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作家是很多的。“五四”时期曾经影响过我、做过我的老师的老一辈作家还大有人在，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时代作家也很多，他们有很多人念的书比我多，对于外国文学的修养也比我好。比我年轻的作家也还有不少，他们生活的基础比我厚。比如我前几天写了一篇读《东方》的文章，谈到了作者魏巍同志，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打倒“四人帮”以后，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很少框框的新生力量，也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文艺队伍是很大的，也是很有希望的。这支队伍在新长征中，正在为繁荣党的文艺事业而努力地工作着。我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文艺百花园中一棵经过风雨和严寒烈日、经过波折而至今没有枯朽的小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点。自然，一个作家不管他本身多么微小，在整个时代所占的地位多么微不足道，总不能不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或是正面的，或是侧面的，或是反面的反映着这个时代。
我出生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最腐败的清朝末年。我最早感受到的欢乐和痛苦是辛亥革命。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家乡考棚的枪声。那些烈士的鲜血好像苦水一样浸透了我周围大人们的心。在这样的时候，我小小的心灵也受伤了，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和难受。然而，也就在这同时，我站在大人们的后面，看到了游行队伍的灯笼火把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在我面前滚滚地冲过去。我跟着队伍蹦蹦跳跳，高兴得大叫大闹。我究竟能懂什么呢？我那时还很小，但是那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的气氛感染着我。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背负着旧时代的封建重压和痛苦，满怀着对于生活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我一天天长大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可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呼声和潮流，猛烈地激荡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如饥似渴地去找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来读，想从里面找到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找到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的道路。我们也向西方和东洋的日本找过。后来，因为十月革命，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有了真正有力量的领导，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真正想革命的人纷纷投身于革命浪潮中，文艺界的许多作家也被卷了进来。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我也张开了年轻的翅膀，飞到了南方，飞到了北方，想找一条出路，放声歌唱东方升起的太阳。诚然，这中间，我也曾经消沉过，感到世界如同在一个灰色的深渊里找不到出路。但我碰呀，挣扎呀，磨炼呀，大革命失败后，终于投到了党的怀抱里。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代初了，我已经长成了。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以一个作家心灵的感受、痛苦和要求，经过十年的思考和亲身的经验而投到党的怀抱的。我是一个作家，但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我决心投到革命大家庭里面来，要在整个革命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在雄壮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小的号兵。至于我这把号的音量大小，音色美不美，吹得好不好，不是我个人所计较的，也不是我所能计较的。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充满矛盾的，道路总是会有曲折的。比如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其间要碰到多少礁石！五十多年来，我们的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我自己的一生也是坎坷崎岖的。从二十年代一直碰到七十年代，碰过一些壁。不过我这棵小树并没有枯掉，仍然在风雨中站着。当然，我是要吸取教训的，我要重新清理、总结经验，作为自己在新长征中的前车之鉴。我曾经想，既然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剩下的惟有把自己尚存的精力献给党和国家，为着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阔步前进，努力不倦，如此而已。
二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到北大荒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在那里，我参加劳动，也参加工作。
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差别不那么大。因此，作家到农村去，不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我既然愿意当一个小小的号兵，就必须跟着革命队伍向前走，到工农兵里面去，不然的话，就不能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忧戚结合在一起，所表现的就只能是堆积在自己身上的原来那个阶级的一些苦闷。所以，共产党的作家是非到工农兵中去不可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底下当过兵；下农村搞土改时，我当过农民。那时的生活，比五七年艰苦、困难得多了，条件也更不好。然而，我经受了锻炼。因此，一九五七年我到农场去生活，到底并不是太困难的。当然，这次下去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的身份变了。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浑身酸疼。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深入生活。五七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子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
曾听到许多人说，我这些年是被充军到北大荒去劳改、受苦。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是接受处分而去北大荒的。那时有人曾劝我不要下去，说：“你可以住在北京，坐在家里写文章嘛。”我心里想，我是一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不能孤独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那样我精神上会感到苦闷。我必须重新到群众里面去。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我就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个更加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吧。也有人劝我下去的时候改个名字，免得不方便。我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什么了不起。就这样，我带着一点主观英雄主义，把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放在一边下去了。
在底下工作的时候，我主动打破界限，对党支部书记说：“我是个老共产党员，过去做过不少工作，也领导过人；现在不是了，是你领导我，监督我改造。你比我年轻，比我经验少，但没关系，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尊重你。不过，我对支部工作，对队上的事还是要提意见的。我虽然是右派，但我心里还是把自己看做是党员。我对党是不见外的。”我就用这种方式和基层的支部、群众相处。我养鸡，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养鸡能手。我还搞扫盲工作。有的同志会说，一个作家不写作，却去扫盲？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参加党的时候我不是讲过，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而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吗？如今需要我扫盲，我自然就去扫盲。我想，我是个作家，又是个老党员，如果扫盲工作不如别人那是不行的。我全力以赴，结果也确实是我这个队获得了全农场的扫盲优秀锦标。我还锄草、养猪……因为长期参加劳动，在劳动上是有很多体会的。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我交了许多朋友，生活给了我很多人物，很多题材，我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可惜我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假使是六十五岁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虽然是七十五岁，还是把它当作六十五岁干下去吧！
在北大荒，我感到在下面的人和上面的某些人不大一样，他们没包袱，不怕失去什么；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右派，只看你对他们心思，便认定你是好人，正派人。否则，哪怕你官当得很大，或者是刚刚管他的顶头队长，也瞧不起你。我那个支部书记是个年轻人，工作热情，方法简单，一有事老要开会批评人。有一次，他到猪舍巡视，饲养员见他朝大门进来，便从窗户跳出去跑了，碰到我笑开了，说：“他来我走。”饲养员心里不喜欢他呀！结果，每当支部书记要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时，总是找我说：“老丁，你去跟他谈谈吧。”我当然想尽办法把这些工作搞好。所以，尽管我在队里是个大右派，可是支部书记倒好像把我当成他的小助手，有困难愿意找我。在那三年的困难时期，农场口粮标准都降低了，文化学习也暂时停止了。但我那个队还坚持照样学习。学什么？听我讲故事。那时，如果你说要学习，人们不一定来；我说讲故事，人们就愿意来了，于是我就开讲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教育。而我也因此有了非常多的朋友。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情况就变了。革命造反派出来了，他们不管你几年的工作好不好，只知道你是右派，就要造你的反，就该打倒。他们说：“我们农场的场长、书记级别都没你高，你是最大的走资派。”所以非打倒不可。其实，我老早就被打倒了，然而他们还是要打，这就没办法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大概是这样吧，只要你是个知识分子，起码也是个“臭老九”，难免要受点冲击。我因为什么都尝过了，见过世面，经过风雨，所以也就不在乎了。不过，有些事是很有趣的，以至于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次开会斗我，叫我弯腰低头九十度，实在难受。但我不能说，否则头就得更低一些。这时，一个红卫兵过来对我凶道：“丁玲，站好，把头抬起来，让大家看看！”她是骂我，还是训我？都不是，她是让我休息休息，把腰伸直！我并不认识她，然而就是遇着这样的好人。黑夜抄家时，也有这样的红卫兵，在朦胧的灯光下，让我站在他的身后，这样，在那混乱之中，我就等于藏了起来，可以少挨几拳头。这样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底下碰到了很多。
一天，我在地里锄草，几个红卫兵又过来了，说：“丁玲，前天叫你背的语录，你现在背背！”我本来是背得下来的，但他们这么一喧闹，皮带又往我脑袋上一晃，而我毕竟不年轻了，心就慌了，就结结巴巴了。于是，他们一面训斥，一面便拳打脚踢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居然走来一个老头，是他们同一派的，好像比他们还凶。他把我拉过来，骂道：“你这个剥削阶级，你就是剥削我们的！为什么不好好干活？”骂了以后，把锄头给我，说：“去，锄草去！”他是真的骂我吗？不，他是保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背语录，可以不再挨打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场里住两间很好的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赶出来了，给了我一间最坏的小茅屋，七平方米。我隔壁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的，臂上戴着红袖章。我想，说不定哪天遇到我他也会给我几下子，所以老是躲着他。但有一天晚上，一个流氓——他过去是北京的一个社会青年——喝醉了酒，跑到我屋里来了。他把带铁角的宽皮带往我的木箱上一摆，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你的底我摸着了。我就是专管你们的，你是什么东西……”我想，他是不是要敲诈我，要钱？我有点儿担心，因为我总是有点儿怕那个皮带呀，何况他又喝醉了酒！我真紧张哪……谁知我那个邻居进来了，对他说：“走，到我家喝酒去！”把他拉走了。我想，这个小伙子还真是个好人，他帮了我了。又有一次。几个红卫兵又来抄家。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抄家，而是来找我的麻烦，因为我的家已被抄了又抄，没剩下什么东西了。他们一来就要我背语录，然后又是翻东西，找黑材料，打我。忽然，我听到门外有人嘟嘟噜噜地说什么，这几个小孩就赶快溜了。我想，这真是好事呀。怎么回事呢？我到门外一看，又是我这个邻居。他告诉我，他用“另一派来了很多人”的话把这些小孩吓走了，给我解了围。我在那时确实受了不少罪，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遇见有好人，而且非常多。
我曾经被关在“牛棚”里。开始是一个人单独关的。一天晚上，又关进来一个女的。他们不许我们讲话。后来，他们要她交代自己的历史，但记不下来，便叫我帮他们记录。我从中知道这个女人完全是冤枉的。他们说她是日本时代的汉奸，是抗日联军里的叛徒，是八女投江一案的告密者，可那时她才十二三岁，差得远哪！我很同情她。他们让她背语录，背“老三篇”。她背不下来，我就教她；他们打她，我就替她解释，说她很用功，只因文化水平低，背不下来。那时我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十五元，除吃饭外，还得买肥皂、牙膏等，所以不能买别的东西。她有肝炎，家里还有一点积存，女儿在外面，可以经常送点白糖、苹果来给她。她每次都非得强迫我吃不可。我们两人虽然不敢讲话，怕被人听见，但心里的感情很好。一个月以后，他们把她叫出去谈话，回来时我问她：“审的结果怎么样？”她说：“他们叫我回家过年。”我说这很好，便帮她整理行李。可是她却呜呜地哭开了。我说：“让你回家，这是好事，哭什么呀？”她说：“还有你哪！”原来她是因为我还没有放出去而哭的！“还有你”，虽然只有三个字，可是这种感情是人类最宝贵、最美好的，而我得到了它。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也就把我挨骂、挨打、下跪等等都抵销了。另外那些人，那些红卫兵，小孩也是可以同情的，他们同样是“四人帮”的受害者。两派联合在一起以后，他们曾经问我哪些人到过我家，拿过东西，做过坏事，要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认识一部分，但我一个也不说。他们是错了，但他们会自己教育自己，将来会懂得自己是错了的。
有人也许会问：你在下边受苦，这些好事是不是故意说的？不是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真的。他们有人给我来信了，我也给他们回信，并且按他们的要求寄照片给他们。不错，我在底下是吃了一点苦，一天到晚劳动，甚至有时一天劳动十四个小时，但这些在我感情上所占的位子很小，而我从人民那里得到的东西却很多。正因为这样，所以，二十年过去了，我还很好，还很乐观。
这些年，我也写了东西。刚下去时，领导上没有分配我劳动。可我住在农场，不参加劳动怎么行。所以我自己提出参加劳动。他们说：“那你就少劳动一点，身体好就动动，身体不好或有事就回家。”但我基本上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我利用晚上的一点时间记笔记，像美术家画速写一样，天天写一点生活里看到的东西。我想，把这些材料积累起来，将来写文章时是有用的。我还替那些饲养员写家史，让大家传着看。个别的还用他自己的名字在《农垦报》上发表。那时，我不能发表文章，我自己写的就只好压在箱子里。我喜欢买一些好看的本子稿纸，所写的东西就分散在那些本子里。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娃娃们见我的本子漂亮，又没有用完，就把写了字的撕掉，把本子拿走了。这样，我写的东西也就都被弄散了。我曾经写过一个长篇，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停停写写，已经写了十二万字。“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要把它拿走，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命，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要我的命也可以，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拿。然而他们非拿走不可，说看看再还给我。还好，他们真的还给我了。后来形势越搞越乱，为了保全这部分底稿，我请一个熟人帮我藏起来（还有别的一些稿子）。可他也参加了造反派，两派打起来以后，他对我说：“不行了，人家也要抄我的家，抄出你的东西来，我就不得了，还是你自己保管吧。”我想：在房子里挖个洞，埋起来？不行。我隔壁一家人是好的，可是另一家派性太强，老是派他的小兄弟监视我。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将稿子卷成一卷送到农场公安局去。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留下来，这是我的罪证，将来定我的罪就靠这些材料，千万不要丢了。”他们收下了。后来，另一派的人把公安局抢了，很多东西都丢了，我那一卷稿子也没了。前几年组织上派人到东北去找过，但找不着了，没办法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当然，我可以重写，但这需要很多时间，而我现在最主要的恰恰是时间不多了。不过我又想，“文化大革命”十几年，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这么穷，这么落后，而且风气这么坏，我们的国家损失了多少东西！我那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呢？我还是从头来吧！《人民文学》本年第七期发表的《杜晚香》，就是过去被抄走现在又重写的。
我现在要写的主要是一个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已经写了十六七万字了；最近要在安徽的《清明》上发表头几章，约十二万字，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这本书从刚解放时开始写的，已经二三十年了。我这个人多灾多难，我的书也是多灾多难，因此常常搁笔。周总理逝世时，我曾想：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了，永无翻身之日了，我的书也永远不会出版了。但是，我能就这样活下去吗？不能。我得写，得把这本书写出来，活着不能出版，死后也许能出版呢！所以我就继续写。今年一年没写了，因为党要给我平反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不容易平静啦。我现在惟一的想法就是下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到庙里当尼姑也行——写我的长篇。自然，这当中我也可以写一点短篇。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写这个长篇了，就写你自己的一生吧。”我也想，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也可以写；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吧。前些日子，我在医院里随笔写了一点我在“牛棚”里的生活。现在有“伤痕”小说，我看过一部分，这是在文艺上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写的“牛棚”小品不是当作伤痕，而只是抒写当时环境下个人的感情，我把这当做有趣的东西来写。
三
最近，有的小青年给我来信，说他从过去的《文艺报》上找到我的《“三八”节有感》，全文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说文章写得好，要学习。我个人看，如果现在把这篇文章再发表，相信读者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曾经翻译成外文，外国人看了觉得实在没什么，不理解为什么要批评，后来还说是反党的毒草，并做为把作者定为右派的一条理由。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我以为，对于事物总得了解它的历史和环境，《“三八”节有感》我已不记得全文了，大约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我认识的女同志离了婚，在我面前发牢骚，我对她们有同情，当时我对于事情缺乏全盘的调查了解，也未考虑影响和后果。因此，报社晚间来信约我写稿，说第二天要发表，我就一挥而就，连看都没再看，便匆忙送给编者。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拥护。但过了几天却来了意外的批评。
第一次听到对我的批评是在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有同志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我还想，这是在说谁呀？听来听去，原来是说《“三八”节有感》。当时，有的同志怕我受不了，坐到我旁边来，问我：“怎么样？”朱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不放心地看着我。当然，会上不只是批评了我，还批评了《野百合花》。但在总结的时候，毛主席还是保了我，这是大家不曾知道的。但这是事实，当时与会的同志可以证明。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这次会后，我被调到文抗机关领导整风，担任机关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就是说当时我这个问题不严重。我在延安整风学习时检讨了这篇文章有立场问题，而延安从来也没有把《“三八”节有感》打成什么反党毒草，更没有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党分子。可是一九五七年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批判时，说它是反党文章，是反党分子拿它向党进攻的。为什么？理由我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我们对首长、对领导都是忠心耿耿、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就会打败仗，革命会完蛋。因此，我们队伍里面的东西，哪怕一根草也是宝贵的。可以有批评，但一定要考虑历史条件，并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的延安，我们的敌后根据地，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吃了那么多苦，干了那么多好事，你不说好，倒说不好，挑毛病，我听了也会不高兴。那时正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我们条件不好，敌人有大炮、有飞机，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来。国民党反动派又封锁延安，天天骂延安。因此，我们工作上如有缺点，可以向组织上提意见，可以在适当的会议上批评；公诸文字，帝国主义、反动派就会拿去利用。后来毛主席曾对我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这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现在要从文字上来评论《“三八”节有感》是不太好评论的。当然，现在没有人再说这篇文章是反党毒草，写文章的人是反党分子了。不过，我自己想来，这篇文章也确实有一个大毛病，它有点仅从妇女本身来谈问题，说妇女要奋斗，要独立，要有见解，就不怕男同志离婚了，这是不足为法的。因为你再强，他同你没有感情，要离婚还是得离。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
同学们问我“一本书主义”。过去有人说我是“一本书主义”。我没讲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拿我的某一本书去向党、向人民要什么。但我确实在几位青年作家面前这样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哪怕只是一本好的、有用的书也是好的。”一个作家，如果尽写一些不好的书，有什么意思？过去曾经和一个外国作家聊天，他说：“一百双皮鞋不太好，我们可以欢迎；但是对于作品，我们宁肯要一篇好的，也不要一百篇不好的。”他着重的是质，而不是量。我至今还没有写出这样一本好书来，我还要为写出这样一本好书而努力奋斗。我的朋友很多，我要写的人也很多，但我并没有很好地写出来。我想挤一点时间，磨几个人物出来，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我这一辈子。
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今天就谈这些。讲得不周到，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