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文本传播影响文学认知：现代文类观的生成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谓文类（genre），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指的是文学文本的种类或类型。文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文学文本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其发展中的内在演变的状况。用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话说，文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功能，一种维系世界的特殊纽带，它作为规范或期待，而在读者接触文本时起引导作用”。
在西方，文类学是一种古老的又不断发展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在中国，与文类观念相仿者，多谓文体，与文类研究中的风格（style）研究庶几近之。较之于西方文类观，中国的文体观更为驳杂、繁琐，虽呈体系化的文体研究集大成者《文心雕龙》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要晚，但中国涉及文体观念的时间要比古希腊早，且历代相承，不绝其绪。《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按广义文学论，便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文类（“文体”）观念。中国文论的经验化特点，致使文体观念多呈散落、琐屑的特点。至曹丕《典论·论文》，方有系统性特征。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钟嵘《诗品》，是唐前文体研究的不朽著作。其后，诗话、词话，历代相沿，文体研究蔚为大观。其中官修史书中的史志目录，也涉及文体文类的相关观念。
文类的发展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文化、语言观念等的发展呈现出某种隐秘的关联。一种文类的孕育、发展乃至衰亡，往往是社会和历史之河的清晰的投影。在欧洲，文类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首倡文艺摹仿说，因其摹仿的媒介不同，史诗用语言，音乐用音调；摹仿的对象不同，摹仿比我们好的人是悲剧，摹仿比我们差的人是喜剧；摹仿的方法不同，“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的是史诗，“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的是抒情诗，“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67]的是戏剧。亚里士多德以摹仿方法不同对史诗、抒情诗和戏剧的划分，成为欧洲文学影响深远的三分法，虽然他并没有做出清晰的文类划分的观念陈述，也认为悲剧具有史诗的一切成分，但在19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文类观念形成之前，它一直拥有着不可动摇的位置。歌德在《西东胡床集注释》中认为文学有三种基本形式：清晰叙述式、充满激情式与个性活跃式。其观念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变体叙述。而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认为史诗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绘客观事物”，抒情诗是“主体自我表现作为它的唯一形式和终极目的”，而戏剧诗则是“处在整体状态的精神”[68]。
在欧洲社会发展中，史诗逐渐成为叙事（narrative）文体的一个文类，而抒情诗（lyric）和戏剧（drama）依然大致保持着单一的文类指向。在中世纪，叙事文体开始扩大，史诗、谣曲、传奇（romance）、宗教叙事诗、圣徒传、故事诗等文类逐渐出现。这种状况一直到文艺复兴晚期才得以真正改观。人文主义文学的兴盛加快了文类的发展。抒情诗、叙事诗、戏剧从形式到技巧更为成熟。而近代文学主要文类，诸如十四行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开始兴盛。文学的结构性变化开始逐渐衍生。但在18世纪之前，这些新兴文类并未进入文学主流评价体系之中。即使像《堂吉诃德》这样伟大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西班牙文艺评论家格雷戈里奥·马阳斯（1699～1781）在1738年为《堂吉诃德》撰写的序言中说：“如果说《伊利亚特》是一部用诗歌写成的英雄传奇，那么《堂吉诃德》就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史诗。”[69]马阳斯在评论时不得不“托古言志”，将《堂吉诃德》这样的作品目为新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这说明在启蒙运动到来之前，西方的文类观念并没有脱离传统的束缚。直到1800年前后，浪漫主义文学家才将《堂吉诃德》视为小说创作的典范，普鲁士哲学家谢林更是将《堂吉诃德》和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视为现代小说的典范。而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并付诸实践的英国小说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类，它与之前具有虚构特征的叙事文本（romance、novella、story等）根本不同，这种新的文类就是小说（novel）。但像马阳斯一样，在《约瑟夫·安德鲁传》的序言中，他将小说定义为“散文体滑稽史诗”（a comic epic poem in prose）。他认为小说具备史诗的叙事性特点，有情节有人物，却是没有韵律的散文体，所谓“滑稽”是这种文类去除了史诗的庄严性，可以描绘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启蒙运动中，所有对小说的认定，大致基于传统的文类特征进行发挥。 “novel”作为现代长篇小说的代名词，在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拥有不同的内涵。总体而言，“novel”是由传统叙事艺术史诗（epic）和传奇（romance）孕育的而又与其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欧洲许多非英语国家直接以“roman”标称长篇小说。巴赫金认为，小说与其他叙事文类不同，是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70]。所以，“novel”是现代文学观念体系中具有现代意义和标志性的新文类。而在中国晚清时期，跨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冲击，基本上是对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重塑。从上可知，这一过程是伴随着欧洲现代文学观念形成的轨迹同步进行的。
在中国，对于小说的梳理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小说”的概念自古而有。《庄子·杂篇·外物》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义指琐碎言辞，不可通于大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家”列为十家之末：“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小说家”因出稗官，“小说”已有叙事之义，与庄子所称已然不同，但它还不是非常成熟的叙事文类，而是包含着“博物”“琐言”“志怪”“逸事”诸多内容，但这已经开启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序幕。
中国虽无史诗，但有史传。中国史传传统是中国文学叙事艺术的源头。正像西方人认为是史诗（epic）催生了传奇（romance），中国的“史传”也催生了“传奇”。唐传奇 “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形成了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从《莺莺传》《霍小玉传》中可见史传叙事的痕迹。至唐，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言小说的基本文类已具备，包括志怪、逸事、传奇、丛谈。这些文类直到清末在现代小说观念的涤荡下才销声匿迹。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小说”一直承担着对于文言小说的概称而进入官方文学认定的领域，挂在子部之下，而又不被重视。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不值得一提，这是中国传统文学对小说的基本态度。
随着宋代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普通市民对于文化的需求渐趋旺盛，勾栏瓦肆逐渐繁荣，为市民提供娱乐的“说话”艺术越发旺盛，形成“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种曲艺形式。其中“小说”和“讲史”最具代表性。前者的话本称为“小说”，大多篇幅较短，多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市井逸闻、坊间怪事，这些话本后来多发展成短篇小说；后者的话本称为“平话”，多涉朝代更迭、历史战争、史实野史，因连续表演，这些话本后来发展成章回小说。中国白话小说开始进入繁盛期，但“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白话小说自来散落在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事实上，白话小说自打诞生之时就和文言小说壁垒森严，在晚清之前，士人的意识中尚未有“将《儒林外史》和《阅微草堂笔记》放在一起讨论的必要”[71]。而小说涵盖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就造成了文类上的混乱。事实上，文人评论叙事文本时对“小说”的认定也是摇摆不定。明王世贞将其诗文集叫作《弇州四部稿》，以示“赋、诗、文、说为部四”，提出“说部”的概念。“说部”这个概念基本是为了分隔文言白话小说的范围，是士人阶层基于自身的价值评判所做出的文化努力：“说部” 指向文言小说，而“小说”指向白话小说。但吊诡的是，在现代文类观念入侵之后，“说部”却成了古代白话小说、民间故事的指称概念。从这些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类知识统序的发展轨迹。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都有其自身对指称概念的需要以及社会文化权利阶层对文学疆域进行圈地的努力。
伊恩·瓦特（Ian Watt）指出，都市化形成、商业化发展、工业革命勃兴以及教育和印刷术的进步是欧洲现代长篇小说（novel）诞生和普及的重要因素（《小说的兴起》）。与此相似，中国的章回体白话小说的发展，是宋后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有清一代，禁毁小说事自顺治至光绪历朝皆有[72]，波及无算，导致清朝的白话小说的发展深受影响，许多中国优秀的叙事传统遭到断裂。比方说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三言二拍”话本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从日本回流中国，让人惊诧于宋元明白话短篇小说非凡的艺术魅力和高超的叙事水准。
但无论怎么说，“小说”（novel）这种具有现代文学标志意义的新文类，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重新整合、不断重塑的命运。自1807年新教传教士来华，尤其是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圣经》与利剑裹挟着西方科技思想、社会人文思想汹涌而来，这其中必然也包含着正在成长的西方现代文类思想。西方文学的逐渐引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差必然导致这种对话呈现不平衡的状态，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促成了中国现代文类的逐渐生成。
在这一进程中，正名是第一位的。东西方文学观念的会通首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而其中，完成文类的对译和阐释显得尤为重要。而对这些问题付出思考和努力的是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他们所编纂的英汉字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类观念不断变化的轨迹。1822年，马礼逊在其《字典》中，第一次将“novel”和“小说”建立关联。“novel”的解释是“a small tale小说书”，并附有例句“Hearing of 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ure.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73]。其中，“romance”和“novel”这两种西方古典和现代文类用来对称中国的野史演义和小说，无论是从形制还是从内容上，都是较为恰当的理解，并且以“tale”补释“小说”，含有现代novel这种文体的以“想象”为特征的状况。这显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对“novel”的解释。1848年，麦都思在其《英汉字典》中解释“novel”时说“ a romance，小说，稗说；romance and novel，野史”，也基本上承续马礼逊的解释[74]。1868年，罗存德在其《英华字典》中，解释“小说”分别用了“novel”“romance”“fiction”“story”，他将叙事化文体都纳入“小说”的解释之下，使复杂的传统叙事文类在现代的视野中逐渐集中。这也是现代文类观的一个直接的表现。无论怎么说，名正言顺，在“novel/小说”的统摄下，无论文言，还是白话，带有虚构性的叙事文本都可放在这一文类下讨论，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待小说的态度，可见其来有自。也是在这种观念之下，以小说为代表的东西方文类的碰撞逐渐展开。
一 中西新旧观念的调适
新文类的成熟，除了正名之外还需赋予其更多的观念和意义。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小说”的内涵指向在悄悄地转移。在182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重译李渔的白话小说《三与楼》，并将其与《水影楼》《夺锦楼》合称《中国小说集》（Chinese Novels）。在新译本中，德庇时删除了回目和以尧舜故事引出情节的“入话”，仅以“section”分隔故事情节。这是在用西方小说的形式观念改造中国小说，预示着这种西方的新文类必然会给中国传统的小说创作带来形式上的变化。
1867年，伟烈亚力出版了《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该书以中国传统的解题目录的形式，按四部分类法，对中国典籍文献进行了梳理。在“子部”（Philosophers）里，列“小说家”子目，共著录作品104种。其中，既包括文言小说，也包括通俗章回小说。前者有《山房随笔》《世说新语》《博物志》《酉阳杂俎》《汉武帝内传》《搜神记》等，后者有《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15种。伟烈亚力以“works of fiction”目之。这种调和文言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的做法，是目录学领域较早的尝试，也是重构中国文学文类新意涵的最早的实践。
在阐述将通俗章回小说与文言小说同列 “小说家”子目的原因时，伟烈亚力说：
中国人不承认那些出类拔萃的小说作品是其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一部分。然而，对此接受欧洲观念的人，会觉得小说和传奇作为一种文类太重要了，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对不同时代的民族风俗习惯所作出的洞察，他们对不断变化的语言所形成的范例，大多数人以此为唯一途径获取历史知识的事实，不断在人们性格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诸多原因如此重要，以致人们难以忽视，尽管如此，中国士人在此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偏见。[75]
我们清楚地看到，伟烈亚力的文学/小说观，实质上是19世纪欧洲新兴的文学观念。“national lieterature”源自18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所形成的“nationaliteraur”这一概念。在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追求国民引以为自豪的本国文化传统，彰显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成为欧洲各国文化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学在其中拥有着重要的位置。虽然但丁在14世纪初便倡导俗语写作（见其《论俗语》），但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形成潮流，而自欧洲16世纪的宗教革命以来，拉丁语作为官方通用语统治欧洲各国的语言体系的状况被彻底动摇。各国口语代替拉丁语成为书面语言，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成为各国国家意识觉醒的标志。在这方面，德语地区走在了前面，其他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这在19世纪基本上成为文化共识。民族文学观念的出现，必然使民族语言拥有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就形成了古典时期的拉丁语和新兴时期的民族俗语的矛盾，寻求其同等的文化价值是各国知识分子所致力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的语言结构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欧洲是通过语言来划分疆域，而中国是通过语言来区分阶层。尽管如此，欧洲流行的文化观念必然会影响伟烈亚力对中国文类的判断。在他看来，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都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具有敦风化俗、记录时代、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作用。这些文类调和的观念我们今天已司空见惯，但在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文化意识里，无异于惊世骇俗的疯狂之语。但就是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西方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文类的重塑和价值赋予必然反过来影响与之接触的传统士人。
这种情况，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变成了常态，尤其是在甲午之役爆发后，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开始寻求各种救国之道。文学亦作其中之一途。1895年，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希求通过新式小说激发人们对三种时弊（“鸦片、缠足和时文”）的批判，以改变现状，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傅兰雅在以西方小说的理念改造中国小说，推动了中国小说从劝善惩恶的训世功能到社会批判功能的转变。傅兰雅的小说观念无疑是源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他说：“一个写得好的故事会对大众的心灵发挥永久而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可能没有一部能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起人们反抗奴隶制度方面相媲美。”[76]他以“求著时新小说启”为题，在《申报》（1895年5月25日）、《万国公报》（1895年6月）发布广告，其文如下：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傅兰雅借助小说鼎革时代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观念，赋予了小说新的文化内涵，是对旧有文类的赋新。这在寓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学文类的重塑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马礼逊、米怜、郭实腊、麦都思、伟烈亚力的文化活动中，借助文学以达成宗教的传播，使文学具有了意识形态传播功能，而傅兰雅更进一步，赋予了文学明确的政治功能。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文学尤其是小说具有政治功能的观念一以贯之，其源头就在于此。
在文学史上，清末的小说革命领军人物是梁启超，其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向来被视为“新小说”的标志性事物和文本。梁启超推动中国小说变革的功绩自不待言。但在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前七年，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也具有非凡的进步意义，应该引起文学评论者的注意。以《申报》《万国公报》在当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傅兰雅与维新派核心人士密切的关系而论，梁启超应该在这次征文活动中受到过影响。
这次征文活动共收到162部作品，从“寥寥数页到四卷六卷的动人故事”[77]，但结果并不令傅兰雅满意。后因傅氏返国，书稿一时湮没。这并不说明此次活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征文活动直接催生了两部作品：饮霞居士的《熙朝快史》和萧詹熙的《花柳深情传》。它们因为没有寄给傅兰雅而得以留存出版。前者于1895年出版，是清末谴责小说的先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今天看这部小说过于简陋，也承章回之体，但从内容、语言、观念上考察，已具有现代小说的模样。而傅兰雅带回美国的书稿，在110年后，因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迁馆在尘封杂物中被发现。这批新旧文类交错、质量参差不齐的实验性文本，必将给研究者提供晚清现代文学转型新的视角和语言证据。
二 译介西方文本的示范
伴随着西方文学文类观念的植入，西方文学文本的引介逐渐成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文本在译介的过程中，在文本形式、语言运用方面保留着大量传统的元素，对内容和细节的处理也有着对中国文化和习俗的归化问题，但其内容指向、情节设置、叙事模式还是和中国传统小说有着较大的差别，影响着中国士人对叙事文本新的理解。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前，对外国小说的译介寥若晨星。而之后其风大盛。据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统计，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九年（1911）共有翻译小说997种，而在1895年前仅有7种。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自光绪元年（1875）至宣统三年（1911），翻译小说达600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的2/3。庚子之变后，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其时有《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四大小说杂志。这些杂志中国人创作和译作交织，形成了小说文类的中西互构，为后来的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同治十一年（1872），《申报》刊载了三部翻译小说：《谈瀛小录》[78]、《一睡七十年》[79]和《乃苏国奇闻》[80]。这些作品是较早引介的非宗教文学文本。1873年至1875年，《瀛寰琐记》刊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原著为英国作家爱德华·鲍沃尔-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该作品发表于1841年。译者蠡勺居士借鉴中国小说艺术的表现方式，对小说进行归化移译，向读者呈现了欧洲社会图景，令人耳目一新，其在译本中渗透了小说文类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观念，指出中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富民强国。应该看出该译本为中西知识分子合作的产物，惜无证据佐论。
在晚清文类转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回头看纪略》。1888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发表《回头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赴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将其翻译，并以《回头看纪略》为题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了近五个月。后于1894年以《百年一觉》为名结集出版，这一带有社会政治启蒙意味的社会乌托邦小说以中世纪幻游文学为借鉴，但其悬隔时空和针砭现实悬置政治理想的方式具备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现在许多人多目之以科幻小说，但基本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发展的结果。
《回头看》中的主人公维斯德因经济危机、工人罢工而不断推迟与未婚妻仪狄的婚期。1887年5月30日晚，维斯德失眠症复发，只好求助于医生的催眠术，当他在地下室昏睡时，他的房子失火，家产在大火中灰飞烟灭，他也被深埋在地下。2000年9月10日，当地工人挖渠道时，发现了地下室中的维斯德。当他被救醒后，方知自己已昏睡百年。在这百年间，美国已经变了一个模样，物质极大丰富，众生畅所欲为，人们毫无等级差别，社会按需分配，私有化荡然无存，没有两极分化，出版言论自由，21岁之前免费教育，45岁便可退休。面对如此美好的社会，维斯德惘然若失，在完全电子化和自动化的世界里，他无所适从。这时，一所大学伸出了援手，聘请其为教授，主讲19世纪历史。维斯德凭借亲身经历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明星，同时正值盛年的他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其恋人就是曾经的未婚妻仪狄的外孙女。
这一构思奇特的翻译小说的刊行，对当时的知识界影响颇巨。作者通过时空的变移，勾画了理想社会的图景，对当时社会的不平等和现实危机加以反讽，让身处暗昧的中国士人宛如醍醐灌顶。身处乱世的中国士人虽几近亡国之民，而犹有救世之志。但在言谈能致祸、片纸可亡身的时代，这种玄幻的讽喻恰恰可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观念，又能够洁身远嫌，且“感动人心，变移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小说的社会功能一时深入人心。后来，梁启超受日本政治小说的直接影响，撰文褒扬小说的文化地位和社会濡染功能，同时着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1902），这部带有穿越性质的小说虽未完成，但依然可以视为中国小说家们通过时空位移寄予政治理想的新小说实践的重要里程碑，由此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文学子类——“政治理想小说”的勃兴。从虚构方式和叙述方式看，梁启超的创作应该受到了《回头看》的启发。
继《新中国未来记》之后，1910年陆士谔出版了《新中国》一书，这也是现实个体漫游未来的故事。主人公“三杯浊酒块垒难消，一枕黄粱乾坤再造”，一下子来到了1951年的上海，其时正值元宵节，主人公同官宦士女交游，发现上海修了地铁，开发了浦东，修建了浦东大桥，还在举办世博会，万国来贺。国家昌盛，科技发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海陆军有2000万人，西藏问题得以解决，联合国雏形已具。妇女地位提高，高官也会惧内。烟火也可放出各种图形，龙蛇凤鹤均能表现。正当其游兴未尽，与友人畅叙之际，突然“堕醒”，回到了现实之中。这一情节的叙述宛似15年前的《回头看》。
此类通过时空悬隔抒发社会理想的文本，并不是个案，在晚清新文类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小说的一种类型化写作潮流。许多创作者借既有的小说进行翻新改造，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和人物作为主线，借虚拟人物的未来穿梭，展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观念。大致而言，《石头记》《西游记》均被改编过五次，《水浒传》被改编过三次，《三国演义》《镜花缘》《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作品都被用来做幻游式政治理想小说的素材。其中《西游记》被改编得尤为离谱，有《无理取闹之西游记》《也是西游记》《新西游记》《二十世纪西游记》等版本。
而这些作品中，尤以吴趼人1908年发表的《新石头记》手法最为娴熟，也最具现实讽刺的效果。小说中贾宝玉在青埂峰下苦修，一日，补天之志萌动，便来到尘世，殊不知此时已是1901年，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外来势力横行，国运日渐衰微。贾宝玉碰到了自己的仆人焙茗，二人乘坐轮船来到了上海，又邂逅了后来加入义和团的薛蟠。旅行期间，贾宝玉读到了《红楼梦》，于是抗议作品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又听说上海的头牌妓女唤作林黛玉，便笃信那是自己的初恋情人，黛玉之死是家人蒙骗自己。宝玉身处外来文明的包围中，眼界渐宽，开始学习英文，也开始使用西洋旅行箱和手枪。他服膺西方的科技进步，又深感国家实力的薄弱、中西之间力量的不均衡。他认为中国不能大量进口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导致国家财富外流，对宝玉来说，香槟的味道像醋，啤酒和白兰地味道也不怎么样。他认同当时社会流行的废止缠足的观念，反对种族歧视，尤其对西方霸权深恶痛绝，对社会上流行的洋奴思想极度蔑视，于是在第七回里，作者安排了一位趾高气扬的洋奴柏耀廉，还有其弟柏耀明，暗讽这些人“不要脸”和“不要命”。
在小说中，贾宝玉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手枪使得娴熟，只身擒得强盗。但这并不是作者描写的重点。在小说的后半部，宝玉在严酷现实的逼迫下，又穿越到了“文明境界”。在那里，宝玉见到了能够报时的卡通时钟、能够测量人的道德水准的射线、能够自由飞翔的飞车、各种能够透视人体器官的机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文明境界里，天然气是主要燃料，煤炭因为太脏，都出口到外国去了。社会中没有妓女也没有戏子。人们掌握了长生不老之术，战争不用杀人，只是将其麻醉，一俟战罢，受伤的战士便会醒来。同时，儒家道德备受推崇。
可以说，宝玉所经历的文明境界具有一定的政治乌托邦的性质，它超越了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在骨子里有一种反西方的精神。毋庸讳言，这只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白日梦，但也体现了那些具有社会良知、拥有济世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在玄幻的叙事中，展示了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认真思考。
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清末政治理想小说文本无一不负载了严肃的社会功能，虽然其中的娱乐性元素也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阅读刺激，但总的来说，其中的故事性稍弱，观念性较多。这一现象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彰显着中国士人急切需要通过新文类唤醒僵化现实的心灵诉求。在山河飘零、人世沧桑的清末，爱国达识之君子借幻梦寓言表达覃思洞见，带有清晰的宏大叙事的创作倾向，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次集体思索，面向的是理想的未来。
总体而言，晚清风起云涌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译介风潮，对陶铸新文类、反思传统文学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议报》对翻译文本标注文类类属“政治小说”始，至辛亥革命止，包括“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语怪小说”、“滑稽小说”、“日本小说”、“军事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外交小说”、“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地理小说”、“闺秀救国小说”、“心理小说”、“英雄小说”、“弹词小说”、“实业小说”、“家庭小说”、“言情小说”、“伦理小说”、“艳情小说”、“新闻小说”、“短篇小说”（1905）、“写情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神怪小说”、“义侠小说”、“宗教小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在现代文学史所看到的所有的小说类型，都能够在文学革命前的晚清小说中找到它的影子，而其中大多是翻译文本。这些小说类型的划分概念，多来自明治时期的日本。其划分的标准亦不统一，甚至有一些还较为混乱，尽管《新小说》杂志曾以广告的形式说明过各种分类的含义[81]，但小说的类型划分在新旧观念杂陈的晚清出现模糊不清的状况不可避免，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体而言，文类属性的关注，是新小说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文类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文类发展进入自觉阶段的重要事件。
现代意义的文类在晚清经过漫长的文本教育，逐渐实现了它的华丽转身。文学再也不是以前的“文学”，小说也不再是以前的小说了。
三 教士自创小说的濡染
晚清历“千年未遇之变局”[82]，文学也经受着外部文化的冲击。自马礼逊来华，新教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创办报纸，出版书籍，形成了近代文化结构中重要的部分，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勃兴，悄然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模式，从语言到文本样式、从内容构成到传播方式都与之前中国传统的文本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变化对传统的文类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重塑。在现代文类观念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文类概念的植入、译介文本的示范，还有外人自创汉语小说的濡染，这些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文类的生成。
传教士自创汉语小说，指的是新教传教士利用中文书写的具有虚构和叙事特征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大多是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共同完成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留存着中国传统叙事文本的许多痕迹。很长一段时间，传教士的汉语助手都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知识分子，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才有所改变。加上清朝禁教政策和文化传统导致基督教传播不可能在士人阶层畅行无阻，只能在下层百姓中传教，这也导致早期的“文字辅教”必须符合下层百姓的认知水平。所以在传教士近代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第一个阶段，传教士报刊的语言以简洁明了的非纯文言的形式为主流。这种报刊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对文言文不同程度的冲击，形成时兴语体。可以说，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是历经百年语言和社会不断递嬗的结果，而报刊语言的通俗化倾向无疑为它的出现提供了重大的助推力量。
在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印时有序言一篇，照录如下：
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人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故此善人无非敬畏神。但世上论神，多说错了，学者不可不察。自神在天上，而显著其荣，所以用一个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一种人全是，抑一种人全非，未之有也。似乎一所地方，未曾有各物皆顶好的，那处地方皆至臭的。论人论理，亦是一般。这处有人好歹智愚，那处亦然。所以要进学者，不可不察万有，后辨明其是非也矣。总无未察而能审明之理，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富贵者之得闲多，而志若于道，无事则平日可以多读书。乃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工作者多，而得闲少，志难于道，但读不得多书，一次不过读数条。因此察世俗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成人的德，并非一日的事，乃日渐至极，太阳一出，未照普地，随升随照，成人德就如是也。又善书乃成德之好方法也。此书乃每月初日传数篇的。人若是读了后，可以将每篇存留在家中，而俟一年尽了之日，把所传的凑成一卷，不致失书道理，方可流传下以益后人也。
在这篇几近口语、文白夹杂，又兼及欧化语法的序言中，剔除宗教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报刊作为非传统典章所承载的信息传播功能。作者米怜所表述的简洁、通俗的语言观，后来基本上是近代报刊语言的大致走向。“悦读”和“容易读”是米怜对报刊语言和内容的最直接的表述。这一观念契合了中国传统白话章回小说的表达现实，随着报刊业的大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
秉承这一理念，米怜撰写了第一部传教士小说《张远两友相论》，共12回。该书讲述了一个基督徒和邻居12次会面，以对话的形式讨论基督教教义的问题。在书的整体结构中，虚构的人物，悬置的场景，富于人物身份特点的对话，符合小说的简单框架。这部作品套用中国传统章回体白话小说模式（不标回目），但又有着西方18世纪流行的哲理小说的影子，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的宗教文本。它在面世后的几十年间屡次再版，对于传教士小说创作有着长远的影响。
《张远两友相论》开传教士汉语小说风气之先，也第一次以叙事结构来阐释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小说文类新功能的开拓，丰富了章回体白话小说的言说领域，一反传统小说猎奇、训世、述异的美学指向，成为小说观念工具论最早的实践文本。受其影响，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郭实腊的《赎罪之道传》《常活之道传》《大英国统志》《诲谟训道》《悔罪之大略》，杨格非的《引家当道》等皆随其后。关于传教士中文长篇小说的研究，韩南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论述颇详，此不赘述。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植入宗教观念的小说文本的成功，让小说的功能扩大。在19世纪的传教士中文小说中，除了辅教功能之外，自然科学知识、政治理念和制度、社会风俗人情、经济商业状况都可以植入小说之中，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如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自道光戊戌年（1838）正月连载《贸易》共8期，除首期阐述贸易利国利民的作用外，其他7期均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性。这些故事是围绕三个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展开对自由贸易的肯定。自戊戌年（1838）四月，《英吉利国政公会》连载3期，通过叙事的方式介绍了英国国政公会。虚构人物、设置悬念、对话一如《张远两友相论》。
以虚构人物的见闻作观念的证据符合读者对真实场景的欲求和对其中所描述内容的肯定。在这些传教士小说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以书信体小说的模式来表达观念和叙述见闻。这种做法明显受到18世纪哲理小说的影响。法国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2）首开以书信述见闻陈观念的小说模式，也是启蒙时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小说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但虚构人物、场景和言说的方式符合小说文体述异的特征。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里有大量的书信体短篇小说，假托游历之人的广见博识介绍西方社会种种，应该是这种小说的简单模仿。
在道光戊戌年（1838）三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载《自主之理》一文。郭实腊的文章大概沿用马礼逊《字典》的译法，将自由观念译为“自主之理”，并在文章中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自由观念，并在其间指出国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之基础。这篇文章是上述众多书信体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为窥其大概，特标点节录如下：
自主之理
我中国人慕英吉利国名，而未知其国家之政体如何。余要解其意，又解不详晰；欲说其治，又说不畅达，故引人信启之言，申明大略。
话说江西南昌府有姓叶、名煴蒸者，苦志攻书，日掩柴扉，静观书史，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学而习之。性嗜山水，欲广见识，或陟嵯峨之
，或泛浩荡之江，无分昼夜，致宽弘识见。毕竟望英吉利国，养高修正，守志乐道，才德兼优，若有重要之事，遂推古验今，穷经博史，洞察渊源。既知各国立政，以安黎民，而诸政不同，英吉利权衡与他国殊异，就力勉引其端绪，修书信与心腹之朋友知，其略云如左：
山高水长，其情如醉，以胶漆之心，分南北之身，无由一晤，抱怅良深。兹者韶光易逝，日过时流，今驻异域已八载矣。既视不义之财如浮云，只得更加勉励，格物穷理良久，询此国政之缘由。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愚问其义。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所设之律例千条万绪，皆以彰副宪体，独其律例为国主秉钧。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一设则不可改，偶从权略易者，因其形势不同，只推民之益而禀焉。情不背理，律协乎情。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民凡众，不论何人，犯之者一齐治罪，不论男女、老幼、尊贵、卑贱，从重究治，稍不宽贷。且按察使有犯，应题参处。律以诛心为先，恶有疑，从轻恕；善有疑，从重赏。有心求名，虽善不赏；无心为恶，罪从宽罚。此乃仰体上帝宽厚之意。其审问案必众人属目之地，不可徇私情焉。臬司细加诘讯，搜根寻衅，不擅自定案，而将所犯之例，委曲详明昭示，解送与副审良民。此人即退和厢，商量妥议，明示所行之事，有罪、无罪，按此议定批判。遂将案之节恃著撰，敷于天下，令庶民自主细辩定拟之义不义否。至于臬宪，其俸禄甚厚，不敢收陋规，人视之如见其肺肝。真可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由是观之，此国之宪，不能稍恃强倚势，肆意横行焉。设使国主任情偏执，借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所设之律例千条万绪，皆以彰副宪体。……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义人曰：“上帝降衷，秉彝之则。”侠烈义气，可以养高修正、守志乐道。我本生之时为自主，而不役人也，却人之情偏恶，心所慕者为邪也。故创制重法，致弹压管束人焉。我若犯律例，就私利损众，必失自主之理矣。或笞杖以为驱策而自励，正是前车之鉴也；或禁狱致阻之，不能为害；或遣边烟瘴之地方以显然之迹刑，能防恶徒也；或枭首绞缢，致除害之根株也。但无罪而累人者，甚委曲逼民不可也。设使愿拿住人物，而不出宪票，以无凭据捉人，恐误陷民，致卒役诬良受罪，定不可也。必须循律例办事，而不准恣肆焉。设使将罪犯禁狱，届期必须出狱，研讯审事，即如明镜，鉴察秋毫，瞒他不得。如此善摄权势，必然勤心务政，免受讼者累失营生，却人生世上百凡最难满用，倘主势迫胁擅作威福，良民丧心。既畏暴主，最惮勤劳，恐所利之物强夺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但各国操自主之理，百姓勤务本业，百计经营，上不畏，下不仇。自主理之人倜傥事务，是以此样之国大兴，贸易运物甚盛，富庶丰享，文风日旺，岂不美哉？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且崇上帝各有各意见。国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诸凡各随所见焉。虽攻异端，然不从严究治其徒也。个人必按胸自问心意，真诚否？惟上帝鉴人之心，思志未发，则可知其心底矣。故此，惟上帝下临洞照，而电定心事也。由是言之，各项自主之理，大益矣。倘人从欲，淫风日炽，天理沦亡。虽谓操自主之理，其言妄也。惟人能居仁由义，驻存积善，真为自主。然欲成之，必信救主耶稣曰“恒于吾道者，诚我门生也”，如是可知真理，有真理将释尔，可为自主也。此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矣。
恨愚碌碌庸才，刻鹄未能，无一见长，诚足羞愧。思念高风，令人敬仰，聊修数语，虔侯清福，伏惟乘意，以鉴微忱。
在《自主之理》中，作者借由虚构的人物充分阐述了自由思想的基本框架。虽然情节单薄，故事性不强，但也符合猎奇述异的小说审美要求。文章的结构专借传统的拟话本小说的模式，以“入话”开篇，点明本事，引入虚构人物和所述内容，虽然粗疏不周，但整体上属于小说文类一脉。在西方，现代文类进入相对成熟的18世纪，这种借用书信达成叙述观念、见闻、感想、判断的例子亦属常见，即使像《汤姆·琼斯》和《商第传》这样的作品，其中也仍然残存着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等“简单类型”（einfache formen）的痕迹。所以此篇小说无疑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观念大于情节，是一种不成熟的小说文类的变种，也应该是后来政治小说的源头，虽然它自身含有浓郁的宗教信息。此类文本材料繁杂，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体上看，现代文类的逐渐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社会变迁、人事更迭、政治变动、经济发展、文化碰撞都可能给文类的变化造成影响。而在中国现代文类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本节，对新文类的陶铸选“小说”一种进行说明，一是因为“小说”的确是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类，二是为了详尽彰显文类进化的复杂性。因日本的坪内逍遥和清末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对新文类发展的贡献论述繁夥，故在本章不做重复论述。
[1]〔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第7页。
[2]第一份传教士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宗旨。
[3]1868年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从第201册起改名《教会新报》，从第301册（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万国公报》，首页印有办刊宗旨：“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是部分传教士报刊从宗教报刊向世俗报刊转向的重要标志。
[4]Willian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54.
[5]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第149页。
[6]姚松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台北传记杂志社，1971，第67页。
[7]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8页。
[8]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7页。
[9]〔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题解·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714页。
[10]花之安：《新闻纸论》，《万国公报》1883年3月24日。
[11]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开始计算，到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止。
[12]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且介亭杂文》，人民出版社，1973，第76页。
[13]《论语·先进》。
[14]《论语·八佾》。
[15]《论语·公冶长》。
[16]《论语·述而》。
[17]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486页。
[18]（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43页。
[19]《荀子·王制》。
[20]《荀子·性恶》。
[21]《墨子·天志》。
[22]《墨子·非命》。
[23]《商君书·外内》。
[24]《韩非子·五蠹》。
[25]《吕览·去宥》。
[26]《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7]《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8]《史记·儒林列传》。
[29]《汉书·儒林传序》。
[30]《汉书·循吏传》。
[31]《史记·儒林列传》。
[32]《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
[33]持此论者为鲁迅和日本的铃木虎熊。后世学者多从其论。游国恩认为：“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198页]李泽厚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李泽厚：《美的历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1，第97页）。
[34]《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35]王夫之语，见《姜斋诗话》。
[36]《三国志》记载：“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见《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可见，“文学”和“文章”还是有详细的划分的。
[37]《严氏家训》载有“文学”和“属音赋韵”观念的故事：“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宴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见《严氏家训·名实》）
[38]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39]《文心雕龙·时序》。
[40]《梁书·徐擒传》。
[41]《宋书·列传第五十三·隐逸》。
[42]Rene Wellek，What Is Literature？，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16.
[4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68页。
[4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67页。
[45]〔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72页。
[46]转引自老舍讲义《文学概论讲义·第十五章小说》。
[47]〔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8页。
[48]〔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昆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68页。
[49]〔意〕利类斯：《超性学要》，清顺治十一年版。
[50]〔意〕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86，第69页。
[52]艾思及：《西学凡》，钦一堂本。
[53]杨廷筠述《代疑篇》，利玛窦等撰《天主教东传文献》，学生书局，1965，第541页。
[54]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第289页。
[55]“西学”一词，与“中学”相对，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人认为“西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冯桂芬《采西学议》（1861）中，这一提法无疑是错误的。
[56]Epic，西方古典文学中的文类之一，今称史诗。
[57]傅泛际、李之藻：《名理探》，商务印书馆，1935，第8页。
[58]傅泛际、李之藻：《名理探》，商务印书馆，1935，第1页。
[59]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第192页。
[6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存目二》介绍《西学凡》曰：“（是书）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哑者，理科也；黙第济纳者，医科也；勒斯义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
[61]Lydia H.L.，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1996，p.318.
[62]面对社会道德的堕落、宗教感情的淡漠，韦斯利（Wesley）兄弟号召人们研读《圣经》、恪守教义，于1739年在英格兰成立了韦斯利宗，掀起了一场灵性奋兴运动。主要面向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强调道德生活和严守律法，他们建立学校，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还派发廉价书籍等。——转引自俞强《近代沪港双城记：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在沪港活动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20～21页。
[63]朱希祖：《文学论》，《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5页。
[64]〔日〕长则规矩也：《中国学术文艺史》，世界书局，1943，第11页。
[65]这一概念在19世纪初期广泛运用，1822年引介到中国时翻译成“文章”。
[66]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泰东书局，1929，第21页。
[6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 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9页。
[68]〔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01页。
[69]Antonio mestre，La vida de Miguel Gervantes de Saavedra，Madrid：Espasa-calpe，1972，p.158.
[70]〔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506页。
[71]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7页。
[72]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谕禁绝淫词小说。“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处罚规定被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学政颁布禁毁小说告示，禁毁包括《红楼梦》在内的120种小说。咸丰元年（1851），朝廷颁布上谕禁毁《水浒传》。
[73]R.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t Ⅲ，London：Black，Parbury and Allen，1822.
[74]W.Medhurst，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Vol 2，Shanghai：the Mission Press，1848.
[75]Al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161.
[76]〔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157页。
[77]〔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159页。
[78]译自18世纪英国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79]译自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80]译自英国作家Frederick Marryat（1792～1848）的The Pacha of Many Tales，作品发表于1835年。
[81]《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有对小说类型划分的说明，认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叙述之”，“哲理科学小说，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等，但它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属于小说，可见小说属性尚模糊不清（载《新民丛报》十四号）。
[8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