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校在中国：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学生
- 鲁育宗
- 4102字
- 2020-08-29 21:43:49
三、中国国际学校的各发展阶段
如果要追溯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鸦片战争之前：1839年，西方人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堂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所“国际学校”。当然，与当时西方殖民国家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学校（历史与社会学家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形式）一样，马礼逊学堂是一所典型的教会学校，除了学习汉语、英语、科学、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生物学等课程之外，《圣经》学习也是这种学校的标配。马礼逊学堂最初只有5名学生，老师由牧师来担任。在半天汉语、半天英语的教学过程中，这所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对世界逐渐形成并不系统与全面的认知。
而随着19世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开始在沿海地区兴办起来，这些教会学校将当时更为先进、科学的西方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带入了中国，并逐步获得了中国一部分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也揭开了中国社会“西学东渐”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取经于“西塾”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的一批晚清新式学堂也开始建立起来，清政府甚至开始刻意地培养、选拔有资质的学生赴西方留学。晚清至民国时期，这些从基础教育阶段就接受了“国际教育”的学人中，涌现出了如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华民国内阁代总理蔡廷干、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梁如浩、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著名民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一大批对中国社会发展与民主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时至今日，国际教育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名词，从一开始的政府和高等院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并开设语言与工程类的高等教育国际课程，到目前基础教育相关国际课程的引入以及国外中小学教学模式和人才评价机制的借鉴，国际教育逐步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领域延伸。
本书所定义的国际教育，更多是指基础教育领域的国际学校，也通常是指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国际学校（从幼儿园至12年级的学校）。事实上，中国的K-12国际学校已经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部分内陆城市完成了较为全面的布局，并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为子女考虑基础教育时的一个重要选项。据中国国际教育调研机构“新学说”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7月，中国国际学校大约有739所，其中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24所，民办国际化学校392所，外籍学校123所（此数据包含已公开称将于2016、2017、2018年开学的国际学校或班级数量）。”[1]
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的国际学校数量还并不算多，但我们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K-12国际学校在中国的数量仍为个位数，在短短不到30年时间内，K-12国际学校在中国完成了快速的增长，其发展阶段可具体概括如下：
（一）萌芽阶段（1980—1989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国际学校萌芽于新中国扩大外交后驻华使领馆人员子女学校的需求。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始的更早，1973年，随着和我国建交国家的增多，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芳草地国际学校（前身为芳草地小学，原为外交部子弟小学）开始接收驻华使馆人员的子女和外籍及港澳台学生入学。而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在1975年被市政府指定为对外开放学校）则于1989年6月成立国际学生部。这些学校是为满足当时为数不多的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而建立的，基本采用的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相比当时的普通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增加了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文化的教学内容（比如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与今天的国际学校从本质上有很大差别。
随着驻中国外交人员数量的增多，1980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该校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建校之初，学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至2002年，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经开始批准接收除使馆人员子女以外的外籍人员子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且仅仅停留在地图上的政治经济体，以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区以及部分沿海发达城市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先行者”们，通过招商引资、下放经营管理权给企业及鼓励与扶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等一系列手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与企业将其战略目光投向中国。随着企业与资本的流入，外籍员工进入中国工作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育需求促成了一批国际学校的诞生，譬如1988年在深圳特区设立的蛇口国际学校，就是为了解决到蛇口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二）发展阶段（1990—1999年）
至20世纪90年代，到中国投资的欧美企业进一步增多，外籍人员子女受教育的需求进一步扩大，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央与地方政府陆续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操作办法，进一步为中国国际教育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其中，部分国际学校的招生对象范围逐步扩大，虽然在原则上还是只接收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员子女及港澳台人员子女，但实际上已不再局限于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子女。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传递的信号还是市场需求，有关国际学校发展前景的“想象的空间”已经被打开了。
这10年中，国际学校迎来了第一次快速发展。至1999年底，新建的国际学校共有86所，其中公立学校国际部（班）10个，民办国际学校39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38所。其中，上海中学国际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广东碧桂园学校、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北京京西学校、北京耀中国际学校、上海长宁国际学校等有影响的国际学校或公立学校国际部（班）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而除了数量上的增长之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力量参与国际学校办学已经成为趋势，民办学校中也开始涌现出足以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班）媲美的精品学校。
（三）井喷阶段（2000—2009年）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同时也为一批中国人创造财富提供了空间与机遇。瑞信研究院在2016年发布了第6份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当前全球家庭财富和人均财富分配的直观信息。其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的，达1.09亿。中国百万富翁（按美元衡量）与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也增长颇快。瑞信研究院还预测，未来5年中国百万富翁人数将增长至230万左右。报告认为，中国仅用15年就完成了从6.3万亿美元到近23万亿美元的财富增长，同样的增长幅度，美国却花了整整33年（1939—1972年）。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而据中国《法制晚报》的报道，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人口数量将在2020年达到7亿。
诚然，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以及划分标准仍有不同的讨论，预测的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正在逐年快速提升，而在这其中，教育愈来愈成为中国家庭消费的重要支出。这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产业发展的客观原因有关，更与中国新兴精英家庭的主观原因密不可分。在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接受教育完成了“命运的改变”，因而这一逐渐扩大的人群从自身经验出发，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选择更为优质、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而随着各国留学政策的不断放宽，入读国际学校作为一种通往世界一流学府、接受更为优质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教育资源的途径，已经不再是中国家庭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与此同时，2003年1月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境外教育机构在中国大陆找到符合要求的合作伙伴，经过审批后，可开办实施境外学制的办学机构或项目。此后，可招收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学校大量涌现，类型开始多样化，分布地区也开始增多。
199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和加拿大AKD国际集团（AKD International Inc.）合办的北京中加学校是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普通高中。北京中加学校的学生可以同时获得中国和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书。国外其他一流学校也逐渐加入市场争夺战，例如英国顶尖的私立中学也到海外开办国际学校。许多高层次机构开始设立国际学校，有由政府联系或直接由政府为本国海外工作人员子女设立的国际学校，还有由公司和基金会设立的国际学校。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新增的民办国际学校已经接近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与公立学校国际部（班）的结合体，这意味着在更加开放的政策条件下，通过遵循市场规律，由社会力量来创办国际学校已经经受住了历史与市场的检验，其运作机制与管理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
（四）规范阶段（2010— ）
迎来发展机遇的中国国际教育事实上并不是一直顺风顺水。在长期受中国历史经验与传统观念影响的办学环境中，国际教育，尤其是民办国际教育，难免在“快车道”中遇到挫折。2005年底至2006年，当时被称为“国际教育航空母舰”的南洋教育集团旗下的10所国际学校陆续关闭，这一事件轰动了当时整个国际教育界。虽然现在来看，南洋教育集团的败落更多归咎于资金管理等内部原因，但直至2010年前后，该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及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仍然使正值鼎盛时期的国际教育行业走上了风口浪尖。
在这一时期，应对危机，给国际教育产业适当“降温”，让该行业回归教育应有的理性，成为政府、社会以及有志投身国际教育行业并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各界人士的共识。特别是2013年，教育部出台了《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北京等地发布了停止审批公立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通知，而上海除了停止审批公立高中国际班之外，也开始规范部分办学不规范的公立学校国际部（班）。
政府虽然在宏观上支持国际教育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但在具体办学领域、学校类型等方面做出了更为明确与细致的规定。譬如，对公立学校开办国际部（班）的政策逐步收紧。从教育公平和公共资源与行政权力不得滥用的角度出发，公立学校开办国际部（班）的政策逐渐收紧，无疑对民办国际学校注入了“强心剂”，而且从长远考虑，这也更有利于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传统教育与国际教育之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为良性的竞争，相互补充。
注释
[1]http：//edu.qq.com/a/20160727/033371.html.
[2]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2016-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