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共通问题

本书将所考察的时期概括称为“近世”。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近世”一词在今天的日本史研究中所指代的主体是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3）以及江户时代（1603—1867），亦即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这已经成为通说。⁽¹⁾而在近代早期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亦曾以“近世”作为分期概念，其指涉的时段，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1. “自蒙古始兴至今（1890年代）”说（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1890）；2. “元初至清道光年间”说（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東京，吉川半七，1895）；3. “自清初至现在（1890年代）”说（桑原隲蔵：《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898）；4. “自宋代开始”说（内藤湖南：《支那論》，東京，文会堂書店，1914）。在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史学界也曾引入“近世”概念，但所指时段也不尽一致，约有“自宋逮清”（金兆丰：《中国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7）、“从明朝的建立到清朝的灭亡”（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自清室勃兴至衰亡”（王桐龄：《中国史》，北平，文化学社，1926）诸说。⁽²⁾据尚小明考察，“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除极个别大学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已完全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³⁾，作为通史分期概念的“近世”自然也随之而少被使用。⁽⁴⁾但正如尚小明注意到的那样，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使用“分期”法，除了是“模仿西洋史”之外，其实也“可视为一种试图‘汇通’以观中西历史的大胆尝试”，目的在于“将中西历史对照讲授，以便进行比较”。⁽⁵⁾就此而言，可以说，当时的史学研究者是从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关联中，甚或是世界史的视野中，使用“分期”法及“近世”等概念的。本书之所以使用“近世”作为统括性概念，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本书不简单移用日本史的“近世”概念，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无论从世界史（World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还是东亚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的角度考察，蒙元帝国的解体和明朝的建立，都标志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无疑可以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近世”的开始。自此以后直至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东亚区域秩序，特别是中日之间的贸易交涉模式，虽然不无变化，但更有明显的延续性，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把握的。也就是说，本书的“近世”，并非中国史或日本史的分期，而是东亚区域史和中日交涉史中在蒙元帝国之后和近代之前的一个阶段划分。

当然，在本书所设定的“近世”这一时段里，中国经历了明朝由盛而衰、明清易代、清朝政权逐步稳定等历史变动；日本则由南北朝分裂到足利幕府的暂时稳定，又经过战国的纷乱，最终进入长期稳定的德川时期。也就是说，本书中所谓的“中日关系”，作为交涉主体的“中”和“日”，在不同的时段，其所指实体是不同的，故此，笔者在把“近世”作为东亚区域史及中日交涉史的分期概念的同时，也会充分注意避免以这一概念抹平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特性，充分注意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朝代更替或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双方关系及交涉方式的变化，有效使用而不是废弃中日史学界的“断代”概念，尝试以“分期”和“断代”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中日贸易与政治交涉关系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岸本美绪在研究16至18世纪的东亚历史时，从“当时的世界诸地域面对的共通问题，以及对其进行的不同的回答”这样的观点出发，将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的近世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面对共通的问题各地域各自进行回答”的过程。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将存在着宗教、习俗差异的人们进行统合；如何控制市场经济以确保财源；如何对社会的政治秩序进行重组等。⁽⁶⁾岸本对近世的定义，无疑为我们依据自身的研究内容划定历史分期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法。而就本书的核心研究内容而言，14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所面对的重要共通问题，无疑是以贸易为主线的，其中又包含以下几点：在政治和贸易层面应与对方建立何种关系；在朝贡—勘合贸易终结以后，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中日贸易；如何构建自中心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应将对方置于何种位置又应以怎样的模式进行交涉。

还需强调的是，近世中日贸易，亦可分为多种类型，概言之，至少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官方管制型贸易和民间自由乃至秘密走私型贸易两大类型。本书的研究以前者为主要对象，着重考察中日双方政府主导与管控的贸易体制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分析其结构性特征，这自然会牵涉到政治性问题。为此，本书在考察双方政府管制贸易的动机、调控贸易的方式时，既注意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也注意其在政治利害方面的计算。而中日双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计算，则既包括如何构建区域政治秩序，如何摆放自身在该秩序中的位置，又包括如何使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内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本书将把这些因素的错综交织、相互作用放入考察的范围，并努力提出恰当的分析和解释。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近世中日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不能仅仅理解为局限在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两国都关注所处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政权或势力的兴衰更迭，注意在多边的力量及利害关系中审时度势，并据此对中日之间的交涉方式做出调整或改变。为此，本书将把东亚区域特别是东亚海域作为重要的背景因素，尝试从更广泛的区域网络里分析近世中日经济与政治的交涉模式及其变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