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财政税收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跨国比较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量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比如电网、地下管道、地面交通基础设施、国防、科研、医疗、教育、金融、城市绿化和各种社会福利等。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加速提高。这就要求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的占比必须随时间推移而提高，而不是降低。事实上欧美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内的很多西方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抱怨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都强烈主张国企私有化和政府对民营企业减税，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赋税太高。这样的观点很像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基于事实的分析。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渐提高。按照2015年的全球数据^[3]，工业化国家的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40%左右，比如奥地利为42.7%、比利时为47.9%、加拿大为31.7%、丹麦为50.8%、芬兰为54.2%、法国为47.9%、德国为44.5%、希腊为39.0%、匈牙利为39.1%、以色列为36.8%、意大利为43.5%、日本为35.9%、韩国为33.6%、挪威为54.8%、葡萄牙为37.0%、荷兰为39.8%、新西兰为34.5%、瑞典为49.8%、瑞士为27.8%、英国为34.4%、美国为26.0%等。

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平均为27%左右，拉美和东欧尤其高，比如阿尔巴尼亚为75.8%、阿根廷为25.0%、白俄罗斯为24.2%、玻利维亚为27.0%、巴西为34.4%、保加利亚为27.8%、智利为21.0%、哥斯达黎加为21.0%、克罗地亚为36.7%、古巴为44.8%、吉布提为20.0%、多米尼加为30.3%、格鲁吉亚为21.7%、匈牙利为39.1%、印度为21.9%、哈萨克斯坦为26.8%、吉尔吉斯斯坦为21.4%、马其顿共和国为29.3%、墨西哥为23.7%、蒙古国为33.8%、黑山共和国为28.0%、摩洛哥为22.3%、尼泊尔为23.1%、罗马尼亚为27.7%、俄罗斯为19.5%、塞尔维亚为34.1%、南非为26.9%、土耳其为24.9%、乌克兰为28.1%、津巴布韦为27.2%等。

相比之下，按照同一数据来源，中国2015年政府的财税总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为20.1%，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一些比中国还穷的国家，但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尤其是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好过很多高收入国家。另外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07年仅为16.84%，2017年才达到17.5%。全部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稍微高一点，2007年为18.95%、2016年为21.55%（2017年的数据缺乏）。

而国企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财税收入的主力军之一。本文第一节已经提到，虽然无论是从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量，还是从利润总额看，国企的份额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国有企业（不含金融）所缴纳税金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在最近10年基本维持在30%左右。另外，2017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加上国有控股企业占55%，营业收入的占比为72%，纳税总额的占比为86%。而私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为28%，纳税占比为14%。换句话说，在企业500强中，国企是纳税大户，其“纳税/收入”占比率为119%，而私企的“纳税/收入”占比率仅为50%，国企是私企的2.38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从政府部门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比如，2008年政府员工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法国是中国的317%、美国是中国的247%、德国是中国的177%、土耳其和墨西哥是中国的127%（Lardy，2014）。当然，Lardy的数据未必准确，网上关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是5000万人以上。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哪怕公务员在人口中的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不算高，但绝对值是很大的，因此还有相当大的精兵简政的空间。

既然国内经济学家大肆渲染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占中国GDP的一半以上，就不应该忽视私企的税务负担平均低于国企这个事实，比如在以民营企业发展居全国首列而著称的浙江，目前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国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政府长期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的方针和对民营企业的巨大优惠政策，是民营企业的税后利润回报率超过国企的原因之一。

其实中国政府今后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发展和加大对私企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追踪技术与偷税漏税惩罚力度，消除大量私企和富人偷税漏税的普遍现象，这样才会有更多公共资金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福利水平、降低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

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国有银行的金融服务效率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大难题，无论是已经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中小企业的借贷风险特别高、借贷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造成的自然市场现象。这也是美国的很多优秀中小企业并不通过股市融资，也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德国的大多数企业也主要是靠银行借贷获取资金，而不是靠债券市场和股市融资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银行才有能力对借贷者实施抵押贷款、降低违约风险、对贷款进行监管和不断的投资跟踪。

事实上，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在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和解决它们融资难问题这方面，比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做得要好。这也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比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快的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在促进中小企业贷款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空间。比如在发达国家的银行贷款中，很少有简单抽象的一般性贷款，多数是极其具有针对性的“专项”贷款计划，如购房贷款、教育贷款、企业专项投资贷款、小企业贷款等。这类高度专业化的贷款和与之相配的制度设计与跟踪机制使得借贷者根本无法将借款用于其他用途，比如通过二级市场重新转贷出去或流向贷款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投向房地产与股市等）。这样的专项贷款方式可以更好地按具体情况制定贷款利率、贷款量和期限，做到量体裁衣，更好地防范风险并满足特定市场需求；银行内部和职员也可以由此变得更加专业化。比如，德国银行的很多职员和贷款项目都是长期跟踪和针对一些固定中小企业客户，和它们一起研究投资方案和特定产品市场，而不是盲目地面向一般市场和按照所谓一般性市场利率提供贷款。

因此，仅把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放在所谓让市场机制决定银行的一般存款和贷款利率上，是无的放矢和“教科书”式的改革。换句话说，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利率是否市场化（发达国家政府操纵市场利率的做法比比皆是），好像利率市场化了，金融资源就自动实现优化配置了（错，这其实是想借机把银行的责任推掉）；而是在于如何更好地让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小制造业发展融资，为科技创新筹款，为出口赚外汇、企业走出去出力，为商品流通降低资金成本，为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要做到这些，真正需要的是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银行和其分支机构或贷款人员有积极性和竞争压力去从事这方面的专业活动和创新，建立与客户的长期服务与跟踪关系，成为富有职业精神和知识的专职人员；而不是一味学美国搞什么金融创新、理财产品创新，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华而不实的东西。“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永远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