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和欧洲的原始积累之比较

笔者认识的绝大多数从西方回国的经济学家，和许多国内自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抱怨说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了，投资一度占到国民经济总收入的50%左右甚至更高，挤出了私人消费。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金融压抑造成国企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而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比如，2015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7%，日本是4.2%，OECD国家平均不到10%^[4]，而中国则为47%。

如何理解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现象？按照国民经济统计法定义，国民总储蓄是国民经济总产出（GDP）减去民间总消费和政府支出后余下的部分，因此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在中国，总投资占国民经济总储蓄的90%以上，所以理解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的关键是理解中国的国民总投资，它包括民间投资和国家投资，笔者估计它们各占总投资的一半左右。

首先，不像盲目采纳私有化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中国的国内投资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国内储蓄支付，而不是国际债务。而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体现为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8；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和遵循“胚胎发育”的市场培育原则（文一，2016），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镇企业生产的小商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条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富有竞争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产生大量的积累和剩余来支付国内总投资。

其次，对国内总储蓄的使用中，国家投资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为民企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不断打造优质基础设施和创造良好市场条件，因为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广度和运转速度。

前面提到，日本20世纪初在轻纺工业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迎来了对重工业产品尤其是重型基础设施（比如电气化铁路）升级的巨大国内需求，因此政府主动出击，依靠国有化以后的高效铁路管理体系和国家财政，对铁路系统实现升级改造，很快就实现了全国铁路系统的电气化。在这个过程中，仅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项就一直占全国总投资的50%左右。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进入了重工业革命阶段，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国民储蓄和总投资在GDP中的占比继续上升，从40%到超过50%。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正确的按照比较优势实行产业升级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在90年代末以后为了满足由于巨大的轻纺工业的增长而带来的对能源、通信、动力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与克服这个瓶颈结构的需要而开启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站、电网、高速公路和高铁系统建设。另外，重工业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要大量的石油、煤炭及钢、铁、铜、铝等冶金材料，而这些原材料除了国内自己开采以外许多需要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因此推高了中国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成本，而这些巨大成本也需要国内高储蓄来支付。然而，欧洲列强和美国与日本在二战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原材料是依靠殖民地掠夺而获得的，这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升级成本，降低了对国内外债务的需求。比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旗舰产业是纺织业，而纺织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棉花）是从它在亚非拉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的。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园产出的棉花的出口利润是完全由英国纺织业与美国南方奴隶主共同分享的，非洲黑奴什么也得不到，这些榨取的剩余价值维持了欧洲纺织业的兴旺。欧洲列强在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需要大量的煤炭、冶金矿藏和石油，这些原材料和能源大多是从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掠夺来的。日本二战前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石油、煤炭、铁矿和其他原材料是从中国东北、台湾还有东南亚各国掠夺的。

其实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是很高的，比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家储蓄率为33%，韩国为37%，新加坡在1995年为49%，2007年达到52%，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90年代初期为36%，在2008年达到53%（Ma and Wang，2010；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为什么二战后崛起的这些经济体都具备而且需要如此高的储蓄率来维持高速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采纳了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政策，遵循了“胚胎发育”式的市场创造和基础设施升级原理（乔治·佛梯尔，2016；付才辉、郑洁、林毅夫，2018）；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西方列强、美国19世纪、日本二战前那样通过殖民掠夺、垄断贸易获取高额利润和对弱国索取帝国主义战争赔款来实现工业化了，因此都必须依靠自身国内极高的储蓄率来实现工业化。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当然是避免谈论殖民和战争与工业革命关系的。即便在假设和平国际环境和完全公平竞争的西方经济学模型中，也并没有任何一条定理证明西方国家目前的储蓄率是最优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所谓索罗增长模型里关于储蓄的“黄金率”。按照这个黄金率，在均衡条件下，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储蓄率应该等于生产函数里产出对于资本要素的弹性系数（通常叫作阿尔法系数）。中国经济学家张军利用中国宏观数据对这个弹性系数做出的估值是0.5。这意味着即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最优储蓄率应该是50%，而不是其他。那么为什么国内经济学家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中国储蓄率太高了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们不自己思考，以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完成以后的经济数据和储蓄率为标准，别人低你就得低，没有其他理由，哪怕索罗模型摆在那里也可以忽视。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推理方式，是典型的被科斯批评的“黑板经济学家”的特征。对于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似乎是一个用来批评中国的虎皮工具，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吓唬人，与事实矛盾的时候就假装不知道。而且一旦有个别学者这样做，其他人也跟着起哄，鹦鹉学舌地说中国高储蓄是因为存在极大的制度扭曲和资源错配，要不然储蓄率为什么比美国高。

其实，忽视张军的研究结果而按照美国生产函数中的阿尔法系数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现象，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办法就是假设中国存在严重借贷约束，因此消费者为了平滑消费从事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高储蓄的结果。但是即便这样这也只解释了储蓄的提供，而无法解释储蓄的使用，即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中国的高投资率一方面来自中国稳定宏观条件下民间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国家的高效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方面来源于中国民企和国企共同面对的高投资成本。从欧美日二战前工业化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在缺乏殖民掠夺和奴隶剥削的条件下，工业化过程中的高投资付出也与高原材料进口成本密切相关。这与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采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产业政策创造高储蓄来支撑高投资而崛起的经验是一致的。其他的像借贷约束和金融压抑等因素是次要的。换句话说，高储蓄主要是由正确市场发育路径创造并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储蓄主要来源于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高积累，而高投资的需求除了民企资本积累、生产投资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重工业原材料的开采和进口以外，还包括一个有为政府按照“胚胎发育”的市场培育原理积极主动提供各种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结果。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高投资是否挤出了消费？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即便在高投资阶段国民总消费也是高速增长的，只是没有投资增长的速度快而已。

为什么高投资在中国没有挤出或压抑消费？我们知道生产投资产品和消费产品都需要原材料。而西方经济学模型假设自然资源是固定的，因此在给定资源下如果把过多资源用于生产机器和基础设施，那么留给消费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必然减少。问题在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煤炭和石油都是没有用的地下资源，是由于工业革命才被大量发掘和开采的，因此工业革命中会有更多、更新的自然资源被用于生产机器和消费品，投资不仅不会压抑消费，反而会提高生产消费品的技术和中间要素投入。中国也一样，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重工业发展高潮之前，发展的主要是轻纺工业，需要的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和农副产品，后来才是人造纤维、煤炭、冶金、石油等。中国在以乡镇企业和小商品生产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根本就没有产生对澳大利亚矿产的巨大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巨大需求才由于重化工业革命的爆发而出现。“黑板经济学家”误以为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其实任何工业产品生产中消耗最多的生产要素是原材料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原材料成本在所有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达到90%以上。工业化需要海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对于落后农业国家来说是没有统计意义的沉睡的资源，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它们焕发青春。一旦原材料被大规模开采和应用，投资和消费就可以同时增长，但是消费在初期不会比投资增长得快，一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二是因为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或进口。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本没有正确地反映原材料的位置和价值，虽然GDP统计的是增加值（即扣除原材料价值后的产值），但是工业化的规模效应决定了原材料数量和种类的扩张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这个贡献往往被错误地包含在所谓的索罗残差里。同时也别忘了开采和冶炼原材料的机器也是通过投资获得的。

因此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长期经济增长。跟着西方教科书鹦鹉学舌的国内经济学家也许会说，索罗模型告诉我们只有技术进步才是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可是这些人忘记了索罗为了推导他的数学模型，暗中假设了技术是一种可以和资本（机器）分离的独立变量，可是现实世界中技术是内嵌于机器而存在的，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因此技术进步必须通过对先进机器的不断投资来获得。这也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必然表现为高投资和高储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于民企是市场利润驱动的，是市场消费需求驱动的，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最终消费才能驱动民企去提高投资和技术升级的积极性。这才是刺激内需对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民企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在目前国际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制定产业和金融政策进一步刺激内需不失为一个好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