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造成国内学术界对国企负面看法的原因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历史形成机制和过去500年西方工业化过程的把握和正确理解，因此容易把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果当成原因，从而参照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违背其工业化历史规律的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思想是消除国家力量对私人空间的影响和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把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既然国有企业是国家力量介入和参与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新自由主义者当然就会坚定地反对国企。但问题在于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涉及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国防力量、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

事实上，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扶持和促进制造业为核心任务的产业政策和国家主导的制造业计划，这才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超越欧洲列强、崛起成为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超级大国的秘诀。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美国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市场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有效方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对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国家力量和产业政策描述为“毒药”，并广泛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然而，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背后，美国联邦政府根本没有放弃产业政策，不过是在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更加广泛地从事超算、超导、核能、晶体管、喷气式发动机、计算机、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研究，将自己实践了将近200年屡试不爽的“美国制造业计划”核心思想隐藏了起来，鼓励生活在象牙塔里的“黑板经济学家”到处传播没有任何“贸易战争史”“摩擦力”和“国家生存竞争”压力的消费者理性预期数学模型（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学革命），以至于学术研究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结果就是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没有产业政策。这种错误观念直接葬送了拉美、东欧、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也差一点葬送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事实上，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工业化从开始到现在都严重依赖国家力量和产业政策。它们的工业化历史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国家力量及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1）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规模化生产小商品和轻纺消费品的轻工业革命），（2）第二次工业革命（即规模化生产所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重工业革命），（3）后工业化的福利社会，（4）目前正在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一切生产和服务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电子工业革命）。

然而，欧美和日本的国企私有化浪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下推动的，那个时候英国、美国、北欧和日本早就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好几十年了。

而且即便是在这些发达工业化国家，将国企私有化以后的结果也很不理想。另外，好多发展中国家就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都还没有进入，就跟着欧美日大谈国企私有化，这是把别人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来搞工业化建设的荒唐思路。事实证明这场私有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尤其是造成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国家主导市场经济能力的丧失。发展中国家当时需要做的是确立和实施正确的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和未来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修建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大力创造和开辟世界市场，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就业，提高国民收入，为政府税收创造良性循环。而这样做需要强化国家能力。但是“华盛顿共识”做的则是相反的工作，不是帮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新建急需的基础设施以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结构，而是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削减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它们削减的这些东西正是这些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发展的必要基础。一旦这些基础被削减，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条件就会被进一步削弱，经济自然会陷入停滞，甚至国家都会陷入混乱。

换句话说，国企的存在和有效运作是民生保障和民企繁荣的条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采纳“华盛顿共识”进行铁路私有化之后，铁路里程由接近5万公里缩减到了1万多公里，社保市场化之后，参保人数也大幅降低，国家陷入经济停滞也就是必然的。

成功工业化国家历史上高效而著名的国企是很多的。比如全球著名的韩国浦项钢铁公司（POSCO）、仅次于波音和空客的全球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航天集团（Embraer S.A.）、世界电力行业中最大的企业法国电力公司（EDF）、全球电信业第四大的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全球500强中排名第65位）、全球服务质量第一的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芬兰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

以下是发达国家的部分（挂一漏万的）国企名单：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1834年成立）、比利时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930年成立）、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1919年成立，1995年私有化）、丹麦国家铁路公司（1867年成立，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火车运营公司）、丹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1972年成立）、以色列国有住房公司（1949年成立）、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1953年成立）、以色列电力公司、以色列国家公路公司、意大利国家道路公司（1946年成立）、意大利投资银行（CDP SpA，1850年成立）、韩国国家石油公司（KNOC，1979年成立）、卢森堡国家银行（1856年成立）、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CFL，1845年成立，1946年国有化）、荷兰天然气基础设施和运输公司（1963年成立）、荷兰铁路运营公司（NS，1938年成立）、新西兰电力公司（TPNZ，1994年成立）、挪威铁路建设和维修公司（BaneService，1883年成立）、挪威房地产公司（2000年成立）、挪威天然气公司（Gassco，2001年成立）、新西兰电力传输公司（1994年成立）、葡萄牙里斯本公共交通公司（Lisbon Tramways Company，1872年成立）、葡萄牙国家银行（CGD，1876年成立）、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新加坡房地产公司（CapitaLand Limited，凯德集团，2000年成立，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新加坡控股公司（淡马锡，Temasek，1974年成立）、西班牙造船公司（Navantia，1900年成立）、瑞典国有医药零售公司（Apoteket AB，1970年成立，是一家垄断药品零售业的国有公司）、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1909年成立）、瑞士联邦建筑工程公司（Eidgenössische Konstruktions Werk Stätte，1867年成立，旨在使瑞士军队独立于外国，满足其设备需求，生产火炮、车辆和其他典型的军事装备）、瑞士联邦铁路公司（1902年成立）、英国中央电力发电局（CEGB，1957年成立，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英国铁路公司（1948年成立，1997年私有化）、英国广播公司（BBC，1922年成立）、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2015年成立）。

这些国有企业为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和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在GDP中的占比仍然高达13%～15%。即使在2000年后，中国台湾的国有企业产值仍占GDP的16%，新加坡占22%。相比之下，许多经济表现不佳的国家，其国有企业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很小。比如，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之前，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只贡献了约5%的GDP，菲律宾国企贡献的产值只占GDP的2%（Chang，200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在GDP中的份额越高越好，而是意味着需要维持一个符合国情的比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私有化不是解决（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如果政府有能力实施好私有化，政府就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政府也不会有能力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张夏准，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