，郑梁生《明与征西将军府的交通》（见《明代中日关系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方安发《明代洪武永乐初年的中日外交关系与两国勘合贸易的建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陈梧桐《明洪武年间的睦邻外交与海禁》（《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陈尚胜《胡惟庸通倭问题辩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等一系列研究分别从勘合贸易、海禁、倭寇等角度展开了专题研究。然而若论及明初的对日交涉过程，辨析“日本国王”怀良的实像和虚像是一道不可省略的手续，这一点在先行研究中尚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近些年来，村井章介以细密的考证很大程度上辨清了以往的混淆⁽³⁾，但怀良的虚像为何会产生？这一虚像在明、日交涉中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仍是需要追问的问题。而对此，在当今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中，无论田中健夫，还是桥本雄或榎本涉，都将这归因于明朝对外政策的僵硬，认为日本方面之所以出现借用“良怀”名义的现象，是明朝只承认自己册封的“日本国王”而不承认其他名分，也就是固守“华夷意识”所导致的结果。⁽⁴⁾这种单纯从明朝方面寻找原因的分析，不仅把明太祖的对日交涉简单化，也遮蔽了怀良虚像的产生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关系，进而又将历史上中日交涉中的问题和责任完全推到了中国的一方。为矫正这种偏颇，同时对日本学界作出回应，本章首先拟在村井章介等先行研究的脉络上，进一步确认怀良的历史实像，同时把怀良的虚像视为明、日双方在交涉过程中共同构建起来的装置，通过解明其装置性作用，分析明朝对日交涉的原则和策略并不僵硬的一面，以及这样的交涉为政权分立的日本所提供的国际性契机和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