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友谊宾馆东北区二单元7217房间）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丁：你这次回来，见到哪些作家啦？
於：我这次回来，就只想见你一个人。周而复先生我看到了。主要的是想来跟你谈谈。
丁：你到中国来，比其他一些外国朋友方便，你中国话说得好，中文也好，文笔很流畅，很细致。
你在国内只念到中学？
於：嗯！念到高中一年级，然后我到台湾去了，大学是在台湾念的。我大学念完才走的。
丁：在大学是谁教的？
於：大学是李大采，是四十年代的，我念外文系然后转历史系，中文系。是台静农台先生，然后是沈甘伯，都是一些老教授。
我有几个问题，假如你太累或太麻烦，就简单答复一点好了。很多人想了解你延安以后的一些情形，能不能概括地讲一些。
丁：没什么好讲的，一般的嘛，大家也都了解。
於：我们想比较细致地了解一点你这么多年的生活，离开延安以后的生活。
丁：离开延安以后。那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啰！
於：嗯！
丁：日本投降以后，我就到了晋察冀，到张家口了。本来我们是想到东北去的。但因为交通不好，国民党进攻我们了，所以我就暂时在张家口留着了。说老实话，我那时不太想到东北去了，我有点舍不得老区了。晋察冀是老解放区，有点舍不得，所以我呢，并不急于走。
正在这个时候，“五四”指示下来了，就是四六年了。
“五四”指示是中共的一个文件，叫“五四”就是五月四日啰！那个指示呢，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这个指示一下来咧。我非常高兴，我就马上向晋察冀中央局提出，要求参加晋察冀的土改工作队。于是，我就在怀来，涿鹿，桑干河那一带参加了土地改革。走了好几个村子，学习了一些东西。
正在这个时期，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打平绥路，八月中秋刚过，我们刚把一个村子的东西分完，战争就紧张了。我们的部队就要南撤了，那个时候我很不想离开那里，刚刚搞完土地改革，老百姓翻身了，和这个地方刚搞熟了，可是我们又要走了，这个地方哩，国民党又要来了，那个时候，心里头是难受的，不想离开那里，想留下来，和老百姓一块打游击，但是不行呐，那里是新解放区，不是老解放区，还没有游击队，而我们这一次撤军又比较快，没办法。我去县里，到这里来了解撤退道路的同志看见我了，就说，你还在这个地方呀！张家口都在撤了，你还不走哇！我想一想，没办法，孩子们还在张家口呢，所以我就到张家口了。到张家口后，有两个方向好去，但我提出要求，不到东北去，愿意到老解放区去。这样，我就回到了阜平。
於：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材料要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呢？
丁：一到阜平，我就和他们说了，大约这部小说已经有了，现在需要的就是一支笔、一个桌子、几张纸，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就开始写了。
於：那是一九四七年吗？
丁：四六年十月间了。到四七年，又土改了，要复查了，规模更大了。那个时候土地法下来了，公布了，就比“五四”指示具体了，也修改了一些“五四”指示的一些东西了，也补充多了，于是，我又参加土改了。
於：去哪里呐！
丁：开始还是到河北，到冬天的时候就参加石家庄附近的村子的土改。过去的土改，是在打仗的环境里，这次虽说还在打仗，但部队是在前面，是我们打国民党。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长，在一个村子里待了半年呐！
於：那大概到一九四七年的夏天？
丁：到四八年了。四七年冬天下去的，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已经写了一大半。这次参加土改收获比较大，我一个人负责一个乡，管五个村的土改工作，我自己专门搞一个村的工作，那就比较深入，对老百姓的关系就比较了解了。
於：你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呐？有一个什么职务呐？叫什么呢？我是看过你那本小说的。
丁：我们那时叫土改工作组，我的身份是组长。我管一个乡，五个村，光我这个村，就两千多人，比较大，另外的四个村子比较小一点，我是同华北联大一同下去的。华北联合大学。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新解放区嘛！吃的就是谷米饼子，不是小米，也不是玉茭，就是小米连壳一道碾的，刚去的时候，我们年青的学生哪，说老实话，都咽不下去。一吃到嘴里就散了，就满嘴巴都是粉了。
於：而且对胃也不好！
丁：噢——那就不管了。
於：你那时候就没时间写了吧！
丁：没有，全部作工作。这一次从头到尾，搞的比较细致一点，半年以后，我有点不想离开了，我想在那个村子当村长或者当个支部书记，比写文章有兴趣了，因为那里一个党员都没有，只有一个军属，二十多户地主。
於：你不是说那地方才一千多人吗？
丁：两千多人，二十多户地主，富农。地主里面，有很多国民党员，都是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主，不是那种“土”地主。土地主好对付，这些人哪，不好对付。我那时不叫丁玲，原来我姓蒋，我还用我姓蒋的名字。
於：我们都还不知道您姓蒋，只知道您叫丁玲！
丁：地主他们在房子里说，那个，她就叫丁玲，她是个作家，过去嘛，还有个作家叫谢冰心！我们的民兵听到了也不懂呵，跑回来告诉我，我就说，这些地主呵，是相当不好搞的呀！村子比较大，又离石家庄近，才十七八里路，又是平原，家里有在外边念书的。
我们还没去，他们就有贫农团了，他们的贫农团，表面上是贫农，骨子里是地主，你一去，又不能否定他们。他们都是贫农呵！所以，你就只好承认他们，你只能慢慢来了解，后来我们作了一些工作，才把这个假贫农团揭露出来了，才又组织真贫农团。
於：那时候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呵！
丁：是相当困难，民兵掌握在他们手里，有一次开大会，五点钟，他们把民兵站上去了，准备和我们干起来，发言的人，也是贫农，可是会说的很哪！在那个地方将我们的军呐！那天，我事先知道，我跟区委书记说，咱们俩一块参加会去，一开会，先揭露了他们的两个坏人，把他们的锋芒打了，他们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结果他们慌张了。因此有些贫农呢，就不说话了，有的贫农就跑了。所以说，这半年的学习吔！比在哪个地方的学习都好。很多材料的了解，都是靠和老太婆睡在一个炕上说悄悄话。
於；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信任你们了吧！
丁：不容易信任呐！得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来呀，他怕我们走了，那里的人要报复他的呀！
那我后来是不是写那个村咧！没写那个村，我们后来太忙，没时间了，可是有一个好处，那个地方的人物，那个地方的生活给了我底子，我要写的时候，人物就多了，人物就丰富了，我了解的东西就多了。……
丁：我们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太长了。
於：重点还是先讲一下《桑干河上》是怎么写出来的吧！
丁：半年以后，我就回来了，华北联大要上课了，所以都回来了。
於：你回来在哪里呐！
丁：在正定，华北联大在正定，正定在石家庄北边一点，是一个县。华北联合大学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了，那时我就住在县城里面，接着写《桑干河上》。
於：那是一九四八年年中的时候吧！
丁：这是四八年夏天啦，夏天就写完这本书了。正好世界妇联要开会，中央决定叫我去参加。这时小说也写完了。就从华北动身到东北去。从东北到外国去。
於：去哪个地方？
丁：原来是准备到波兰去开会。后来波兰不能去开会就到匈牙利去了。
於：你去的时候把这个稿子带去了吗？
丁：拿到大连出版了，大连的条件好一点，那年出国的时候，这本书就带到国外去了。我们这个妇女代表团是蔡畅带队。蔡畅是世界妇联的副主席。
於：你们去开会多半是讲些什么？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丁：开会当然是讲妇女的问题了。不过，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外国人啦，记者啦，总是要跟你谈谈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吧！在苏联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法捷耶夫同志。还跟他们谈了一些解放区的文艺状况，也是一个任务哇，那时借这个机会，把文艺工作向国外宣传一下。所以，我这个《桑干河上》他们就翻译了，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出版了，在苏联就发表了。
於：四九年？
丁：四九年！在夏天我再出国的时候，就发表了，给我看了。
於：四九年你又出国了？你去哪儿？
丁：嗯！开世界和平会。那是郭沫若当团长。
於：那是在苏联？
丁：是到捷克。会是在巴黎开，可是巴黎不给我们签证。我们进不去。和平会就分两个地方开，巴黎一部分，捷克一部分。我们正在开和平会的时候，南京解放了。我们可高兴了。那是四月间，回来时参加苏联的“五·一”嘛，回来后，我就参加了第一次政协。
於：你那本书是哪一年得的斯大林文学奖？
丁：是一九五一年奖，五二年才通知我的。开完政协会，就开文联的会，第一次的文代会。完了又成立作家协会。茅盾是作家协会主席，我和柯仲平两个是副主席。同时我负责文联的《文艺报》。
於：这以后我们就很有兴趣地看到你的写作状况了。那个时候消息就比较多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很久以后我们才看到。我看到的是英文本。我现在介绍的就是你那本英文本。还介绍你那个《莎菲女士日记》，因为别的都还没有英文本。
丁：过去有一篇是龚普生翻的，她是龚澎的姐姐，章汉夫的爱人。这篇文章以后被批评了，说是毒草。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
於：《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一篇我看过。
丁：《文艺报》五一年的时候就交给冯雪峰编了，我就没编了。因为那时工作比较忙，我还有一个文学研究所要负责。文学研究所是培养作家的，大部分都是老解放区来的，有一些生活经验，也有一点创作，就把这些同志拿来培养。如现在挺有名的陈登科、徐光耀都是这个里面的学生。
於：你那时写不写呢？
丁：在研究所里呀？开始都在一块儿，我们老解放区的这一些人，都是只会打仗，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来了哩就有计划地给他们读一点外国的东西，一些古典的东西，再读一点现代的东西。讲讲文艺的理论。将来你有机会，找找陈登科，那是很有趣味的，他是个农民，刚参加革命时，是给游击队挑担子的。他识字不多，在部队里，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识了一点字，他喜欢写，报社里看上了，就让他去当个记者。他这个记者是不能写的，只跟着别的记者一起跑，先看着人家怎样写，慢慢地自己学着写。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於：我看过他的短篇小说。
丁：他到文学研究所来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典型”什么“主人公”，什么文艺上的一套名词。至于什么“现实主义”就更不了解了。他只晓得在底下，在生活里，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把它写成个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加花，再把自己的东西放一点进去，就这样，他的成长，应该算是一个典型吧！因为有一些人，多少总还知道一点，他却实在是懂得的太少了。中国有哪些名作家，这些人都有什么作品，全不知道。现在呢？是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现在写长篇一本本的写，又是长篇，又是电影剧本，《活人塘》是他早期的一个短篇，就是这个短篇使我们觉得还不错，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
於：你自己哪？你自己写过一些什么东西？后来就看不到你的作品了。
丁：我没写小说了，在这个时期中断了，因为净忙于事务。《文艺报》要发稿了，明天一定要你写一篇，好！我就开夜车给他写一篇，这个时期我只写一些短文章了。
於：是杂文吗？
丁：都是杂文、评论等等。
於：那个时候是不是受到过批判？
丁：没有。就是因为我工作忙得很。作家协会副主席，编《文艺报》，文艺报不编了，还要管《人民文学》，又管了个文学研究所，还有许多外事工作，会议又多得很。没有时间写小说，就只写了这些短文章。到五三年以后，因为腰不好，腰椎骨增生、变形，坐着都很费力，就把工作交出去了。
於：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在延安的时候你太劳累了？
丁：我这个腰在延安时就有病，主要是受潮了，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厉害，但那个时候满不在乎，我写《桑干河》的时候，曾犯得很厉害，专门作了一个炉子，把背靠在炉子上，晚上睡觉，放个热水袋。就是这样坚持写下来的。从五三年冬天起，东跑西跑，到处搜集材料，到五五年，这两年当中，写了八万来字，写了五篇散文，（这五篇都没有收到集子里）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下，后来我到农村去了，到五四年，我又重写了。
於：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下集？
丁：是的，叫《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了大约十二万字，到“文化大革命”时一抄家，就都给抄没了。所以，现在写的咧，是到山西长治以后，又从头写的，大约已写了有十七万字的样子，七月间有一个刊物要发表它十二万字。
於：是继“桑干河”写呢，还是另外的题材？
丁：时间、背景接着写下去了，人物就不是了。因为要照原来的人物写，就要受限制。所以就另外写，但生活背景都是那个时候的。
於：五五年是因为哪一篇文章开始被批的呢？那以后的情景我们简直不太知道了。
丁：这就不要谈它了。
於：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件事。就是要问你！
丁：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去问过去的中宣部去吧，我个人是不想谈它的。横竖现在已经说是错了，那就算了吧，还有什么说头咧，你说是不是？既然已经说是错了，那就一笔勾销吧。
五五年那个时候在报纸上批判的是丁陈反党集团嘛！这是公开的嘛！现在说，这个反党集团根本就没有，那就算了。
於：什么反党集团哪？
丁：叫“丁陈反党集团”，还有一个叫陈企霞的，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这报纸上都有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个反党集团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那就算了。
於：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呢？
丁：五八年，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於：从五五年到五八年，这三年你在哪里呀？
丁：我就在北京哪！就在北京等哪！在北京我还在写，写些短篇，但都不能用，所以就都搁在那里，现在也都找不着了。
於：这就是说，五五年到五八年他们对你还没怎么样，你还可以坐在那里写东西。
丁：住的还是很好的，房子还是挺漂亮的，我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顶多就是没有工作，没工作，正好在家里写文章，写一些短篇！写着写着，噢，一听，有了反党集团了，写不下去了，要求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你干嘛用那么奇怪的眼睛看着我，慢慢你就会清楚了。
社会是复杂的，思想上也总是有曲折的。世界嘛，总是向前走的，我们也总是要向前看的嘛！
於：可是你这么多年没有写，这多么可惜呵！
丁：可惜的事多哪！岂止我一个人！
於：这么多年都浪费掉了。
丁：我们如果要写出这一部分的话，那就好了，有体验了。
於：我听到许多谣言，也不晓得你还在不在？也不晓得你到哪里去了。我七五年回来就要求见你。但那个时候一个作家都不让见，连惟一的浩然都不让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丁：不要说你这外国人了，就连我们山西本省的人，有的明明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要来看我们都不行，你要看，得问中央，得要有中央的介绍信才行。
於：那时我开了一堆名字，一个也见不到，连浩然也见不到，根本不知道丁玲在哪里。
丁：不要说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就连我们的女儿，儿子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直到后来，我们才写给他们，他们才知道我们在山西。从五八年以后，我们的儿女就和我们划清界线了，他们划清界线，并不是承认我妈妈是坏人。而是在一块没有作用，没有好处，他也不能帮我，我也不能帮他，他同我划清界线了，他还好工作一点嘛！我也很赞成。他如果在工作中发生一点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如仍与我们来往，那他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生一点缺点（正常的，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缺点）那人家就会说：是受了家庭的影响。
於：五八年你到北大荒去，就是他们定了你的罪了是不是？你才去北大荒的？北大荒在哪儿？
丁：在黑龙江省。你知道大庆吗？就在大庆那边，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你就看看这个地图册吧。
於：你那时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丁：我去的是一个农场。说老实话，是我自己要劳动的，环境不太坏。
於：什么样的劳动呢？
丁：我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是他们跟我商量的，喂喂鸡吧！比做大田的事好一点，喂鸡的事，时间由我自己，他们说你看着办吧，累了就回去。养鸡队的人对我很好。我就从头学到尾，你在美国没有看到孵化室吧！把鸡蛋放在柜子里孵成鸡嘛！
於：参观的时候看过。
丁：先学选蛋，选种，选完了放进电柜子里，孵鸡也有些技术东西，我也学了。
於：你有机会写东西没有？
丁：没有机会写东西，就学搞这套，然后养小鸡。后来就养大鸡，养病鸡，养了一年又到饲料室，没有粉碎机，菜就只好手工剁，后来有了粉碎机，好一点。养鸡很好，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专门搞写作的人，一喂鸡，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来当个养鸡队长，就是想将来怎么发展养鸡业，怎么把鸡养好，脑子里装了一套养鸡的计划，我就是只想养鸡哟。
於：那怎么成？你不写作，根本不成的嘛！
丁：哎呀，你不理解，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论走到哪里，都应该比别人要走在前面。我既要劳动，就要比别人劳动的好。我现在背着一顶帽子下来，就要给人看一看，我并不在乎。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工作就要比一个普通党员做的还要好！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走到哪里，都要首先把我的工作当作我的主要任务来做好。
於：不过，你先是一个作家，后来才参加共产党的嘛！
丁：但是，我既参加了共产党，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嘛！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对所有的东西有爱好，我非写不可。但那个时候，我的条件，我是养鸡嘛！得把鸡养好嘛！
於：我就是想了解你当时的心理。
丁：你不懂我这个想法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工作都爱，只要说这个工作值得作，我都有兴趣，刚刚不是讲过土地改革吗？成天和一些老太太在一块，当时我就想，在这个村里当一个支部书记真不错。但也不是说就不想写东西了。
拿养鸡来说吧，养鸡的时候，我比普通的人养的好，每回开会的时候，队长都表扬我。本来不应该表扬我，我是一个右派，怎么能表扬一个右派呢？但他非表扬我不可！因为我的鸡养得好。我的鸡舍比人家的鸡舍干净，我的鸡产蛋率比人家高。鸡有病了，不生蛋了，给我，我养吧，结果我养了两个星期，鸡又生蛋了，比人家鸡蛋还生的多了。人家就说，老丁这个养鸡就是和人家不一样。
后来我养小鸡，小鸡每一回刚出来的时候，总要埋掉七八百个。为什么咧，因为那个鸡看起来要死不活，没希望，要去养它不合算，要喂精料，要喂牛奶，还得喂鱼肝油，青霉素，不合算。所以就把它摔死，埋掉，不要了。我呢，觉得可惜的很，七八百个小鸡都埋了，光蛋就不知道值多少钱，太可惜了。我就跟队上讲，这种鸡由我来喂，好不好？他们说不要了，算了。他们不在乎。我说不行。后来我就来喂这种鸡。我用一个大炕，分了格子，这是最差的，这是好一点的，这是又好一点的，我就自己喂，喂上五天，不死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鸡是好鸡，就应该养下去了。结果，我养这种鸡比他们养好鸡的成活率还要高。我的成活率是百分之八十，那就说明，每次埋掉的七八百个鸡都是浪费啰！是可以养的啰！至少，百分之八十都是浪费的啰！五天一批，五天一批，我养了一个多月，养了七批，养下来，把我自己养垮了。趴在炕上，爬都爬不动了。没办法了，只好说，老丁，你别养了，我就不养了。但这件事在饲养员里面就起了作用了，就认为，这种鸡可以养嘛！
於：你那个时候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丁：从早忙到晚，我是每天晚上非看报纸不可的呀！
於：你除了报纸还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呐！
丁：我们的报纸、杂志订了二十几份，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订了。我们两个，那时候，还要自己做饭，这，你大概也不理解。
於：不，我总觉得那是浪费了你的光阴。
丁：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
於：我不了解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丁：那个时候，我写了也不能发表呵！我住在农场里，那里，人人都在生产，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写，那就是把我同所有的人都隔绝了，这个隔绝对我的痛苦，比我不写作所造成的痛苦，厉害得多了。
於：我绝对不是说要你整天到晚写东西，总得要花一点时间……
丁：还有一点，我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去呢？本来，不是领导上说，给你个处分，要你到北大荒去。没有。是我们自己愿意去。为什么呢？觉得那个地方很苦。我去了。平地起家，来开辟事业，很有兴趣，这样才去的。
当右派是很孤立的。在社会上最臭了，报上登了那么多次名字，社会舆论很臭，你要想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周围还有人的话，你不和他们在一起劳动那怎么行。你在社会上很孤立，人人都觉得你很反动，谁都不理你，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和群众在一起，你还可以证明你是很好的，他们才会喜欢你。人都需要人嘛，不能每天都是孤立的。那精神上多痛苦。这样才是很大的安慰，我还是每天能为人民创造财富，大家觉得我还不错，也还能积累生活。这，你会觉得很难理解。
於：不是，我只觉得这事这么可气！
丁：在那时候，写作也不能发表，反倒脱离群众，人家觉得你顽固不化，不愿意改造。而且，在那个时候，不管现在看起来对不对，在我自己的脑子里，受党的教育，看到农民的生活很苦，总是愿意首先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北大荒是一个垦区，我能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垦荒工作，我觉得很高兴。写作只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嘛！不是我的全部。
於：一个作家，写作不是全部是什么？
丁：你不能光写自己呀！不能只写自己的小天地吧！有机会我们可以陪你到那些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大家在一块，精神是很愉快的。
於：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噢！
丁：当然知道！知道我是一个大右派哟！第一天下去的时候，那些小姑娘正在吃饭，就跑过来看，还转着圈看，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后来嘛，我们就住在隔壁，当然也就熟了。
於：先是当一个奇怪的人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呢？冷淡……
丁：还不止是奇怪。而且脑子里还印像着你是个大坏人喏！……
於：是仇视的？
丁：老百姓嘛，主要的是要看，他要慢慢地来看你，他要看你好，他就对你好，总而言之，他脑子里有个大疑问。
於：他开始的时候对你就不太接近啰！
丁：接近呀，底下的人，总是不怕呀！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不怕丢官，也不怕开除，我种地，你开除我，还是种地。越是高一点的，越是要考虑。接近上就要有一点距离，怕受批评！当然，底下的人咧，也受批评，一个饲养员，过年的时候跑来给我拜年，回去就挨了批评。而且马上就来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的门口，“给右派拜年是什么立场！”他跟我一块养鸡，我们一同劳动，当然就有感情，他当然对我好嘛！我的鸡少，他的鸡多，我的鸡舍小，他的鸡舍大，我铲完地了，就去帮他铲，我的汗就那么淌，根本没时间去擦！我就是这样给他们去帮忙。
那个剁菜的，她是个大肚子，我们两个切菜，我住的地方离切菜的地方近，打夜班的不负责任，往往炉子夜里就灭了，菜呢，都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冻的像石头一样，硬的很，可难切了。我就半夜跑去加炉子，清早又去加炉子，等上班的时候，菜可以稍微软一点。我总说你少切一点，我去切，我的胳膊切的都抬不起来了，穿衣服都穿不了了。切也不能切了，真的不行了，那你说她对我能不好呀！在感情上，人家再说我是右派，她也不相信。关系就是这样子的么！并不是说，我劳动时只是在那里稍微干点，而是和他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我们就是自己人，我对那些年青的女孩子呢？就像对我女儿一样，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感情搞得很好。
於：从一九五八年到哪一年哪？
丁：我十二年都在北大荒呀！你都愁死了吗？那是我的第二故乡。
於：很难得的，精神没有垮下来，真是少有的个性，想的开！
丁：我想的开，有些问题根本我就不管它！我从头干我的。从头做人哪！
我劳动了一年以后，王震，就是现在的副总理，他过去是农垦部部长，到那里去了，找我去说：不要劳动啦！你都劳动一年了，改个劳动办法吧，你去教书吧！莫说给工人上课，给干部上课也行嘛！你就可以教政治嘛！你也可以教文化嘛！都可以教嘛！
於：你不要教？
丁：不是我不要教，但我怎么能教政治呢？他当然是好心……
於：你就教文学嘛！
丁：我教文化！就在养鸡队里当文化教员，这一个队的学习归我管，不止学习啰！
於：那养鸡呢？还养不养？
丁：不养了。养鸡可有趣了，养鸡不可怕！
於：养鸡可费时间了！养鸡一共养了多少时间哪！
丁：养了一年多。
於：那好！
丁：我刚说的养小鸡，是我当教员的时候养的。是我自己找来的，那是第三年，是低标准的时候养的，我要求的，我看到丢鸡丢的太厉害了，那个时候当教员有空，我说，业余来养吧。
於：是不是还在农场里当教员？
丁：还在那里，在养鸡队里。
於：教贫下中农？
丁：职工。农场工人。
於：教什么样水平的呢？小学的吗？
丁：有初中班，有小学班，都是我去计划，我去布置有人教。我自己教扫盲班。你听了又奇怪了吧！什么叫扫盲你知道吧！
於：扫盲就是扫除文盲。
丁：因为教中学、教小学都比较容易，扫盲最难了。
於：都是成人嘛！
丁：有些人是因为没有太学习，但有些是认了几回也还是文盲的那种人，扫盲工作，在整个农场里，我这个队是得了锦标的。最突出的一个，她从认识六七十个字到能写一千字的文章。她的学习本二十多个，摆在那里给大家看。半年的业余学习，从开始写字都不容易，到后来连文章都写的很好，不止是认识一千字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十八岁。
於：你十二年就没离开过北大荒哪！
丁：没有离开过。到北京来过两三次。
（……换磁带，漏录一段）
丁：我刚才跟你讲过，我新朋友很多嘛！
於：你一九七〇年离开北大荒的，是不是？
丁：嗯！
於：完了你就到长治去了。
丁：监狱，七〇年到七五年在北京坐了五年牢。
於：是德胜门外那一个牢吗？
丁：是高级监狱，在秦城。
於：是什么罪名呢？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罪名，现在又加了什么罪名呢？
丁：反革命分子啰！群众提意见，要逮捕，晓得是哪个群众，也不知道，就逮捕了。逮捕的时候，我跟你说吧。人家的心情是受不了，铐起来的时候是不舒服的。那就是表示，你是个犯人，不自由了，你今天是有罪的，当犯人来铐，是很不舒服的，怎么铐起我来了咧？但我脑子里另外还有个想法，救命的来啦，救我的来啦！牢监里总有法律啰！就可以依法办事了。我大约就可以出来了，就可以没事了。我在那里不止是当教员，后来去劳动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当道的时候，就又去劳动了。
於：那是六六年？那就是重一点的劳动了？
丁：谁革命，谁就叫你劳动的多，那是革命。
於：你一个人在北大荒，哪个去找到你的？
丁：北大荒也有革命造反派嘛！有当地的造反派，也有北京去的造反派嘛！我想，“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的事就算了，不要讲了吧！
於：我倒是希望你尽量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丁：当时，我是作为坏人被揪出来了，革命群众自发的起来对我进行斗争，对我进行管制劳动，不仅劳动，还要斗争呵！游街呵！脸上划黑呀！……
於：您也经受过这一套呵！
丁：家常便饭嘛！第一次揪我出去游街的时候，我在房间里，一群娃娃跑进来，中学生嘛！我就问他们有什么事，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什么事。他们也不好意思，因为过去都是一个农场的嘛！他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都是蛮熟的。“你出来一会儿。”“你出来一会儿。”我出来一看，这边有人，那边也有人，到处都有人，都站的远远地看着我，好像看一个大老虎一样的，好像我这个老虎出来一定很厉害。
於：都是年青人？
丁：都是年青人。还站的远远的，不敢走近来，噢，我心里明白了，我说，我先上厕所去一下，上厕所回来我一看，有人拿来一个碗，有墨汁，噢，我心里懂了，我说，没关系，来吧！就来了。向我脸上一划，高帽子一戴戴出来了，哎呀，两边的邻居都不敢看我，他们心想，怎么把老丁这么闹去嘛！他们就这样子，这样子地看我，我就这样子地看他们，我不怕嘛！他们看我都难过，又不敢说话。带我到十字路口，可多人了，有人喊：“叫她站在凳子上！”我就站上去了，他们说：“你讲话吧！”我心里想，讲什么咧？我也是第一次吆！我就喊了：“毛主席万岁！”“拥护文化大革命！”有的人也跟着我喊，群众也没有经验嘛！有几个人发觉不对，“不对！不准你喊口号！”不准我喊口号就下来呗。于是走呵，走。他们就喊起口号来了，“打倒大右派！”“打倒丁玲！”也有几个小孩子踢我，他是想表示对一个大右派的恨。走到文化宫前面，让我站在台子上，他们对我说，你讲你的罪行吧！你讲！我心里真不晓得怎样讲，我就讲，哎呀！我有罪，我的罪太多了，我一下讲不清楚，是不是我们回去后，慢慢地讲吧！面对着这些中学生，我一点也不讨厌他们，我不讨厌他们嘛！他们说，好好好，不讲了，下来吧！就回来了。回来后，把我怎么办呢？一脸的乱七八糟，坐在那里，他们想了一想，还是不对，就说，派两个人送她回去吧！还打电话叫陈明来接我，他也没有去接。送回来后，我往炕上一躺，心里想，不错，我今天不错，考验过了，我也没有恨这些小孩子，我想，现在革命需要我当一个反派，那我就当一个反派，演戏嘛！总有反派的嘛！那我就去游个街，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哪里晓得“四人帮”后来那个样子搞咧！我们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嘛！
於：你真的会这样想吗？当时？
丁：就是那么想的嘛！我那时就想写封信给我的儿女，告诉他们说：你妈妈今天受了考验，但是，考过来了，我没有怨党，我没有向老百姓，向人民对抗！我的情绪和他们不对抗，我考验过了，我很好！但是不能通信呐！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揪去，和地富反坏站在一块，等他们一个一个地审问，我呢，因为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舒服，就一个人站在一边看语录，突然有个人发现了，他说：老丁，你念念嘛！叫大家跟着你念嘛！好，我就念语录。地富反坏跟着我念。轮到该审问我了……
於：什么人审呐？
丁：红卫兵呐！我弯着腰，站在那里，他们很天真，不那么可怕！“丁玲！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说：“我现在很高兴。”“你高兴什么？”“我高兴这几天你们成长的很快啰！过去，什么国家大事你也不管，你到我们家来玩，来听收音机，现在，你们要革命，要和我划清界线，我很高兴，你们成长了。”你一定以为我又是说假话了。
於：我相信你不会说假话，但我想你当时一定会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丁：哟！他只十几岁的小孩子嘛！有什么气呢，后来他们叫我去看电影，又和地富反坏在一块，每人挂个牌子在身上。完了，叫我写一个看电影的汇报。我就写了看见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感想。我说，我很感谢你们叫我来看电影，（否则，我是不敢去看的，有人打我，怎么办呢！）但我也有一个意见，我不满意，我不愿意和地富反坏站在一块！
红卫兵也是慢慢变的，开始很纯洁，就是打我，他也是很好的！后来，里面有些人，逐渐地变坏了。
开始，有些红卫兵没有钱买“毛选”，要学习嘛！陈明在书店里看到了，就买一部“毛选”送给他们，他们也接受了。开始抄家的时候，他们到我家里来，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要拿我稿子的时候，我跟他们商量，我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就是不要拿我的稿子……
於：那是什么稿子？
丁：《在严寒的日子里》。
於：你已经写了吗？
丁：我已经写了，虽说没有条件写，没有机会发表，我还是写了十多篇散文嘛！写了一些人物嘛！这次发表的《杜晚香》也是在那时写的，这次又重写的嘛！我说，这是我的心血！开始，就没有拿走嘛！有几个人说我们拿去审查审查，后来又交还给我们。到后来，有些人就拿掉了一些，小孩子一看我的本子很好看，就把我前面写的撕了，空白纸拿去自己用了，慢慢的有些东西就失散了，我们就把一些长篇的稿子卷了一卷拿到公安局去，陈明说，我们有几样材料放在你们这里，这是丁玲的“罪证”。将来要定她罪这就是证据，请你们保存起来。
最初，我们是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存了几个月，打派仗了，他们家也有被抄的危险了，他同我们讲，这是你们最宝贵的东西，抄走了，我负责不起。同时他也要受牵连，没办法只好交还我们，我们才去交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也是一会儿这一派掌权，一会儿那一派掌权，换派别的时候也没什么交接手续，登个记呀什么的，乱七八糟，我的稿子就丢了，后来，再去找，也找不到了。我的笔记本毁的毁了，扯的扯了，一些谈话记录，材料，都完了，浩劫！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算好的，比我们惨的，死了的，像我们的贺龙，像我们的陈毅，周总理虽说不是挨整，可是那个位置，多难受呵！丢两篇稿子没什么，还可以再写嘛！
於：一九六六年以后，你受的罪更大，是不是？
丁：那当然啰！“四人帮”那时候的事，有什么讲头，总之没有好日子过。天天快黑的时候，就等着吧，今天晚上不晓得哪一个来！听到村子头上有狗叫就知道，来了！他怕我难过，怕我心跳，怕我血压高上来，说：你睡吧，我看着吧！他就坐在窗户那儿看着，我说你看着有什么用呀！他要来还是来，看见了，马上也就进屋了，早知道几秒钟有什么用？别看了。他说，我看着，你睡觉！就这样，坐等着，有时十点钟来了，有时十一点钟来了，有时十二点钟来了。开始，我们还扣着门，人家一拉，门就坏了，后来就干脆不关门，你们来也省事一点，真是风雨飘摇呵！我们俩住一间房子，原来还觉得怪不错呐！主要是场长，对我们还不错，后来，只给我们一间七平方米的房子。
於：这样的房子，一定是泥地啰！
丁：泥地，茅草屋。人家来抄家时，怕我们有东西藏在里面，经常把屋顶捅坏，人家走了，我就站在炕上糊顶子，很矮嘛！一个炕有五尺宽，六尺半长，炕这边有一个门，有一个小火炉，那里放一口小木箱，我们两人要干活只能一个在炕上，一个在炕下，两个人同时在炕下，就挤了，住“牛棚”以后，我们俩都还十分想念这个小茅屋。茅屋再坏，总还是两个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牛棚”，在那种情况下，生活上很苦，精神上也很苦闷。但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於：我就是说怎么活下来呵！
丁：我的邻居，有一个女工，她是好心，就说：你死了算了，像你这个日子我一天也活不了。我说，哪里能死咧！不能死！我是共产党员，要打死我，就打死吧！
於：打不打你？
丁：家常便饭。（看到於呜咽，抽泣，就转口说）但也有好人哪！我讲几个好人的故事给你听听吧！
不要难过，现在是我劝你了。……
丁：我刚才不是讲，我晚上过不去了吗，我睡不了了，我害怕了，没办法了，今天晚上又要来人了，陈明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值班的是一个妇产科医生，陈明和她说：丁玲头晕，心跳的厉害，他们今晚很可能来揪她，是不是可以叫她在你这里待一会儿。她马上就把看病的床整理出来，说：你睡这里好了。
於：保护你了？
丁：嗯！医院里也有两派呀！要是人家知道了，就要打她，你保护右派！那还了得！
我睡在那里，家里果然来人了，没找到我，走了。
有一个眼科医生对我也很好，我的腰坏了，她帮我注射，打封闭，她是眼科，并不会搞这个，但她却到我这里来，帮我打封闭，把腰麻醉起来，使我疼的好一些。
刚才不是说过场长对我很好吗？这个场长是个好场长。前几天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告诉我又回到佳木斯了，又是局里的副局长了，官复原职了。
那会儿他们把他揪出来斗他，要我陪斗，我们俩就弯着腰，站在那里，我是有经验了，他们叫你弯腰，你就弯腰，你别反抗，反抗是不会有好受的，也别求他，求他，他们也不会依你，反正你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松一点儿，你看见的时候，我就弯一点儿。那个老场长呢，他还是老红军呐，资格蛮老的，但挨斗还没经验，他大约弯腰弯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求他们，他说，我弯不了啦！腰疼呀！腰疼呀！他愈喊腰疼，那些人就愈往下按。我心想，你这个人！求他们干什么？你别求他们！后来，他实在不行了，说：叫我跪下吧！他以为跪下了，腰就可以直起来了，好，就叫他跪下了。跪下了，再踏上一只脚，还是弯着腰，连腿也弯在底下了，那就更难受了。我是陪斗的，结果弄得我也得像他那个样子。还有两个专门看我的女红卫兵，那是我们农场的。这时候，这两个人就跑来了，向看着我的那两个人说，你们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吧！那两个人就休息去了，她们两个来了，可有味道了，她们大喝一声：“丁玲！站起来！把脑袋抬起来！让大家看看！看看你这个老右派！你这个大右派！”我就站起来，把头昂起来，呵——！舒服多了！
於：噢！她们是来帮你忙的！
丁：这都是些好人，她要帮你！也只能这个样子帮。
有一次，我在地里除草的时候，碰上红卫兵来了，他们两派刚打完仗，这些小孩子气还没消，正好拿我出气，就把我给拽出来了，叫我背语录，其实，这些语录，我是连睡觉都在背呵！我要背不出，是要挨打的呀！所以我都能背！可是，那么一群人围着要打你的时候，我就紧张得背不出来了，一背就背差了，于是他们拳头、皮鞭就全都来了……不说啦！不说啦！（看到於梨华哭了）
於：看你，就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
丁：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头子，当然，也不是太老哇！他一跑来，就把他们推开了，摆开比他们那些人还厉害的架势，指着我骂呀！“丁玲！你这右派！你还不劳动呵！你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叫你背你怎么不背呵！”他又对孩子们讲，叫她劳动去！他看见孩子们把手套给我扒下来了，就命令我：“把手套捡起来！去！劳动去！”一边骂，一边叫我除草去。我不认识他是张三李四，他也不认识我，结果，帮我解了围，那些人就不能再打我了。我就去劳动去了嘛！这种人在我脑子里，随时都可以……
（因换磁带，漏录一段事情）
……那些人往外跑的时候，就把我掩护在他后头，幸好，房里的电灯不太亮，就把我保护起来。第二天我们俩又在马路上碰见了，我不敢先开口，他推着自行车，问问我的事，我就跟他说了。
就是在这种时候，还是有人来帮忙的！你看我这样高兴，这样快活，就是因为我自己体会到，还是好人多呵！都那么坏还得了哇！小孩子坏，不怪那些小孩子，怪“四人帮”，是他们教成这样子的。
今天你来这里谈材料，谈的吃亏了，你精神上受刺激了，锻炼锻炼吧！你这样子，太不经风雨。毛主席教育我们：见世面，经风雨。我们是经了风雨的。
於：（呜咽）……那时……到了一……九七〇年……对你越来……越厉害了？
丁：嗯，越来越厉害了，后来不打了，关在“牛棚”里，“牛棚”出来，就又去劳动了。
於：关“牛棚”是什么样子的？
丁：是一个房子，把我们关在里面，关的人多哩！没有自由，不打了，给十五块钱一个月生活费。
於：养鸡的时候，你多少钱一个月？
丁：养鸡的时候？我没有钱，用他的钱呀，我是没有钱的。关“牛棚”的时候，给我十五块钱生活费，也给他十五块钱生活费。
於：你是哪一年关进“牛棚”里去的？
丁：六八年，关到六九年。我关了十个月，他关了八个月。
於：关“牛棚”，有没有审问交待什么的？
丁：也有，有审问，主要是不让你自由！主要是调查别人的材料。不打人了，过年还给饺子吃呢！把肉馅给你把皮儿给你，自己包饺子吃。他们哩！比较好一点，是集体的，一个屋里住上好多人，还可以聊聊天。
於：你是单独一个人？
丁：我是单独一个人。当中有一个月，进来了一个女的，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啦！人家说她是日本时代的汉奸，是日本特务，说抗联战士“八女投江”就是她告密的结果，是被她出卖了，日本兵才来的。把她弄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审她，没有人记录，叫我在旁边记录，我听了心想，真滑稽，那时她才十二三岁，又没文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会是特务呢？过年以前放她回家过年去，我挺高兴地帮她收拾行李，她却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叫你回家过年不是很好么？她只说了一句话，“还有你哩！”她哭，是因为我！我心里有点难受，也很感动，但我没哭，我默默地在那里帮她清理东西。一会儿，带她的人来了，我们就不能再说话了（我们虽然关在一个房子里，按规定，是不准讲话的）。就这样，把她带走了。巧得很，她的丈夫就是路上曾经保护过我的那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后来也被关在另外的一个“牛棚”里了。你说，这样的感情，叫我怎么不喜欢这些老百姓呵！叫我怎么不想她！所以，我现在呵！就是为这些人在活着。要写，也就是要写这些人，不写他们，我写谁呀！
这样的故事是讲不完的。有一天，有些人又来抄我的家，实际上，当然不是来抄家，已经抄了多少遍了嘛！实际上是来看看有什么顺眼的东西可拿的。其实拿来拿去的，也没什么东西了。他只剩了一件衬衫，还给人家撕破了，每天穿着它上班，汗水都把这件衣服渍成白的了，没有换的，只有星期天才脱下来洗一洗。他们一来，总不是说来拿点东西，总是说我在家里写黑信，这一派说我帮那一派写，那一派说我帮这一派写，找这么个罪名，就在我家里来翻箱倒笼，同时，就要折腾我呐，他不揍你两下也要捣你一家伙，碰运气吧，有时厉害一点，有时就少挨两下。我求他们：我说我欢迎你们来监督我，我希望你们白天来，你们半夜晚上来，把屋子里的东西弄得稀烂，你们走了，我们还得清理好，明早还要按时上班，还要劳动呐！
这一天，他们正在折腾得厉害的时候，忽然间窗子底下有个人说话，话说完了，他们一群人就都走了。什么事呢？陈明就跑出去看，原来说话的是我们的邻居，他告诉他们，另一派的人马上就要来了，赶快走吧，要吃亏的，他就把他们给骗走了。他和我们不是一个队，过去也不熟，所以，像这样的人多了。他了解你，也了解农场，他敢这样做。
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先是在汤源农场，后来到宝泉岭农场。后来，汤源农场把我揪回来。我一听，是汤源农场来的，我就不怕，他也不怕。这个农场，我待了六年，我在这个农场里喂鸡。当文化教员，熟人多，朋友多，所以不怕。回来后，当然要批斗，不斗你，他揪你回来干什么？但只是形式上的批斗，在批农场党委书记的时候，叫我陪斗，斗完之后，我陪他坐汽车游了一趟街。但他们对人总是说，大右派在我们这里放了很多毒，我们要消毒。事实上我坐在那里天天没有事。大家问我，你在那边，他们把你怎么样啦，看把你折腾的这样瘦，你在那边受罪啦。他们说，你就在值班室给我们烧炉子吧，晚上喂鸡的，喂猪的，打夜班的都到这里来，休息的休息，喝水的喝水，聊天的聊天，有些人晚上还特意来看我，来安慰我，所以很不寂寞。住了一个月，我们才回去。
於：那是哪一个时期哪？
丁：那是六七年，正是挨打的时候。把我接回来之后他就后悔了：“把你接回来干什么！住在那里比在这里保险哪！”当然，我们心里也明白，揪我去的人，不一定是要保我们，但去了以后，因为我们熟人多，朋友多，就自然地形成一个保我们的局面。养鸡队就曾开过我一个批斗会，主持斗我的那个人，是个技术员，他那时是造反派。他们的本意是要通过斗我，整过去的那个支部书记的材料，然后寄到他现在的单位去。他们就说，支部书记包庇我，我嘛，拍支部书记的马屁，我们的关系搞的很好。我说，是呵！过去我和支部书记来往多，关系比较密切，他叫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做的事是好哇，是坏呀，六年了，大家都是看得见的，大家来评论好了。至于我和支部书记之间有私人关系没有，我说没有。他经常到我家里来，我留他吃饭，他都没吃过，有一次他吃了我个馒头，咬了一口就扔了，他说：唉呀，这样子的馒头多难吃，我老婆给我做的馒头可好吃了。那也是事实，我不会做，他老婆会做嘛！我一讲，大伙儿都笑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大伙儿就笑哇！我在那里讲，大家就像听我讲故事一样，都是熟人嘛！情况也都了解嘛！后来那个主持会场的人就说：“下来！下来！今天的会不开啦，改天再开！”以后，也没开了，我就住在那里了，所以事实证明，他要想斗，也斗不起来。
我要是那个时候不和他们一起养鸡，不和他们把关系搞好，要是我关起门来写文章……，那他们就不会管我了，谁敢保我呀！当时看守我的，都是背着枪的，他们两派武斗起来，也还是蛮厉害的。他去看我，武装排的一个副排长就说过，“你放心好了，老丁在这里，我们保证没有一个人，敢动她一个指头。”所以，把我一接回来，他就后悔了。“你就住在那里，多住几个月不好么？”我们家这里还在打吔！在那种大动乱的时候，脑子里想不了那么多，总希望两个人在一块儿，总愿意两个人一起度过。
於：在“牛棚”里怎么就放出来了？总不会随随便便就放出来吧！
丁：“牛棚”之所以能够建得起来，就是因为看到全国都有“牛棚”，后来，大家也觉得这不像话，在机关里关了这么多的一批人，你又不是监牢，你又不是法院，关了这么一批人干什么？准备怎么办？所以“牛棚”得取消！但“牛棚”里的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宣布他无罪呀！那么，就都放到生产队去监督劳动。这样子才把“牛棚”解散了。
於：那个时候的劳动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了？
丁：也有。也不一定。譬如我们去割麦子，因为我原来就没干过这个活，我原来是喂鸡的嘛！一把，才抓了几根，拿着刀也割不下来多少，人家就说，丁玲，你别割了，你到后边去捆麦子吧！我就去捆麦子，捆也捆得慢的很，干什么都不行。厨房里有几个老头子就帮我说好话，“她能搞什么大田劳动，叫她来帮我们的忙吧！”结果就把我给弄来了，这些老头子看不惯那些人，觉得他们太不像话了，老头子们对我很好，叫我到菜地里下菜。菠菜好了下菠菜，黄瓜好了下黄瓜，下洋柿子，下豆角，帮他们锄草，浇水，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的劳动可以轻一些了。
但是，我同房间的这些造反派太厉害，都是些年青人，高中毕业生，她们每天中午一睡睡两个钟头，但不准我中午休息，还得在那里干活。白天，我干了一天，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总该叫我睡觉了吧，还是不行。
於：她们不让你睡觉？
丁：她们在唱歌！在唱样板戏呀！她们都是城市姑娘，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可有精神了。我可不行呀，我还有个毛病，一睡就打呼，越疲倦越打呼，结果，一打呼她们就踢我的床铺，“哎！起来，起来！”她们甚至还叫我写个保证书，保证睡觉不打呼！没办法，我只好找医生，说，医生，给点药吃吧！医生说给点什么药？我说，给点不打呼的药。他说：没有，没有这种药。
於：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呐！
丁：小孩子嘛！慢慢的咧，到了早上，她们说：丁玲！你去打些洗脸水来！好，我又给她们去打洗脸水，打水来给她们洗脸。慢慢的咧，她们又说：你不知道扫地呵！好，就扫地了，到后来，连她们的尿盆也要我倒，晚上还要起来为她们添炉子。我侍候她们，为她们做事，给她们当老妈子，表面上看来，我倒楣的很，倒的不像样子了，可是，我心里想着一个人，我们那个农场里有一个标兵，过去她领导过知识青年。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刚到这里，早上起不来，她呢，就每天早上跑去，替她们倒尿盆，替她们扫地，叫她们起来，帮她们铺炕。这个标兵和我是好朋友，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她，我想，她能自动地照顾这些女孩子，我为什么不能自动地照顾这些女孩子呢！她们也许觉得我是一个右派，我不革命，我应该侍候她们。但她们毕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能怪她们哩！我现在不能从其他方面帮她们的忙，说上几句教育的话，但我以那个标兵朋友为榜样，替她们服点务也可以嘛！
有一个时候，她们又把我叫去打扫厕所。没有打扫过厕所的人，一听到这工作，就会以为这是最不好，最下贱的工作了，事情在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那里地下水位高，要是一下雨，水再冲进来，厕所里的水就涨得很高，大便就很不方便啰！因此，一定要把这个稀粪弄走才行。开始去，我心想味道一定很难闻，还戴了一个口罩，后来，我才明白，戴什么口罩呢，没什么了不起的难闻，待久了，有一点难闻也不在乎了，我就成天在那里弄。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有个神犯了错误，宙斯就罚他打干那个井里的水，但他老是打不干。我也是那个样子，老打不干，因为地下水位高，我打下去那么一大截子水，第二天就又长上来了。我自己挖了一个沟，让粪水流到地里去浇菜，弄个瓢来舀水，舀个两三百下，休息一会儿，有时舀个一两千勺子，每天拚命地打，要是一直打到底，我就可以有三天不打了。……
於：你那时的身体怎么样？
丁：怪，人就是怪的很呐！那时是不病的。我心里可高兴了。我心想，谁都不愿意干的事，我愿意干，那就是说，我比人家了不起了。再有，每一个走进厕所来的人，都不害怕了，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大便了，都高兴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心里很高兴。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七〇年了，她们搬到有暖气的好房子里去了，她们说，丁玲还能住有暖气的房子呀，那以后，我就没和她们住一间屋子了。……（磁带完了）
（周良鹏根据录音整理，陈明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