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朝贡体制论”“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本书所涉及的相关先行研究，在中国史和日本史的研究领域里多被分解在双方“国史”的“断代”研究中，如中国的“明代”和“清代”研究，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及“江户时代”研究等。然而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层面，与本书内容联系最紧密的无疑是有关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朝贡体制论”“朝贡贸易体制论”，以及“互市制度论”的研究。故本节以此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同时亦对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适当梳理，并将之整合到本书的论述脉络之中。而在对先行研究进行整理的同时，自然会参入笔者的分析和判断，在此意义上，本节也可说是对本书问题意识的初步阐述。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⁷⁾，是当代研究者在讨论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时设定的一个分析概念⁽⁸⁾，曾长期被视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被引用，同时也引起了颇为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自然是考察近世中日交涉时必须参照的先行成果。而关于这一概念及相关论述的形成，常常会追溯到美国的东亚史研究奠基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对东亚以及中国的专门研究正式开始于1930年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受著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同时也是曾任职于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影响，费正清将其博士论文定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58），以海关史料为基础，从机构史的视点出发研究中外关系，突破了欧美传统中国学（汉学）的框架局限。1941年，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费正清与邓嗣禹共同发表了《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该文明确提出了“tributary system”这一概念⁽⁹⁾，并从朝贡制度的传统角色、晚明的朝贡、清代的理藩院、清朝南部和东部朝贡国家的朝贡规范、朝贡制度下的欧洲国家、清朝的朝贡使节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区域政策和对外关系。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费正清在文中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文化优越感的自然产物；朝贡制度是中国统治者实现政治自卫的工具之一；商业是朝贡制度实现的必要前提；朝贡制度是中国建立国际关系与外交的方式和手段。而针对朝贡制度与中外贸易的关系，文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清时期朝贡国和朝贡使团数量的增加，但对外贸易的增长却是朝贡制度所不能限制的。费正清以完成于1818年的《嘉庆朝会典》中的记录为例指出，非朝贡贸易的增加，最终使得清朝官方编纂的典籍中出现了区别于“朝贡诸国”的“互市诸国”的分类。⁽¹⁰⁾此后，在1942年，费正清在前文的基础上独撰新论《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¹¹⁾，在更加系统、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朝贡制度的起源、功能和意义的同时，该文的标题即将源自中国古代典籍的“朝贡”（tribute）一词与“贸易”（trade）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分析概念。⁽¹²⁾显然，费正清在构建“朝贡体制论”的初始阶段便将贸易放在了核心位置。在该文中，费氏针对在经济上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解释说：“中国统治者声称奉天命而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够产生权威。”⁽¹³⁾此后，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一书中，费氏又从朝贡国一方进行了补充：外国统治者的朝贡可以增加中国皇帝的统治所需要的权威，周边国家的臣服使皇帝的统治合理化，而外国统治者也可藉此获得皇帝的巨额赏赐，并在中国进行贸易。朝贡制度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巧妙至极的贸易工具。⁽¹⁴⁾

需要说明的是，“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朝贡体系”）一词并非由费氏首创。据何伟亚（James Hevia）考察，“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以“朝贡体系”描述“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特殊性质”，已是美国和中国相当一些历史学家的共识。⁽¹⁵⁾费正清之所以被视为代表，应当是因为他对此课题保持了持久不断的热情。直到1960年代，他还在主持以“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为主题的连续性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由13位著名学者（包括费氏在内）执笔的专题研究论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¹⁶⁾在相当于论文集“总论”的《一种初步的设想》一文里，费正清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的看法：“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¹⁷⁾费正清把中国构建的朝贡关系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区别表述“欧洲国际秩序”时所使用的“‘国际’甚或‘邦际’”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就西方意义而言）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不是把异族人并入官僚帝国之内，就是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什么是外国并不那么关心。因为天子无论如何都高于所有的统治者和人民，后者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他们同天子这个权力中枢的亲疏程度。”⁽¹⁸⁾在谈及朝贡体制中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时，费正清描述说：“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¹⁹⁾总之，尽管费正清较早提出了“朝贡体制”“朝贡贸易”的说法，也曾追问：“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²⁰⁾，但他最终还是将“朝贡体制”归结为政治外交体制和文化观念。

二、“朝贡体制论”的修正与批判

尽管是研究团队的领军人物，但从1960年代开始，便已经有学者对费正清以“朝贡体制”概括和描述“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方式提出了质疑和修正，这其中也包括和他共同完成上述论文集的成员。例如，杨联陞在《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一文中，通过梳理具体的史实指出，若“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费正清描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²¹⁾。此外，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在《清代朝贡制度新解》一文中对朝贡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朝贡与贸易既不是一体性的，也不是完全各自独立的。二者错综复杂地（但不一定是直接地）相互关联着”。中国与外部之间的贸易呈现出三种模式：“在首都向皇帝进贡后立即开始贸易活动”，“在不进贡的情况下在北京从事贸易活动”，以及“在不进贡的情况下在边界地区从事贸易活动”⁽²²⁾。费正清的学生卫思韩（John Wills）亦注意到不能以朝贡制度来解释一切。在《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一文中，卫思韩通过考察中荷关系史的档案提出，在与荷兰人的交涉中，“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风俗习惯和期待——它们虽然与众所周知的朝贡体系的各种信条和制度有关，但绝不完全由这些东西决定”。同时，在外交中，只要朝廷的礼仪秩序没有受到公开挑战，“各种各样的‘实际’安排就能被容忍，在这些安排中，朝贡义务可能被减轻（如17世纪70年代的荷兰人），或者被完全忽略（如葡萄牙人在明朝统治下的澳门、18世纪英国人在广州、俄罗斯人在恰克图和北京的大部分贸易）”⁽²³⁾。

对费正清的研究比较系统的批判和修正始于197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促使研究者们开始倾向强调中国的历史具有来自其内部的活力，并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在此潮流中，费正清的另外一位学生柯文（Paul Cohen）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组成费氏中国研究核心的“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范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颠覆。⁽²⁴⁾同一时期，卫思韩又从个案研究入手，确认了许多有违朝贡制度常规的例子，这样，“无所不包的朝贡制度”方法在结构上的完整性被轻易地打破了⁽²⁵⁾。此后，何伟亚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²⁶⁾中对费正清的观点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何著以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这一历史事件为个案展开讨论，对“被费正清构建起来的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朝贡模式的许多假定——特别是其确认中国的对外关系只是中国一成不变的文化态度在外部关系上的投射”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对以“传统对现代、中国对西方或中国孤立主义对西方世界主义这样过分简单的两分法”来描述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分析⁽²⁷⁾。在何著撰写和出版时期，中国学术界也在热烈讨论“朝贡体系”问题，甚至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时鲜见不从朝贡体系或朝贡制度来认识的”⁽²⁸⁾局面。其中有的研究通过实证性考察，对“以朝贡体系作为研究的习惯套路”提出了质疑和矫正。如万明便在《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一文中在明代对外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基础上指出：“朝贡关系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却不能包含外交的全部内涵。朝贡体系模式的问题所在，即在于以一元涵盖多元的外交史，以静态的追溯与归纳，替代动态的实证考察。事实上，古代外交的内涵颇为丰富，存在形态具有多样性，在外交史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忽略朝贡关系，但也不应被其表面或形式化的现象所迷惑”。⁽²⁹⁾这表明，研究者们已经清楚意识到费正清“朝贡体制论”并非自明的前提，而是需要质疑和再讨论的对象。

三、“朝贡体制论”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虽然简单援引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来解释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当今已经成为研究者们进行批判和刻意回避的事情，但不得不承认，围绕它的长期讨论和批判，正说明了该学说并非可以简单地用正确或错误来定义。事实上，如果不将其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方法，“朝贡体制论”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现象仍具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以下介绍的罗纳德·托比（Ronald Toby）关于德川时期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

罗纳德·托比是当代美国的日本史专家，在日本学界也享有很高的评价，他的专业工作开始于对德川时期日本与朝鲜关系的研究⁽³⁰⁾，随后又将范围扩大到了东亚视野下德川日本的对外关系。⁽³¹⁾众所周知，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这自然导致了两国国交的中断，但进入17世纪，在德川政权的策划下，双方又恢复了通交关系。然而在德川时期的日、朝通交中，日本幕府并不直接派遣使节前往朝鲜，而是以靠近朝鲜的对马藩作为中介进行交涉，相反，每到新任幕府将军开始独掌政权时，朝鲜国王都会派遣使节，携带国书，一路前往江户谒见。托比在2008年出版的《“鎖国”という外交》一书中指出，从德川政权建立初期，幕府将军就没有把接见朝鲜使节仅仅视为对外交涉的行为，而是同时将其放在国内政治的脉络上加以利用。在朝鲜使团赴日时，幕府一方面给予对方丰厚的待遇，一方面又对使团的行程、仪式、活动等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如，刻意将行程途中的住宿地点安排在埋葬有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割下的朝鲜人耳、鼻的“耳冢”所在地京都方広寺，借此宣扬日本的“武威”；以游览为名，安排朝鲜使节前往供奉德川家康的日光东照宫进行参拜活动。托比认为，通过这样的“政治演出”，德川幕府逐渐营造出朝鲜使团是“由附属国朝鲜前来宗主国日本进行朝贡”这一印象，并藉此提高德川幕府的权威。而在幕府的广泛宣传下，日本民间也产生了这样的传言：“朝鲜派遣使团来日本，是要表示臣从之礼，并献上贡物，若非如此，将军将会再度对其发动战争。”⁽³²⁾

托比的论点显然是应用了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但却准确地描绘了德川政权对外关系的特征。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应用”的类似例子是以中国名僧隐元东渡日本为线索，考察德川日本如何建立自中心的区域秩序的相关研究。隐元是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1654年，他应邀赴日本长崎弘法，随后被招至江户觐见将军，得到了德川幕府的高规格礼遇，幕府又破例为他在京都兴建了同样名为“万福寺”的寺庙。吴疆在《“大君外交”下的中国禅僧：隐元、德川幕府，以及1661年万福寺的成立》一文中指出，隐元在日本的“成功”不只是靠宗教文化获得的，而是有德川幕府出于政治目的在推波助澜。彼时日本正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故此在幕府眼中，隐元不只是一个和尚，更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在京都万福寺建成之后，幕府规定该寺的住持必须是中国人，并且在新任将军继位时，住持要到江户觐见。虽然身为僧侣，但在当时日本的文献记录和绘画中，隐元的到来这一“公共事件”却被描述为是一种“朝贡”。而相比于佛学、宗教，幕府更希望从隐元身上获得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代表。⁽³³⁾

上述托比等人的研究表明，“朝贡体制论”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并且其有效性并不限于对中国主导的“朝贡体制”的解释。托比所描述的“朝贡体制”在日本的复制和再生产状况，无疑是对费正清“朝贡体制论”的深化和推进。

四、“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提出

费正清在1960年代有关朝贡体系的研究曾参考过同时期日本学者的成果⁽³⁴⁾，其实此后日本学界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如西嶋定生发表于197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在考察汉代以后历代中国王朝通过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册封所建立起来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时，也注意到与之相关的“贸易圈”的形成，特别是在谈及明王朝开国以后重新构建的东亚世界时，他明确指出：这是“作为册封体制和勘合贸易体制的结合体而实现的”，且“加入勘合贸易而不加入册封体制是无法实现的。”即是说，这一体制的特征是首先要履行政治程序，才能进行贸易活动。但他同时也指出：“勘合贸易体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体制，它最终因为其自身内涵的矛盾走向了变质和崩溃的道路。”⁽³⁵⁾

西嶋定生所提示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性，而明确把“朝贡贸易体制”作为关键的分析概念进行使用的则是滨下武志，他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³⁶⁾第一章的《朝贡贸易体制和近代亚洲》开篇便提出：“以中国为主轴关联到整个亚洲地区而存在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并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性体制，从这样的视角反复思考，才可能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滨下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与亚洲，他认为：“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即“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³⁷⁾所以，在他的论述脉络中，“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是可以相互置换的。而滨下之所以重新评价“朝贡贸易体制”，则是为了理清“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从而对“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做出新的解释，其针对的对象，是曾经长期居主流的所谓“西方冲击”促使封闭的亚洲转向“近代”的观点。⁽³⁸⁾滨下武志对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视，显示出他的分析与费正清和其他学者对“朝贡体制”的看法已相去甚远，在具体问题的观察上，滨下来源于数字和事实的判断，更对费正清模式构成了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滨下描绘的清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近代的东亚区域秩序不仅是多层的，也是多极的，在这当中，日本已经脱出了朝贡圈，和中国属于互市关系，同时也在区域内部构建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型朝贡圈。⁽³⁹⁾

五、有关明代中日关系与朝贡—勘合贸易之研究

有关明代的中日关系，先行研究首先集中于明初朱元璋的对外政策及区域秩序构想，特别是其谋求与日本通交时所遭遇的曲折，以及与此相关的明朝国内政治状况。关于这一课题，值得注意的早期研究是吴晗在1934年发表的《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15期），该文指出所谓胡惟庸党案与日本有关是一个查无实据的说辞，事情的真实起因实际在于明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而廓清了有关明初中日关系研究中的迷障。而黄彰建的《论〈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则查明朱元璋敕令编纂用以“开导后人”“立为定法”的《祖训录》的现存最早钞本成于洪武十四年（1381），并分析了此钞本与重定本《皇明祖训》之关系，为研究明太祖的对外交涉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⁴⁰⁾此外，汪向荣的《〈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8），在广泛征引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比勘考辨，为旧文献注入了新信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同时也留下了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近年来，万明发表的《明太祖外交诏令考略》《明初中外关系考论》等系列论文有力推进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明初对外关系研究。日本方面，田中健夫的《中世对外关系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是研究中世日本与东亚诸国关系的代表性著作，但涉及对明交涉部分的分析，史料征引不无疏漏。而村井章介的《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一书所收研究明初中日交涉的内容，以对日本所存相关史料的发掘与解读见长，其中对洪武时期明朝使节的赴日交涉过程的复原式考察和分析，明显推进了以往的研究。在另一部专著《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中，村井分析了南北朝时期日本内部的政治状况和权力结构，梳理了其时日本各集团同明朝交涉的错综关系，弥补了以往的研究仅从中日某一方着眼而带来的片面性。新近出版的桥本雄著《日本国王と勘合貿易》、榎本渉著《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亦皆涉及明初中日关系，论述视点颇为新颖，但对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却有需要检讨之处，如把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原则称为“僵硬”的政策，并认为这是明太祖固守“华夷意识”的结果⁽⁴¹⁾，这是否可视为恰当的解释，显然是应当讨论的。

明太祖的区域秩序构想以和周边国家建立朝贡—勘合贸易体制为基本原则，虽然明、日之间的朝贡—勘合贸易体制正式建立于永乐时期，结束于嘉靖时期，但总体说来是明、日国家间最主要的交涉形式，故研究明、日关系的著述，如小叶田淳著《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9）、郑梁生著《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李金明著《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陈尚胜著《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及《“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高淑娟、冯斌著《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郑有国著《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晁中辰著《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李庆新著《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檀上宽著《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3）等，都对朝贡—勘合贸易体制有所考论，当然，各自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这些著作中有关朝贡体制的论述，和上文所述的“朝贡贸易体制论”归为一类，应该也无不妥。

在明、日朝贡——勘合贸易体制形成与变化的过程中，贵金属货币特别是铜钱从中国流向日本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傅衣凌主编《中国历史》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萧清著《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等，对此都有所言及。虽然这些著作皆非专门考察中日之间铜钱流向的专著，有些史料的使用也不无疏漏，但其提示的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是很有启发性的。

中日勘合贸易终断数十年后，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入侵朝鲜，发动了以“征明”为目标的战争。1593年他与明军休战议和时，提出要恢复“勘合贸易”。对于这种“变调”的“勘合”要求，先行研究亦有所论析，如辻善之助的《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株式会社，1942）认为这反映了丰臣秀吉恢复和明朝中国贸易的强烈愿望。坂本太郎则认为，丰臣希望重开“勘合”，其意图“与前代的勘合贸易在主客关系上恰恰是完全相反的”，这是“由他要求对方入贡的贸易”。⁽⁴²⁾坂本持对丰臣秀吉强烈赞赏的观点，虽然未提出充分的文献依据，但其推定秀吉所企望的“勘合”贸易，是想通过武力将自己放到相对比较主动的位置上，应该是贴近丰臣氏的真实想法的。

六、德川日本对外关系与“互市制度论”的推进

丰臣秀吉之后建立的德川政权与中国的交涉，经历了一个过程。有关德川初期的中日贸易，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依据日本方面的文书，认为德川氏具有恢复通交的强烈愿望⁽⁴³⁾，藤井让治的《江户开幕》则将德川初期的对外交涉描述为“善邻友好外交”⁽⁴⁴⁾，但罗纳德·托比在其专著《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及论文《近世初頭対明の一外交文書諸本の系譜——誤写·誤読·誤記の系譜と日本型“華夷”論》中均指出，德川家康时期日本已经萌生了将自身视为“中华”的“日本中心型意识形态”（或称“日本型华夷观”），且日本表现出了要争夺中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主导位置的意图。⁽⁴⁵⁾荒野泰典在《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中亦认为此时期日本对明交涉文书中虽有要求“勘合符”的文句，但其希望得到勘合的前提并不是接受明朝册封。⁽⁴⁶⁾先行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提示我们应当重新检讨德川初期日本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模式，而随后出现的事实是，明代确立的朝贡—勘合贸易体制，在日本进入德川时代之后并没有复现。从1633年起，德川幕府连续发布限制、禁止日本人来往海外的指示和法令，中日的双边贸易被逐步固定为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进行交易的模式。这一模式首先表现在明末清初的民间贸易层面，而在清代前期，除了海禁的阶段，清政府亦承认了其合法性。当然，这种贸易方式并不是当时中日之间物资流动的唯一途径，通过朝鲜、琉球以及欧洲人的贸易网络，物资的移动是多渠道的，而这也正是促成中日贸易新模式形成的因素之一。

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间的这种没有正式官方接触的“贸易”显然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册封—朝贡”关系，也无法简单地用“朝贡体制论”来解释，而这种交涉方式，在当时也不是个别的例外，故此，在批评费正清模式的同时，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模式，成为许多学者的工作内容之一。如陈国栋曾在《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贸易的形成》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只有朝贡关系，因此也只有朝贡贸易，而没有国际贸易”的观点，他指出：“清代前期的中外贸易，并不以朝贡为必要条件，因此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朝贡贸易’。”“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是朝贡贸易与非朝贡贸易的贸易一并进行的。”⁽⁴⁷⁾滨下武志也注意到，“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作为更具多面性、多层性、在某些场合可以包容异质性要素的体制在发挥作用”。他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一书中所描绘的朝贡体制内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图，即包括了那些“虽然被视为朝贡国但实际可以归类为‘互市国’”的国家。⁽⁴⁸⁾

具体到清、日贸易交涉的问题，岩井茂树在《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一文中将其和朝贡体系对比分析后，把清、日之间没有使节和官方外交文书往来的交涉方式称为“沉默外交”，并把在这一框架内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称为“互市体制”。在费正清研究的基础上，岩井将“互市诸国”在中国典籍中的出现进一步追溯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完成初稿，乾隆五十年（1785）正式成书的《皇朝文献通考》。⁽⁴⁹⁾他指出：“16世纪中期以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朝贡体制呈现逆反向量的互市制度的成长及其范围的扩大，终于促使与现实相洽的‘互市诸国’概念出现于18世纪朝廷编纂的书籍里。”⁽⁵⁰⁾岩井对先行研究的推进，主要不在于他从清朝中国的文献中提取出“互市”一词作为分析概念，而在于他对作为国际贸易体制的“互市”的特征所做的具体分析。他认为，“互市体制”与“朝贡体制”不仅在贸易交涉方面，在外交交涉方面，也具有相反的向量。他就此进行了具体描述：“朝贡及朝贡贸易是极其具有向心力的”；“朝贡的使节无论从什么地点进贡，都要携带贡品按照指定的路径前往帝都”；“包括贸易在内，有关朝贡的所有行为，都被吸引到朝廷和中央官府这一仪礼场所”。而“互市体制”则完全相反，是“离心力的运动”，特别是“康熙帝以降，清朝所寻求的，是创造出把贸易放到在地理位置上尽可能远的地方，也不需要使节来朝的（交涉）样式”。岩井举例说，从把尼布楚条约以后进京朝贡的俄罗斯队商推回至恰克图（中方称“买卖城”），到把西洋来航的商人限定定在在广州，以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后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这种“把互市地点不断向外而又外的地方驱赶的离心力，与其说是偶然的一致，更可以说是基于某种政策意图的产物。而与日本的贸易地点位于长崎，这也恰好合适”。岩井分析，清朝政府之所以积极推进位于地理边缘的“互市”贸易，是考虑到这既可以避免朝贡外交框架所招致的国家间的冲突和纠纷，又可以把必要的经济贸易作为“边境事务”来处理。⁽⁵¹⁾岩井对“互市体制”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开始于16世纪前半期的互市制度的扩大，促使东亚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增大，加深了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互市体制）也作为疏离了天朝和外邦诸国的王权，或者反过来说是作为在无须仪礼形式的疏远关系上建立联系的结构性装置而发挥作用。18世纪东亚的繁荣与和平，并非朝贡的礼制秩序所赐，而是脱出了这种秩序，在扎根于官僚和商人的共通利害、以及地区和地区间的互惠性关系之上构筑起来的互市秩序所带来的。”⁽⁵²⁾

岩井茂树明确表示不赞成把“互市体制”视为“朝贡体制”的派生物，认为“用和朝贡这一具体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朝贡体制’概念，来总括与朝贡没有关系的事态乃至和其向量相反的互市体制，是不恰当的”⁽⁵³⁾。岩井的观点，既有对滨下武志观点的延续，又是对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有意修正。在《朝貢と条約》一文中，他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滨下的论述）与其说是扩大了旧有的朝贡体制论，实际上则显示了要将其打破的方向性。因为滨下自身主张应当重视与‘朝贡原理’相对置的‘互市原理’，故此，滨下流的网络论倘若不是同朝贡体制相结合，而是在互市体制的确立和扩张相关联的脉络上讨论，其主张就有可能会得到更为直截了当的理解。”⁽⁵⁴⁾

岩井在描述清、日贸易交涉关系时所特别强调的“互市制度论”，不失为一个有特色的视点，但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首先，以没有官方交涉的“沉默外交”为特征的清、日“互市体制”的形成，究竟是清朝方面“政策意图”的产物，还是清、日双方互动的结果？其次，把这种互市贸易描述为与朝贡贸易的属性完全相反，强调其自由性的一面，是否淡化甚至遮蔽了国家对互市贸易的政治介入和管制？第三，“互市”亦有多种形态，那么，清、日之间的“互市”究竟呈现为怎样的形态，这种形态是在何种背景下，经过怎样的过程形成的？无疑都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七、近世中日贸易数量以及长崎贸易的先行研究

在关于近世时期中日贸易的先行研究中，对贸易数量的统计与分析，颇有扎实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岩生成一的一系列研究。他在1950年代发表的《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雑誌》，第62編11号，1953年11月）一文已对17世纪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数量、贸易额及贸易品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其引用史料内容涉及中、日、英、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诸语种。同氏所著《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58），则对德川初期日本商船交易中国产品的情况做了整理分析。在岩生的基础上，加藤荣一的《幕藩制国家の形成と外国貿易》（東京，校倉書房，1993）进行了补充和扩展，将中国商船与欧洲商船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此外，范金民的《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及《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以近世中日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丝绸为研究对象，从更长的时段考察了中日贸易的结构性变化。

由于长崎是1635年以后日本唯一对中国商船开放的港口，“长崎贸易”自然是近世中日贸易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矢野仁一编著的《长崎市史·通交贸易编·东洋诸国部》（大阪市，清文堂，1938），箭内健次等编著的《长崎县史·对外交涉编》（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以及中村质所著《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等，这些著述均以贸易都市长崎为对象，全方位地考察了该地各时期的对外贸易情况。同类著作还有太田胜也的《鎖国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2），该书截取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期这一时间段，以日本对外贸易制度规则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长崎贸易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山脇悌二郎的《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以及《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则更加强调从清朝官方以及中国商人的角度进行考察，突出分析了中日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小叶田淳所著《金銀貿易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6）将关注点集中到贵金属这类特殊商品，触及到中日贸易中引发双方摩擦、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汉昇的《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收于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收于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2）等一系列论文，虽然不完全在长崎贸易的范围之内，但是其有关海域贸易中贵金属流动的数据和分析则可参考。另一方面，傅衣凌的《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收于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华立的《清代洋铜贸易中的额商集团》（收于朱诚如主编《明清论丛》第十一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刘序枫的《清康熙—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收于汤熙勇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9）等，兼顾到了清朝铜政与长崎贸易之关联。在这条思路的延长线上，值得关注的还有小川国治的《江戸幕府輸出海産物の研究——俵物の生産と集荷機構》（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以及荒居英次的《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这两部著作主要考察德川日本的海产品输出，而这正是德川幕府为防止贵金属过量外流选取的替代输出物。

最后还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彭浩在近年出版的专著《近世日清通商关系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该书考察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清、日贸易的具体规则制度，以及中国商人的组织结构，探究了双方通商关系得以长期稳定维持的主要原因。彭著以对中日双方原始史料的发掘和精确解读，为同领域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扎实的标识。

在检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拟将考察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1. 明初中日在政治外交层面的交涉：明初对日交涉对象的特征；明朝使者在日本的多线索活动；朱元璋的对日政策与其构建东亚区域秩序的关系。

2. 明日朝贡—勘合贸易的建立和解体过程，以及勘合贸易解体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3. 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中日贸易模式的转变；德川幕府对中国交涉政策的变化；东亚区域视野下中日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东亚海域变动中日本的应对策略。

4. 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的贸易：清日贸易的模式、性质和特征；清朝初期的对日交涉；德川幕府对中国商船的贸易管制；清日贸易的数量问题；清日贸易主导权与17、18世纪的中日关系。

5. 18世纪初德川幕府推出的信牌制度，及其引发的中日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博弈。

6. 赴日中国商人在清日贸易中的位置、处境和作用。

7. 清朝统治者的世界观及其与清代互市贸易的展开之关系。

通过上述考察，笔者希望可以在已有的“朝贡体制论”和“互市制度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对近世中日贸易与政治交涉的历史做出结构性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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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新村出编：《広辞苑》（東京，岩波書店，1988，第五版）在解释“近世”作为日本历史的时代区分概念之含意时说：“指江户时代（包括安土—桃山时代）”；金田一京助编：《例解学習　国語辞典》（東京，小学館，1988，第五版）亦说：此词“在历史时代的区分方法中，指中世之后，近代以前，在日本则指江户时代”。

(2)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3)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4)　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三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0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皆收有“近世”词条，但都没有列出该词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之义项，这也可以证明“近世”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地位在汉语里尚未稳定。

(5)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6)　岸本美绪：Rethinking "Early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见《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历史变化：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2005年11月。

(7)　“System”在汉语脉络里被译为“体系”“制度”“体制”，本书在引述（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引述）相关文献时，将尊重所引文献的译法，而作为本书的分析概念，则主要使用“体制”。

(8)　马克·曼考尔曾指出：“研究者必须时刻牢记，‘朝贡制度’这个概念是为便于描述而创设的一个词。中国的士大夫不认为朝贡制度（汉语中原本没有对应词）是自成一体或者有别于儒家社会其他制度的一种综合性制度。”参见［美］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见［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在此姑且不论曼考尔对“中国士大夫”带有偏见的判断，仅就“朝贡制度”这一概念的创设而言，他的提示是值得注意的。

(9)　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Jun. 1941.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1850-58中也曾使用过“tributary system”这一词汇，但并未将其提炼为一个单独的分析概念。

(10)　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Jun. 1941.

(11)　J.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Feb. 1942.

(12)　同时期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也在使用“朝貢貿易”一词，如［日］内田直作：《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王怀中译，载《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原文载于東亜同文書院：《支那研究》，第三十七号）；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十四章第三节“明代之朝贡贸易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但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历史分析的概念使用。

(13)　J.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Feb. 1942.

(14)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2.

(15)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6)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设想》，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1～2页。

(18)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设想》，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1～2、12页。

(19)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设想》，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3页。

(20)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设想》，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10页。

(21)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18页。

(22)　［美］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68页。

(23)　［美］卫思韩：《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240～241、248页。

(24)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y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5)　John Wills,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Ch'ing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Vol. 48, 1988

(26)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文版序》，2页。何伟亚在这里所说的“费正清构建起来的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朝贡模式”，当然不是仅指费氏一人，而是指其所代表的一派观点，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者，如该书中点名批评到的蒋廷黻等。

(28)　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1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9)　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141页。

(30)　Korean-Japanese Diplomacy in 1711: Sukchong's Court and the Shogun's Title, M. 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4.

(31)　The Early Tokugawa Bakufu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7.

(32)　ロナルド·トビ：《鎖国という外交》（《日本の歴史》第9卷），14～16、50～66页，東京，小学館，2008。

(33)　Wu Jiang, "Taikun's Zen Master from China: Yin Yuan, the Tokugawa Bakufu, and the founding of Manpukuji in 1661," Journal of East Asian History No. 38, 2014.

(34)　费正清在《一种初步的设想》中曾说明，他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产生和发展”的分析，援引了栗原朋信的《秦漢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的内容。参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4～7页。

(35)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631、641页，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该文最初连载于《歴史公論》创刊号至第2卷第11号（1975年12月—1976年11月）。西嶋稍早及同一时期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東アジアと冊封体制》（東京，岩波書店，1962）、《親魏倭王冊封に至る東アジアの情勢》（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等。

(36)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37)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26、34页。此章最初发表于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国際政治》杂志，第82号（1986）。另，此章日文题目中的“朝貢貿易システム”有时被译为“朝贡贸易体系”，但浜下本人在此章多次使用汉字词语“朝貢貿易体制”，且在“体制”一词旁加注日语假名“システム”，笔者据此译为“朝贡贸易体制”。

(38)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中译本前言》，朱荫贵、欧阳菲译，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9)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33、35页。

(40)　黄彰建：《论〈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见黄彰建：《明清史研究丛稿》，31～32页，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41)　橋本雄：《日本国王と勘合貿易》，69页，東京，NHK出版，2013；榎本渉：《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217～218页，東京，講談社，2010。

(42)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2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3)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6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4)　藤井譲治：《江戸開幕》（日本の歴史12），128～140页，東京，集英社，1992。

(45)　ロナルド·トビ：《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译，55～56页，東京，創文社，1991；ロナルド·トビ：《近世初頭対明の一外交文書諸本の系譜——誤写·誤読·誤記の系譜と日本型“華夷”論》，（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研究紀要》，第13号（2003年3月）。

(46)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179～180页，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47)　陈国栋：《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贸易的形成》，台北，《大陆杂志》，第64卷第2期（1982年2月）。转引自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206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陈明确说，他引用并予以批评的是蒋廷黻的观点，认为“用这些话来描述清代前期海洋贸易的性质并不正确”。陈同时也批评了“主张清代之贸易为朝贡贸易”的费正清。

(48)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32～33页。

(49)　岩井茂樹：《帝国と互市——16—18世紀東アジアの通交》，见籠谷直人、脇村孝平编：《帝国と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長期の19世紀》，43页，京都，世界思想社，2009。

(50)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见夫馬進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381页，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7。

(51)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见夫馬進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355～357页。

(52)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见夫馬進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380～381页。

(53)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见夫馬進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290页。

(54)　岩井茂樹：《朝貢と条約》，见和田春樹等编：《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　19世紀》（《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1巻），137页，東京，岩波書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