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框架说明

本书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导论、所得税与公平原则的历史追溯、清末民初所得税法制的形成、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试办、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正式举办、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逐步完善、结论。

“导论”部分，首先介绍研究内容及意义，再对学界关于民国所得税的研究概况进行总结评述，接着分述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研究所得税不能就所得税谈所得税，否则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所得税是税收体系中一个具体的税种，从类型上说，属于直接税的范围。要了解民国所得税，首先要了解当时的税制体系，对直接税体系有完整的了解；其次，还要把税收体系放到整个财政体系中去，分析当时税收对国民经济体系的贡献和作用；最后，在横向分析之后，还要对中国税制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纵向发展脉络有个清晰的认识。以上内容都涵盖在文献搜集的范围内。

所得税改革是当代中国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从课税模式到税率选择，从个人所得税到企业所得税，从所得税现代化到所得税国际化等，都是学者们乐此不疲讨论的内容。所得税在我国的发展并非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当代所得税制发端于清末，经北京政府筹议，南京国民政府试办、正式开办，逐渐发展成熟。本章通过对研究思路的介绍，阐述文章的创新点。

第一章“所得税与公平原则的历史追溯”，分为所得税的历史追溯与公平原则的历史追溯两部分。税收从其起源的第一时间起，就打上了规范性和制度性的烙印，而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点则决定了其必须由上升为国家统治意志的“法”来保障实施。我国的税收历史悠久，文献中可找到关于夏商周时期“贡赋”的记载；田赋、徭役、专卖、工商杂税与税收管理，通常构成各朝代完整的赋税体系。关于税收法律的记载散落在历朝历代的法律典籍中，“律”中对违反国家赋税制度的行为作出了惩罚规定，对于“赋税”制度的规定则存在于其他法律渊源中，如“令”“会典”等。所得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产生，中国的所得税最早可溯源至清末。

“公平”一词的内涵颇多，其既是法的价值，又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本书中所述“公平原则”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税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为避免概念混淆，这部分内容主要阐述“公平原则”的含义，论述其与相近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如公平价值与公平原则、税收的公平原则与税法的公平原则、公平与效率、公平的误区等，本书的“公平原则”专指税法的公平原则。

民国所得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民初所得税的形成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试办阶段”和“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正式举办阶段”。民国所得税的资料包括很多内容，从立法到具体实施，从确定税率到税率变更，从稽征方式到管理改革，可谓应有尽有，统计数据更是琳琅满目。本书的写作重点在立法、税率确定的方法、征收管理等原则性问题上，较少讨论课税级距、精确税率等细节问题。

第二章就第一阶段来展开，包括清末和北京政府时期（1910年至1927年）。所得税为清末民初中国引进西方税制中的新税种，因此需对所得税的产生背景作出详细的分析。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中央地方财政的划分，都是所得税在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北京政府对所得税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尝试，并成立了全国所得税处，但所得税的筹议试办结果并不理想，各界不断提出质疑，政府不断让步，最终征收的所得税寥寥无几，中央试行所得税的尝试遂以失败告终。

第三章就第二阶段来展开，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年至1934年）。此时期北伐战争完成，全国政权逐渐统一。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明确提出通过推行直接税来达到“节制资本”的目的，以所得税和遗产税为手段，多取税源于资本家。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召开后，国地两税重新划分，所得税确认为将来国家之新税。为试办所得税，财政部两次修订《所得税条例（草案）》及其实施细则，但在受到广泛质疑后，为求稳妥，没有开征所得税。此时期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开征所得捐，实为党内捐款，为党员抚恤之用，与所得税性质类似但有区别。

第四章就第三阶段来展开，为抗战中前期（1934年至1942年）。在此期间，所得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体系已具雏形。所得税开征没有多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所得税作为极具“伸缩性”的税种，充分发挥了筹措政府经费的功能，在国民政府的积极宣传下，征收效果颇为理想。此时期有关所得税的主要法律文件为《所得税暂行条例》和《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由于推行时间不长，法律条文设置得过于简单，因而各类法规相互间多有交叉，未能完全分割。另外，这一时期所得税征收手续繁杂，偷漏税行为较多，财政部遂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第五章就第四阶段来展开，为南京国民政府后期（1942年至1949年）。在这一时期，《所得税法》颁布，财产租赁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得以正式开征。至1943年《所得税法》公布前，所得税已开征7年，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稽征经验，经过慎重考虑，1946年正式颁布《所得税法》并开征综合所得税，在分类征课的基础上，对总收益课税。至此，所得税制趋于完善，基本实现了“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的税收公平合理目标。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经济形势尚未好转，内战又开始了，物价波动幅度很大，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修订税法以适应经济极速震荡的情势。朝令夕改使商民无所适从，所得税制形式上的完备与执行中的失调相冲突，最终失去了税法的公平要义。

第六章“结论”。民国所得税制度研究于当代的启示又回到了本书的写作初衷上，即本书的写作意义是什么，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民国所得税历史沿革的概述、民国所得税发展特点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一些于当今税制改革值得借鉴的内容，但此种借鉴只是就原则思想来说，不涉及具体的细节问题。本书通过对民国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分析评述，认为对于“所得税”这一具体的税种来说，“税法的公平原则”应为其首要的法律原则，当代所得税制改革只有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所得税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融收入与调节、稳定功能为一身的所得税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