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技论说辅教”的历时结构与实践形态的嬗递
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创刊，在晚清近百年的文化结构中，传教士报刊相踵相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内容驳杂，涉猎广泛，质态不一，而西方工业革命的自然科学成果则成为其宗教传播的辅助工具，使得“科技论说辅教”现象（见表1）成为晚清思想传播史和文学演变史中的重要内容。
表1 重要传教士报刊西学专文状况一览
续表
由表1可知，传教士报刊中涉及科技现象或成果的内容在西学专文中的比例高达54.3%，而在这些文章中基本上都涉及“科技论说辅教”论说模式。
之所以这一传播现象成为传教士报刊的显性常态，除上文提及的文化内在动因和现实动因驱使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科技论说辅教”策略基本上是晚清大部分寓华新教传教士共同秉持的宗教传播理念[54]。虽然在1877年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寓华传教士大会上反对非宗教性报刊和反对传播科技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也导致其时《万国公报》西学知识内容短时期的减少[55]，但反对派多秉持着传统口头传教的方式，并未彻底改变作为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文化走向（传教士“科技论说辅教”思想见表2）。
表2 传教士“科技论说辅教”思想一览
续表
正是由于一以贯之的“科技论说辅教”立论思想，晚清传教士在其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中，科技成果的传布和宗教思想宣传往往纠缠在一起，使得传播史学者在面对这一复杂传播现象时，往往选择一点，不计其余，导致对其文化价值产生过高或过低的评估，误导了我们对晚清传教士文化工作的理性认知。因此，充分厘清其文化表征，当为“科技论说辅教”现象研究的重心所在。而于其间，亦不应将其作为一种简单机械的宗教传播策略加以笼统认定。因为传教士报刊伴随着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顺应时代变迁、鼎革传播方式的状况，而“科技论说辅教”从纵向时间序列来看，也具备变化不拘、调适顺应的历时性特点。
所以，“科技论说辅教”历时性传播架构的文化表征可从三个阶段进行考量[56]，并观照其发展规模、传播理路和模式特点。
第一阶段（1815～1842）：比附移植，消除歧见——一种去塞求通的理路。
有清以来，禁教始自康熙一朝[57]，闭关严于乾隆时期[58]，闭关禁教的政治文化格局其后尤烈。1801年，嘉庆颁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59]加之中华文化独立一体的格局和国人“天朝上国”观念的固守，赴华新教传教士希图开展的宗教传播活动步履维艰。正如马礼逊所言：“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60]如此一来，“文字播道”便成为新教传教士跨境宗教传播的便捷手段，而宗教报刊则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境外和广州一地，他们共创办了五种报刊，分别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1828）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
在此阶段，传教士报刊中“科技论说辅教”的内容已初具规模。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共发表文章244篇，而涉科学文化者凡29篇，多于十一之数。米怜曾明确其编辑思想：“这本小刊物创立的原本目的，是要把一般知识的普及与宗教、道德的推广活动相结合，包括传播足以促使人们反思及激发其觉悟的公众事物的时事。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也不忽视其他次要的目的。因为知识与科学就像是宗教的使女一般，可成为道德的支柱。”[61]这些科技文章已奠定了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思想雏形，并垂范于后来。
为冲决国人“天下中国”的世界观和谶纬天象的思想，其时传教士报刊科技内容多涉天文、地理，比重近于半数，亦兼及生物、医学、化学、自然神学和实用知识。这印证了马礼逊的“科技论说辅教”思想在内容上的实践状况：“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 [62]
而细究其实，亦可清晰考察出这些科技内容附会“神创造天地万物”观念展开陈述的模式框架。如在《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一文中，论证日、地、月球之关系时，引介了“引性”（引力）和“向性”（向心力）的概念，并将其归因于上帝：“问：万物本来有这性，又自会长存否？答曰：非也。神至上者，原造万物时，即就加赐之以此性，又神之全能常存之于万物之内也。若神一少顷取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地必不复萌芽。”[63]1819年米怜将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章”编为《天文地理论》（View of European Principles of Astronomy），其中有11篇天文学文章。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与其说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不如说是为了与中国人的“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64]。
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试举例言之：
1.星者，并地周行太阳者，为谁信、金星、火星、土星、木星并列也。若论其转轮，其距太阳近远，只观其星图，宇宙之一撮为此地也。……以宇宙无量之大，无限之广，由此显上帝之能权，可以造化掌治。养保寰宇之中，人之至慧至智不能尽测之，已说宇宙无限，眼力之所至，万里镜所及，所莫尽宇宙也。诸国预知上帝之全能明智，首推天文之学。以算学度星之相距日、月、地之转轮朔弦节气交宫，制测量仪器。……愈见上帝之全能昭彰矣！[65]
2.日月食是显著神天之大能，而我凡人看日月食，该大敬神主也。古者与今无学之人，多常说月食为不吉之兆，而怕天狗尽食下肚去……却不知道此月食是神天预早所定着。[66]
3.自是言上帝之明智，定期立节，终一毫不错。太阳之旋转，地之轮周，昼夜之长短，皆依神主之政，一瞬间也不可离矣！[67]
由此可见，其时的“科技论说辅教”的文本抛弃近代科学所依托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科技哲学传统，将宗教内容直接嵌入科技文明成果的论述当中，以“神主万能”解释科学现象，颇具机械操作的特征，故此将其称为“比附移植式传播模式”。
这一传播模式虽然较为简单直接，但在第一阶段的“科技论说辅教”现象中具有统治地位，应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也影响到了后续阶段的宗教传播活动。当然，这一阶段传教士报刊也有个别纯粹介绍西方科技的专文，但其纯为个案，不具有代表性[68]。
第二阶段（1842～1860）：论证发明，万理归神——一种学理说服的模式。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晚清历史的转折点。“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69]国门洞开，清政府“量变为通”，弛禁天主教[70]，并允许法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71]，这使得寓华传教士的宗教活动状况迥异于前。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停刊后的15年间，中国并未出现令人瞩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72]。究其原因，窃以为有二：其一，欧陆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风潮变乱社会秩序，影响到宗教跨文化传播活动；其二，寓华传教士区域性传教自由致使“文字播道”受到忽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73]，让传教士们领悟到报刊书籍的巨大力量，“马礼逊传统”方得以回归[74]。可以说，1853年刊行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1853）是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新起点。
此阶段代表性报刊除《遐迩贯珍》外，还有《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1854）[75]和《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1857）。其“科技论说辅教”的内容较之于第一阶段广度有大幅提高。《遐迩贯珍》共刊登西学专文100篇，科技文章占43%[76]。《六合丛谈》共刊登专文80篇，科技文章占33.5%[77]。在《六合丛谈·小引》中，伟烈亚力介绍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来西人学此者，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启名哲未解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78]，并明确其分科状况，分别涉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电力学等学科。这是较早引介西方科学分科的重要文献，此时刊物文本分布亦自主遵循科技类目展开。而其文本内容深度亦较胜于前。不单对某一科技类目的知识介绍自成体系，其内容推介亦富学理[79]。这得益于19世纪50年代诸如伟烈亚力、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杨格非（Griffith John）等学者型赴华传教士的文化努力[80]。
虽然其时科技内容的引介周延而深入，但并未脱离“科技论说辅教”的框架。伟烈亚力细数科学类目后，明确宣称：“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汇，由于上帝所造，而考察之名理，亦由于上帝所畀，故当敬事上帝，知其聪明权力无限无量。”[81]遵循这一原则，《六合丛谈》中的科技内容多数带有明显的宗教烙印。即使是具有较强知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重学浅说》一文亦不例外，在讲解重力原理的同时，文章引入宗教宣传：“细察万物，知造物主于一切动植，用质少而得力大。故动植诸物，其体若更大，则本力必不能自胜其重。”[82]这将物体受力情况归因于上帝的律法，自然万物的存在与和谐皆为上帝的创造。
为彰明该阶段“科技论说辅教”的特征，兹以例证：
但用此水气之机于行船，创之者，不过始自前五十年，现则遍行寰宇。或疑问开辟至今近六千年，亘古来竟无一人能悟此法，惟我圣经内曾载云：时至季世，上帝将届降临尘世之期，人类之知识技能，增胜前古，遐迩之往来通达，倍胜于昔年。[83]
此为例1，通过对蒸汽机的介绍凸显基督教义的先觉。
格致家察世上万物，皆以数元质配合而成。元质者，独为一质，无他质杂其中也。元质之目，约六十有四，恒用者十三，而动植物，则又仅用四质成之。四质维何？曰炭、曰湿气、曰养气、曰淡气。凡植物之花叶，动物之骨肉，皆合此四质成之，有间用硫磺及磷二质者，其偶焉。动植之类实繁矣，而仅用四质其法维何？曰易其位置，即易其物，如树之位置为
，肉之位置为
，骨之位置为
，乳之位置为
。……夫六十四元质，犹中国字体诸偏旁，外国之二十六字母也，合成诸物，莫不奇巧，犹合字为篇，文理兼优也。故疑万物自然而成，非上帝造，则亦可疑诗古文自然而成，非人所作矣。用诸元质，各式各有定分量，其率如左……上帝造一切物，大率用上三法。[84]
此为例2，通过对化学元素的介绍来证明上帝因循定规造万物。
西国有显微镜焉，用以察滴水，中有生动之物，不可胜数。此物虽至微，然其脏腑筋骨血络脑髓，与大者无异也。用以察一叶，上有山谷草木，若一世界，然动物生长其中者，盈千累万，种类不一，几与地球面人物之多相等也。牛乳饼霉坏时，中生微虫，非目力所能及。……一切物中皆有微虫。虫虽微不能自生，必受造于上帝，故万物之中，上帝无所不在也。[85]
此为例3，通过对显微镜的介绍显示论证上帝万有。
自英至法，由海而过，有通标一；越地中海，亦有通标一。自英而印度而合众皆将作通标，功已垂成。若能行于中国，则四海一体，呼吸相通，由是而天下民人有益可以共知，有危可以相避。昔人云，上帝作之君，作之师，因地而生，各异其俗。然列国之制，虽有攸殊，而此心之理无不相同，天下大主惟一，真道亦惟一。[86]
此为例4，通过对电报功能的介绍引证真道唯一。
基于上述，此阶段“科技论说辅教”的方式已超越第一阶段利用科技成果显示“神主万能”的比附移植的模式，科学知识也已不再是吸引国人倾向上帝的外在砝码，而成为论证上帝合理性的基本论据。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论证“上帝无所不在”（例3和例4）；另一为论证“上帝无所不能的律法”（例1和例2）。在传教士的眼中，“穷极毫芒，精研物理”[87]，格物致知的目的是“知上主之定旨，荷大造之帡幪”[88]。这也是欧陆自然神论基本的学术理路及其在寓华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框架下的普遍运用。故本节将此学理说服的“科技论说辅教”目为“论证发明式传播模式”。
此阶段报刊“科技论说辅教”所涉西方科技文明引介充分，知识架构全面，且发行规模也有了大幅提升[89]。这些报刊引入日本后成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分子选择性传播西学[90]的重要来源，但在国人受众中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91]。并非这些科技知识丝毫不能引发愚昧国人的兴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技论说辅教”现象造成了文明冲突中的文化拒斥，就连与伟烈亚力合作过《西国天学源流》的王韬亦曾言：“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也。”[92]
第三阶段（1860～1895）：彰示优越，宗教源出——一种文明同化的诉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清政府内忧外困，“时事艰危之极”[93]。时局变化催生了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新格局。一方面，战后洋务派重拾“夷技制夷”思想，开始注重西方科技知识的吸纳和推广[94]；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95]。之于前者，清朝同文馆对于科技知识较为系统的译介传播，且具有新式教育的模式和框架[96]，使得传教士报刊所涉西学内容的结构比重出现偏移，经济、政治、教育的内容大幅提高（分别占25%、19%、2.9%），地理、历史、天文的比重下降（分别占1.3%、8%、1%）（见图1）。而之于后者，对服务于同文馆的传教士有着严格的限制，“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97]。
但是，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赋予了传教士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98]，其宗教活动不再囿于通商五口，而是拥有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传教士报刊的发展也从第一阶段的东南亚和广州、第二阶段的香港和上海向内地尤其是京津地区偏移。传教士们拥有了接近清朝权力中心的机会。同文馆大部分教习由传教士担任，而他们又是当时传教士报刊的创办人或撰稿人。这一双重身份也正承受着前面所言的双重压力，故其时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内容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图1 晚清传教士报刊西学类目内容比重趋势
注：本图所涉报刊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闻七日录》《中西闻见录》《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据其内容分类编制而成。
调整后的“科技论说辅教”跳出论证说服的宗教宣传框架，进入彰显科技文明优势、文明源出于基督的理论境域。在其时传教士看来，唯有在文化上拥有相同的立场，方能在信仰上保持共同的取向。所以，要想实现中国的基督化，首先要实现中国的西方化。而彰显文明优势是西方化中国的必然前提，“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99]。丁韪良曾直言：“新学之创肇于泰西，泰西之兴本于圣教。”[100]形象标示了这一宗教传播理路的思维框架。
当然，欧洲19世纪科技文明的发展亦仰赖于之前的启蒙运动。其间，由具有唯物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的“百科全书学派”[101]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技哲学体系。随着中国士人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深入[102]，寓华传教士不得不在其“科技论说辅教”活动中对此有所顾忌。而调整科技与宗教的渊源关系的表述可以有效规避宗教神学在科技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尴尬：“西国之创格致者曰贝根（培根），曰来此尼斯（莱布尼茨），创论天文者曰奈端（牛顿）、曰刻百尔（哥白尼）、曰侯失勒（伽利略）……此皆耶稣燃光于其心，令其烛照无遗。后之传此诸学者，或奉耶稣或否，则诸创始者燃其余光于诸人心焉。”[103]
由此，该阶段的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的内容从器物宣教转向了文明批评。本书将其视为“文明同化的传播模式”。这一隐性传播的内容契合了时人对国运民生的忧虑心理，“开阔了国人的眼界，逐渐破除了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的心理，有助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改良思潮的传播”[104]，从而也迎来了传教士报刊的黄金时代[105]。这一时期“科技论说辅教”现象较有代表性的报刊有：《中外新闻七日录》（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1865）、《中国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1868）、《中西闻见录》（The Peking Magazine，1872）、《时报》（1886）、《中西教会报》（1891）。其中贯穿整个时代最有影响力、最具特点的当属1874年改版而成的《万国公报》。
在这些报刊中，“并讲天文地理格致之学”[106]的《中西闻见录》因其传教色彩不甚明显，往往被视为“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107]。但是鉴于该报与同文馆的复杂关系[108]，其规避宗教内容有其现实的利益考量[109]，是为赢得清政府官方认可的权宜之举。该报发行1000份，多为赠送，以结识各级官僚。梁启超曾说“《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110]。但当时《万国公报》对该刊文章的转载，弥补了它传播效果的不足。事实证明，丁韪良借助《中西闻见录》的文化努力赢得了清政府高层的赞许。
即使是这样一份内容相对单纯的报刊，亦不脱“科技论说辅教”痕迹。该刊曾载艾约瑟（Joseph Edkins）《风水辟谬——略论四端》一文，用科技观念批驳中国的风水思想：
风水本系因佛经而传会无疑，至中国五行之说，由来已久。泰西诸国新近考得万物相互感动俱有化学之理，亦有格致之理，如光化电气寒暑诸新学，均已著有成书，在中国译而行世不少。好学深思之士，潜心考究，自能造其精微，奚必据执旧说，徒为胶柱鼓瑟也哉？[111]
他接着论证泰西诸国亦曾受巴比伦术士影响迷信星座之说，“迨后耶稣圣教既兴，术家遂衰，改以真理已至，伪道无存”。与此论异曲同工者，尚有《论雨非由龙王》，其论曰：“盖无格物致知之学，妄谓雨出于龙；而智慧之人，则归荣于万物之主。”[112]此类文中对中土迷信的基于科技话语的批驳，渗透着文明的优越，而这为科技文明源出于宗教信仰的论点奠定了基础。
若说此类彰显先进优越、期于文明同化的文本稍嫌促狭的话，那么《万国公报》所涉“科技论说辅教”内容有效避免了这一弱点，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科技的功能超越了“强国厉兵制夷”的“官科技”单一功利论，上升到“富国利民除弊”经济学思想的高度[113]，这更容易得到对现实不满的民众的普遍认同[114]。虽然改版而成的《万国公报》[115]的世俗内容有所增加，但其“宣传基督教的主旨始终未变”[116]。对此，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并不讳言：“《万国公报》于精神、目的和影响方面亦属传教性期刊，尽管其间诸多非纯粹意义之文章，然其与基督教教义与精神一致，目的在于启发华人，为接受真理而作准备。”[117]所以，虽然《万国公报》的科技传播更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功能的考量，深度和广度皆有巨大提升，对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亦未超脱“辅教”之工具的传播框架。
当然，作为一份持续时间长、文化影响力巨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历经改版、停刊、复刊的反复[118]，其“科技论说辅教”的结构形态亦未一成不变。质言之，“学”与“教”的内容比重受报刊主体传播思想的影响存在博弈。自1874年改版至1877年5月，该报内容顺序为：京报全录、辕门抄为首，各国新闻其次，自然科学再次，教会信息最后。其基于“文明同化”的“科技论说辅教”未有明确、大范围的涉及。科技内容中宗教观念的铺陈并不显著。这种表象上的内容的二元结构，让读者“论政事而欲观教事者，多不满意；论教事而欲观政事者，难以悦心”[119]。随着1877年5月基督教新教传教大会对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科技内容的批评[120]，《万国公报》调整了所刊内容，科技文本急剧减少。林乐知记载了此情况：“兹于各口岸各内地传教牧师大会之期，相互商酌，佥曰：公报如经文会友，应请各口岸各教会良朋，各抒己见，各尽所长，或采时事之可书，或发圣经之要旨，长篇大论聚印报中，岂不更与公报有光哉！”[121]于改版之始，至1883年停刊，该报恒于科学与宗教间浮移，未至平衡，这是其“停刊的主因”[122]。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彻底扭转了内容选择上的失误：“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译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它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务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123]“器”“道”的平衡和格致源流的阐述延伸了“科技论说辅教”的理路，使得该报一度辉煌。而其文化努力“是真正属于传教性质的，它为人们接受上帝直接启示的宗教真理铺平道路”[124]。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万国公报》复刊后的“科技论说辅教”不再简单承继上述两个阶段的传播模式，亦不局限于对中土迷信思想的批驳，而是将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国民的福祉和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然亦不废宣示同一文化母体内基督教的作用。在其《治灾要法》文中，陈述了电报、火车等技术带来的资讯顺捷，交通便利之于救灾的重要意义后，作者接着论证：
夫中华非小弱也。衣冠文物之雄风自若也，幅员四十余兆亿，民数四百约兆，上本尧舜文武之政，下皆禹望散皋之才，周召之流泽孔长，孔孟之教化如昨。人果体上帝造人造物之心，究圣贤格物穷理之益，晓然于致知乃正心之本，物格诚治平之由。即如电科通报，草亦知机，风雷告认阴阳，花木扩人心思，火车便用铁路御灾。倘国家力有未逮，商民助而行之。[125]
文章隐晦地将科技文明的进步与宗教思想联系起来，有效规避了因直接宣教而造成的接受尴尬。而在《论格致之益》中，作者在累述西方社会防疫、消防、安全生产的状况，介绍安全矿灯的发明以及瓦斯事故杜绝的技术后，将科技发展的宿因归结为基督教对西人科技精神的塑造：
考察地理何层是煤铁，何层是金银，挖出以供人用，非精于格致者，其疏能之？何谓天地之理？上帝慈爱世人各予明悟，其默示有三：良知良善，一也；默示圣人以先知之质，俾先知觉后知，并通上帝之子以默示世人，二也；造成天地形形色色，明示于人，人亦因而启悟，读书而知书理，见天地而知天地亦一书也，三也。然上帝能力智慧人本难穷，必明乎格致，然后俯观仰察，考究深而聪明增，始知上帝智能之精，排造之妙，一以贯之矣！[126]
此论述深化了自然神论的内容，在彰显科技文明优势的同时，将宗教宣传的观点植入其间。为达到这一文明同化的目的，引领国人讨论，《万国公报》甚至刊登有奖征文启事，其论点亦有所限定，“一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二问泰西算术何者较中法为精”[127]。诸如此类内容，在复刊后的《万国公报》中不胜枚举，也成为第三阶段“科技论说辅教”现象的代表性文本。
综上所述，传教士报刊历经80年历时性沿革，其“科技论说辅教”的努力因时代变迁和晚清内政外交的现实情状呈层层发展、逐渐深入的态势。这一论说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封闭僵化的晚清民众眺望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但因其浓重的宗教意识的纠缠，也阻碍了沉迷于传统文化的国人对于科技文明的理性把握，扭曲了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的想象。所以，“科技论说辅教”针对晚清民间的科技传播呈现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尴尬状况，近世学者将其目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启蒙活动，失之偏颇。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随着甲午战争后，诸如严复、马君武、梁启超、蔡元培、杜亚泉、樊炳清[128]等国人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技功能自觉的深入讨论和传播，科学意识才真正进入士人阶层有限接受和发展的境域，而其时传教士报刊的“科技论说辅教”虽有其余绪，但已属其时科技传播的末流，不值得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