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技论说辅教”与文学功能论的生成

中国“文学”观念的结构转型发生在晚清国门洞开之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文体结构、文学功能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对于文学的认知和创作。与中国一样，其时西方对文学的理解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彻底的改变，形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体系。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文化涌入并非其现代文化成熟后对中国文化观念改造的结果，恰恰是中国被迫开放国门后两种文化重构的一个过程。所以，认为与道咸两朝同期的西方文学体系具有成熟的现代结构的观念是错误的。但其借启蒙运动之余绪开启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文学实践无疑具有与传统文学观念天地悬隔的质的飞跃。这些改变也同时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改变。

与传统的以“诗”与“戏剧”作为文学主流文体不同，19世纪的西方文学文体杂陈，蔚为大观，形成了具有现代文学体系的大致框架。同时，与传统的以关注“命运”、洞悉“人心”、诠释真理、再现生活的既有文学母体不同，19世纪的文学更倾向于批判社会、宣扬自由、探讨人道、关注阶层，文学的实践具有社会工具性功能。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1]。在其所进行的跨文化传播体系中，报刊、医疗、教育和翻译占大部分。而报刊中呈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杂糅着西方当时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功能意识。在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小说、歌谣、随笔、论说、寓言、新闻皆从其类。为解释其文学功能的实践和认知，我们从看似具有悖论特质的现代科学和宗教内容入手，分析其科技论说文体如何达成意识形态宣示的目的，从而也对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为实现中国的基督化，消解国人的排拒心理，晚清赴华传教士秉承明末耶稣会士的传教理路^[2]，将科技作为宗教传播的媒介和载体，使之成为其所创办报刊的重要内容构成。由于辅助宗教传播的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在晚清传教士报刊的科技论说文本中有科学技术实在之内容，而乏根本的科学精神，故本章将这一文类现象称为“科技论说辅教”^[3]。它具有文学工具性功能的鲜明特征。

“科技论说辅教”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4]，在晚清传教士报刊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所以，对传教士报刊“科技论说辅教”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为科学地认定传教士报刊的宗教性质^[5]，进而反思科技论说文本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论说文体的大致状态，为我们理解甲午战争前后论说腾跃的基本状况奠定基础。科技传播与宗教传播在晚清传教士报刊中双位一体，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传播结构，即使在晚清后期传教士报刊颇具世俗化倾向时亦并非性质转向，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辅教”的效果而进行的策略选择。

当然，在晚清传教士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科技论说辅教”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有所补益，并具有一定的“弱启蒙”^[6]意义。但很显然，“科学教义”只是引入“宗教教义”的序曲^[7]，“科技论说辅教”本质上是以自然事物和科技常识赢得华人尊重，并以其中蕴含的宗教观念来实现对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及民众阶层精神重塑的现实目的^[8]。如此，“科技论说辅教”的传播活动使得晚清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9]，使国人对于西方科技发展状况有所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造成了宗教传播过程中的反效果^[10]，中国的开明士人“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宗教”，甚至“将前者变成了反对后者的武器”^[11]，这使得自然科技知识的传播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弱化了科学精神在中土的传播。但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看似二元对立的论说内容中，文学的实践功能具有自主性的特质，并能够在言说的过程中完成看似理性的论辩逻辑。

由于“科技论说辅教”内容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对其所衍生的文化背景的审视距离，所以对于晚清传教士报刊中“科技论说辅教”现象的理解容易陷入片面单一的误区，不能够全面把握其文化肌理和传播框架，从而也无法做出切中肯綮的理性论断。故，厘清这一传播现象的内容构成，知悉其传播的复合框架，确定其“辅教”的策略性目的，做出科学平衡的评估，确为传播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基于此，对“科技论说辅教”现象的文化价值重估需从其异质文化背景和历时传播框架两个向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