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浪费大家一点时间。我没有讲稿，没办法准备，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昨天没来开会，今天本来也请了假，可是今早醒来，我想：走哇！我还是来了。
刚才碰到李季同志，我说，我要不讲几句话，同志们辛辛苦苦地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大会，我不来表示一点拥护，支持，我觉得过不去。年纪虽说老了，但老人的一点聪明，我还是没学到，所以就来了。（鼓掌）
我不是理论家，没有条条款款。我有两个眼睛，一看大家不想听，我就不讲了，话也就完了；大家觉得可以多讲两句，我就多讲两句。我是写小说的，说话罗罗嗦嗦的地方多一点，我注意一点，少讲点。也很可能讲错，老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要走火的！这一走火呢，怕碰着谁，要是有这样的情况，我请大家原谅。我讲错的地方可能有，我看错了的地方也可能有，因我离开文艺界已有二十五年了，不是二十一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我是从乡下、从农村回来的人，不懂的东西太多。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看法也许是错的。错了，请大家批评，我不怕批评，请大家指正，那是对我的帮助。
首先我要讲什么呢？我首先要讲的，就是我心里，最心里的话，我感谢党！
没有我们的党，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没有啦！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消亡啦！所以，我感谢得很！
现在，给了我很好的条件，我住在一幢大楼里，九层楼上，九重天上，这是许多同志想不到的，住在那样好的地方。
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有做过这个梦，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特别是在周总理逝世以后，邓小平同志那个时候下台，我就更不敢想有这一天了。
我以前还抱着一丝希望。我总心里想，搞共产主义嘛，哪里能这样下去呢！我们有几千万党员嘛！当然，这里面夹杂有不好的冒牌的党员，但绝大多数总还是要搞共产主义的嘛！那时，我还有一丝希望。到这个时候，总理逝世以后，我不抱希望了。将来也许还有希望，但是，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啦！我就想，算了吧！我还得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翻身，不是为着翻案，更不是为了出名，都不是的。我只觉得我吃了小米，就要还账，还老百姓的账。我要写一点好的东西，写出一些好的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我就这么一点心思。尽管那时我身体不好，我每天都坚持在那里写哇！
我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当然感谢党。我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每天祈祷感谢上帝。但在我心里，每天我都是这样想的。
第二，我还要感谢党！
要是没有党过去对我的教育，那末长期的对我的教育、对我的期望，我是熬不到今天的。有很多领导同志，我相信是很了解我的，他们是直接教育过我的。我上了那末多的党课，听过那么多老同志对我讲的话，尽管刘少奇同志那时是被打倒了，可刘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一直放在脑子里：“一个共产党员要挨得起冤枉。”虽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批判了，但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毛主席也说过，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我心里想，我就是要能下嘛！我能够当作家，能够坐在北京城里，在作协当个副主席，那末为什么我就不能当个农民呢？为什么不能当个工人呢？我们国家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农民、工人嘛！而我当农民不也很好吗？那我就当个农民吧！过去入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做一个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求做党的一个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放在哪里都可以。那末，现在，放在农场当农工，那我就做一个农工的螺丝钉嘛！我就是要听党的话，这是第一。
第二，那时我没办法，我得老是写检讨，说我有罪，我反了毛主席，我反了党。但是，我心里想，我没有反党，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要起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尽管我脸上刺了字，像林冲一样，走在哪里，我都得低头，不敢望人；走在哪里人家都要看我，看看你这个大右派，看看你这个大叛徒。尽管人家都这样看我，我就只好让人家看呗！你不能只看我一眼吧？你还要看我第二眼，第三眼！那末，我的行为，我所做的事，一定要像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你的脑子里，把刺在我脸上的两个字抹掉。要在你的心里，生出新的东西：“她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也是党教给我的。党教我随时随地都要像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决心，在底层、在群众里面，在困难里面，在几乎（我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开辟自己的生存的道路，我要走出一条路来！我就这样，熬过了二十多年，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多年！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现在很多读者写信问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个女同志的信，我看后心里很难受。她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悲观极了，她说：“我实在想自杀，我之所以不自杀，只是为着父母，怕我死了，父母遭害，人家会说我是叛徒了。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为什么还是那么乐观？……”
外国朋友经常问我的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我有信念，我相信党，尽管现在党里还混有坏人，但我们党的性质没有变！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就是这个信念，支持我斗争，支持我战胜一切困难。至于，我所经受的磨难，老实说，就不必谈了，有人问我，我也不谈。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女士亲切地同我见面，我只说了一点点，几句话，她就掉泪了。所以我是不会谈的。我不喜欢谈这些，艾青说的好：“俱往矣！”什么事都过去了。“俱往矣”没有谈头了。我回北京以后，发表过几篇文章，大家也看得出我是“俱往矣”，我不愿意谈个人问题，不愿谈恩怨，什么恩，什么怨，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不是某一个人就能把我打倒的。也许有人在背地里怀疑，丁玲是什么人什么人打倒的。不是，不是哪一个人。是一个社会问题。总之；二十多年的辛酸苦辣就这么过去了，很多事我是不会讲的，跟我的女儿也不讲，讲这个作什么；但是好的哪，我要讲，我讲了许多好的东西，许多使我有收获的东西。二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写文章，当中写了一些，抄家抄光了，二十年哪，浪费掉了，没有成绩。虽说在底下劳动了，喂鸡啦，种地啦，锄草啦，打扫厕所啦，干了很多很多事情，但，到底说不上是什么成绩嘛！也许开小组会的时候，人家表场过我，也许我的队，得了一次锦旗，但从我这个人来讲，到底不能算成绩。时间都过去了。
回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刘绍棠的时候，我说，你好，你现在正年轻。假如你这二十年不下去，你浮在上面，你现在也许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因为你下去了，你吃了苦头，你现在要写东西。我想刘宾雁同志也好，王蒙同志也好，你们可以写出更深刻的东西来，写出真正反映人民的东西来，因为你们长期在底下生活，你们同人民真正在一起，心溶在一起，想在一起。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又在这里吹牛了啊，——说老实话，我是满腹文章啊。但是，惟一的东西，我也说老实话，我没有时间了。人家说我的计划只五年，太少了。我认为，不少啦，能写五年就很好了。我在下面有收获，我看到很多好的人，好的事，好的东西。这是我留在北京看不到的。当然，北京也有，但是，底下更多。从上面看底下，有的时候雾蒙蒙地不一定清楚。有的时候，人躺在地下，把眼睛朝上看，倒看的清楚。所以，我觉得，我是有收获的。我有东西写，就是这种情形。
我回到北京以后，有些老熟人，不是文学界的，是搞政治的人，好多年没来往了，看到我，给我一个忠告。他说，你这次回来，第一不要写文章；开文代会，不是老早就要开的么？你开幕的时候去一趟，以后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会朋友，最不要见的就是记者。你要不听我的话呀，你还要倒霉的。你现在呀，落后，你不懂这个社会，现在比你倒霉时的那个社会复杂多了，你应付不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请求党，把你的历史作个结论，给你两间房子，和陈明住下来，养老，算了。这是老朋友的忠告。
还有人跟我说，看破红尘吧，看破红尘吧，关起门来自己修行吧！
这些话我也不是不听，我听了一点点，我深居简出哇。大家很少看到我出来，我既不上街买东西，也不去拜访人。领导同志忙得很，底下工作的同志也忙得很，我都不去麻烦他们。我只看了几个人，我心里考虑我不去看这几个人，将来会后悔的，一个张天翼，我们是三十年代认识的，是他把我从南京接出来的，我去看了他。第二个我去看了周立波，我们过去不是太熟，也不在一起工作，但他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不少好的东西，是正派人，病得很厉害，我想等他死后，再去他遗体面前走一趟，不如趁他活着的时候，赶紧去看看他。第三个，我去看了白朗，白朗嘛，那天大家也看见了，由护士陪着，带着氧气，用手推车推来的。说老实话，看到她的时候，我的眼泪……我已经不大会流眼泪了。可是我还有一点点冲动，眼泪还有一点点在那个地方。她七年不说话了，跟丈夫没有说话，跟儿女也不说，要说就是，哎呀！死了，死了，算了吧！她的女婿对我说，两个老人这么愁，把我愁死了不要紧，我们的孩子呵！在这样一个气氛里过日子。两个人，一天到晚就坐在房子里，房子不大，你一根烟，我一根烟，满屋烟雾腾腾，没有话说！听到了是心酸的呀，不能不心酸。她过去是曾经活动过的人，同巴金同志一起去过朝鲜，写过好些文章，作过妇女代表。别的人我就没有去看，我深居简出。
这回开会，我没听人家的话。我想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为什么不参加呢！我应该来学习嘛！不是有人说我，你落后啦，你的脑子僵化啦，你写的文章里还有好多标签，你得从头学习。我心想，是，是得学习，我抱着学习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我刚才说了，我拥护这次会，支持参与筹备这次会的人，听说这次会上的报告，写了改，改了又写，很是费心的。所以我几乎天天来，就昨天，实在爬不起来了，没有来。我在会上听到的这许多话里，得到些什么呢？给了我新的希望。本来对我们这个国家，我是满怀希望。尽管有人批评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说他们总想搞间好房子，想做个沙发，想搞个什么……我的看法不一样。那天在小组会上我讲了：穿喇叭裤有什么要紧，他们觉得穿喇叭裤好看，好看就穿嘛！你不习惯！你要习惯了也会觉得喇叭裤好看。我们都穿一个颜色，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再不就是灰的，是不好看！穿个红的穿个绿的，好看嘛，年轻人嘛，穿衣服有他们的个性，愿意穿裙子就穿裙子，对这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些就说我们青年表现不好，大概不确切。
前些日子偶然碰到一位外国友人，他刚从美国回来。我问他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他在我们中国三十五年，坐了十六年牢。他回美国去，开座谈会，宣传中国。有个资本家骂他：“太不像做人的样子了！要是我呀，我一把火也要把它烧了。你那么爱中国，你去了，你坐了十六年牢，怎么搞的，你还要回去？！你还要为她说好话，我真不理解！”
我问他：“你跑过很多国家，比我知道的多，你说，现在世界上，到底哪个地方有希望呵？”他回答说：“中国最有希望。中国现在呵，是在动；动，就是在前进，就有希望。中国要求民主，要求解放，要求冲破禁区。可以杀头，不怕！可以割喉管，不怕！中国是了不起的！”他又说：“美国有什么呢？生活很好，工人也有汽车，生活也不错，表面上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别，和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和工人是不一样了；还有人说美国现在是共产主义哩！可是，不是那么一回事。生活是提高了；思想呢，贫乏！没有理想，吸毒，抽大烟，吃大麻，再嘛，自杀。个人自杀的多得很，集体自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是的，我们大家都记得，在拉丁美洲，去了那末多美国人集体自杀。我们不能理解，干嘛要集体自杀，现在二十世纪末期，科学那么发达，还相信另外有一个世界？有个极乐世界？比我们国家里最落后的农民还落后。他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听了他这些话，我非常兴奋，觉得正合我意，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希望。但是，对于文艺界呢？话又说回来，渺茫得很。我们这里面的病深得很。说我一点都不懂得文艺界，不能那末说，我写了五十二年。当然，这当中有二十多年离开了，但是，我前前后后是五十二年。在国民党时代，我坐过牢，书被禁止。直到全国解放，再没有“国统区”了，我的书才能出来。那末，在共产党——在我自己的党里面，我在这里面生长，改造，当工人，当兵，在底下，——这样的地方，我也坐了牢，关了五年（劳动改造还不算在内）；我的书，五八年起全被禁止，到现在，我没有一本书。在国民党时代，敌人说我的书是红的，禁止了。那末，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的书是不是又成了白的，所以要禁止呢？那我就不知道啰！反正是禁止了这么多年！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但印刷条件很困难，需要时间。现在很多读者来信跟我要书，我只能说，我也没有书。
年轻的人给我写信，这个说我今年三十二岁，那个说我今年三十五岁，还有说是二十岁的。又说，我不知道你，你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个坏蛋。——小孩子看电影，不就说，这个是坏蛋，那个是好人吗？——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坏蛋，一个右派。前些日子，报纸上登了你的名字，我心里想，哼，大约她没有问题了，大赦嘛！出来了嘛！跟战犯差不多嘛！政协委员吗？战犯中也有当政协委员的嘛，有什么稀奇呢！反正我脑子里没有给你平反！后来，《人民文学》登了你的《杜晚香》，我好奇，心想，右派究竟写些什么玩艺儿呵？为了考证，看看吧！我看了一遍，两遍，三遍，这时，我反复地考虑，这样爱人民，这样爱祖国，这是右派写的么？右派就写这样的文章吗？想来想去，我想，你不会是个右派。我脑子里，这时才彻底地替你平了反。
这很使我感动。我知道，我和“文化大革命”中遭难的人不一样。我们同样遭难，却不一样。“文化大革命”里打倒的大都是好人，不是坏人，现在可证实嘛！在座的，百分之九十在劫难逃！谁不靠边站！谁不住五七干校！谁不住牛棚！谁不受冲击！谁不挨批挨斗！都受过了！但是，事实证明，这里没有很多坏人嘛！
那末，五七年，五八年，我们被打倒的这一些，是不是这里面确有坏人哪？有该打倒的呀？前几天，我听到是哪个同志讲：——是刘白羽同志，还是李季同志，还是哪一位同志说——“作家协会划右派划了多少，现在嘛，都不是的！都改正了。”都不是的，都改正了，这很好。可是我们情况不一样呀。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嘛！你没有跑到“四人帮”那里去嘛！你这个人是香的嘛！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批倒批臭！二十多年的全国大报小报，杂志、书籍，千万篇文章，牵强附会，大批特批，还不臭吗？哪怕你现在改正了，可以发表文章了，群众还在考验你，你的文章会不会是坏的！尽管报纸上出现名字了，当政协委员了，我还是不能给你平反；你们是臭的，坏的！历史造成的印象，哪能一下去掉？！
很多年轻同志都说啦，这样不怕！那样不怕！再打成右派也不怕！我说两句真话，就这样也怕，那样也怕，就什么也不敢说？你就那么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吗？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过去我在黄山看到一个小庙，两夫妇在那里修行，我就说，这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啦！寄生虫。现在我就愿意做那末一种人吗？我就不说一两句吗？难道我是一个昏昏噩噩，没有思想，吃了饭就睡觉的人吗？我就一点感触都没有吗？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吗？所以我想一想，不管怎样，我也要来讲两句真话。其实我这个真话并没有什么新鲜，是大家讲过的，而且，大家讲的比我好，我只是补充一点。补充一点什么咧？我那天问孔罗荪同志，我说，我们是吃了亏。我们文艺界吃的亏，大得很呐！我五十几岁到七十几岁！五十几岁都不能做点事，七十几岁还能干什么呀！那些二十几岁，刚出土的苗苗，四十多岁的，还可以做好多事，他们有些收获，但到底也是吃了亏，我们整个国家，都吃了大亏。我总想搞清楚，我们这个亏是吃在什么地方，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好不好？孔罗荪当时就讲了，“封建！”我说对，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上你再讲讲嘛！他说：“哎呀，大姐，你别考我啦！”我说：“不是考你，我只想弄清楚。”后来回去，我自己也想，我们社会上封建的东西多得很，我在政协小组会上讲过，现在农村老百姓还是相信菩萨呀！那是封建。我们文艺界相信菩萨大概是没有的，我们文艺界是有一个封建的东西，这个封建的东西要是不打倒——我从十五岁，一九一九年就反封建，反到现在七十五岁了，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热烈的掌声）。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不是胡耀邦同志讲的吗，五十年再不戴帽子了，我说，也许是再也不戴帽子了，但还有别的方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我们爱惜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掌声）
我们是可以“俱往矣！”不俱往矣，又怎么样？你能活多少年？你只能俱往矣嘛！可是，我们的年轻人是来日方长啊！我们文艺工作要在全世界起作用！现在世界上的文学艺术，我接触的不多，来到北京只看了几个香港片，几个美国片，还有什么片。老实说，水平不高哇！水平很低呀！我们的人喜欢那些片子我觉得很难受。上个月，看到三好一先生，他是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知名人物。我问他，现在日本的文艺到底怎么样？我说，我是乡下人，只知道小林，知道三十年代时候的一些人，现在怎么样？他说：不高！现在日本的物质生产很高，思想、意识、文艺的东西不高。他大约不会说假话吧！他不会客气。我说，《望乡》还是不错，我也很喜欢；他说，那是旧片子，六十年代的，片中的主角演员已经死了，现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回头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学大有前途。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有思想，有魄力，能写。我们有前途，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前途呀。我们要把自己的病根子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要拿到桌面上讲，不在背地里讲，要把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去掉！（掌声）这个问题，这次会上李何林同志讲了两次。我和李何林不认识，过去我只知道他在大学教书，后来知道他是专门研究鲁迅的；人家说他是好人，就是迂一点。我不知道他迂在哪个地方，大约是咬住了东西就不放吧，就老要说，你听也好，不听也好，你反对也好，你怎么样也好，就是要把意见讲出来。是不是这样解释咧？我不知道。他不是讲从二十年代就有宗派吗？这是他说的，我听到的。我也想了一下，所谓宗派，开始，总是从一小伙人一小伙人搞起来的嘛！比方“文学研究会”，茅盾同志他们那个时候，老实说也不是就想搞宗派。无非是我们几个人熟，几个人志趣相投，我们就搞一个团体，取名叫“文学研究会”。我们写一点，翻译一点，就是这样子吧。“沉钟社”也是这样，“语丝社”也是这样，“创造社”也是这样，都是这样。这不算什么！而且，我还赞成。我们现在也像那样子，几个人趣味差不多，可以搞一个小读书会嘛！也可以搞一个小研究会嘛！为什么不能搞哩！这个就叫小集团？我看不要把这个东西说得那末可怕，我们还是可以搞一搞。五七年陈涌跑到冯雪峰那里聊天，说搞一个同人刊物吧，结果就成了右派的大罪了。我心里想，那也可以嘛！儿个人在一块，趣味相投一点，搞一个同人刊物，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将来我们要开放一点。
现在我们刊物这么多，哪一省都有月刊，还有季刊，他们都找我写文章；我说，刊物那么多，我哪里能写那么多文章呢？我写不了那么多。同时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如果刊物有特色，我可以照刊物的特色，照编辑的要求来写。如果没有，无非就是发点长篇小说，发点短篇小说，来点散文，来点别的什么，那我何必一定要给这个写不给那个写，这不是很难么？所以，编辑有的时候找我，我说，你们办这个刊物，请你们讲清楚，你们要办什么样的刊物，刊物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们的刊物有特点，我拥护的，我能够的我就给，否则就不给，这不就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为什么一定都要开会，都要上面领导批准，一层一层的批，刊物都办的差不多，要那么多干什么呀！领导同志哪有那么多时间，没有嘛！
我想，这样办刊物可以自由一点，大家各有特色，这不算宗派主义。这不能算！
所谓在二十年代末，宗派主义就有了。那就说“创造社”同鲁迅，围攻鲁迅，鲁迅必写文章，唇枪舌剑，就是笔战，拿笔打文战，那也没有什么，大家靠笔杆嘛，靠文章嘛！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读者喜欢看谁的，就看谁的！哪个的文章能说服人，那就赞成哪篇文章。这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时比起“沉钟社”，或者是“语丝社”，或者是什么社已经有一帮人了，不是三五个，七八个而是有一群人了。我觉得那也还不可怕。那个时候只要《语丝》一出来，我就买。我那时那末穷，还是跑到上海四川路“创造社”的地方，花五块钱入股，这五块钱入股，实际上就是捐了，我去捐了五块钱，我觉得“创造社”也很好嘛。鲁迅的文章，我一向很佩服！尽管你们骂，我也不站在哪一派，也不站在哪一党。那个时候，这不可怕。到了什么时候，这个派就更加厉害，就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了呢？就像封建社会那个样子，开始赵匡胤有个小集团搞革命，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一当皇帝了就不一样了。毛主席也讲过嘛，开始是革命的，当了领导，当了皇帝啦，有了权啦，就要走向对立面去。江青讲的最直爽，她要的就是权，权！权！有了权，就什么都有了（这种情况，就连农村妇女，都是看得清楚的）。有了权再搞宗派这就可怕了，到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文艺见解的问题了。不是这个了，而是要在这里面争权。
那末，是不是每个人都想争权呢？当然不是的。我们有很多老作家，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想争权。不想管那么多的事。曾经有人以为我想，但，我也不想。巴金同志大约还记得，五一年欢送你们出国去朝鲜的时候，我说，我爱一个人，但不准我恋爱，要我嫁给另一个我不爱的婆家，又不能说我不爱，还非得在这家做媳妇不可。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爱的是创作嘛！我不能搞创作，叫我在里面作组织工作。当着那么多的人，我哭了。一九四九年文代会时，周扬同志跟我谈心，留我在北京工作。本来东北局李卓然同志，刘芝明同志都给我安排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写作。因此到北京开会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来。但我觉得周扬同志谈的很诚恳，他说：你是搞创作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搞行政工作，我也知道。你呢，也是不愿意的，但比较识大体，你留下来。就这样，我留下来了。后来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作家里面，不想权的人多，但是也有人喜欢，不能说没有嘛！还是有人喜欢要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就能用这个东西。
五七年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同志还说，五五年批判丁、陈的会，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还是党组里面那位负责的人说的。是这样一回事！另一位领导同志在那次会上说，五五年的会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不是有呢？大家可以讨论。可是呢，只讨论了两天半，会就不开了。凡是在两天半的会上谈了意见的，大部分（只有几个人幸免）都成了右派。这个小报告厉害得很呐！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想，我们以后，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宗派问题，这次会上有的同志讲过了，讲的比我好。我今天只是补充一点，讲的明白一点，痛快一点。我傻一点，很多人说我是个傻子，我呢，就再傻一点，就说这么几句傻话吧。
还可以再讲一个例子。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是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笑声）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笑声）
“鲁艺”嘛，我相信，在座的“鲁艺”的师生一定很多，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是一派，贺敬之同志就在这里，他不会承认他是“鲁艺”派，他不是。贺敬之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诗先给艾青看，艾青就首先欣赏他的诗。我有这个印象，是不是这样，我记不清了。我在北京工作，招待外国作家的时候，请陪客我没有找文学研究所的人，我没找“我那个派”，我没找别的人，我找的是贺敬之，是李季，当时的两位年轻诗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啦！要没有，他能承认吗？那我就希望，这些同志可以回想回想，自己可以修正修正嘛！延安是有个“文协”，我待过一阵就下乡了，后来改作“文抗”，整风以后，才把我调到“文抗”。这中间我在《解放日报》编文艺栏，很多“鲁艺”同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的，以“鲁艺”的同学为最多。那段时间，“文抗”我去得很少，哪里是什么“文抗”派的代表呢？这也只是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派。但是有人，他说他是派，他是头子，还是代表。这些事嘛，大家回想回想，修正修正，不要再搞派了。特别是现在有了权的人，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听反面的意见，不要只听接近的几个人的意见。有的人同你接近，有的时候是趣味相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趣味相投，他是别有目的的，你也得注意。我常常脑子里想，跟有些老朋友讲两句真心话，直话，劝劝他，你注意注意你那周围手下的某些人吧，你别吃亏上当了！我这话是不是会有用哇？想想还是算了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不再讲了，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