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

费孝通从早期开始，所侧重的社会变迁研究就并不完全是社会进化论的。这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他在后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论的早期萌芽。在1934年3月的《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一文中，费孝通在总结对于社会进化论的讨论时总结认为，他可以将社会进化论理解为“有方向的社会变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35）。通过这一界定，他反对社会进化论中认为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从“坏社会”进化到“好社会”的观点，认为只能承认社会变迁存在着一定的方向。而这种方向，只能是“指在前期所发生的变迁中所循沿的趋势，对于后期亦是正确的。易言之，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各时期是一贯的”（《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35）。

关于不同社会的价值差异问题，在1936年的《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一文中更是得到了明白的叙述。费孝通在本文中借助王同惠之口，明确反对了那种以某种特定的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其他社会文化之价值的做法。在这一态度的基础上，费孝通更是将社会进化的目的落实在了“社会平衡”之上。也就是说，费孝通并不认为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目标或者模板，而是在于该社会在整体上的平衡：“所以变迁是在要使人类能维持他个人和种族的生产。为了要谋生存，他生活的办法一定要和他的处境保持一种平衡。”（《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38）

不过，这种基于生存前提的平衡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功利主义原则。1934年，出于对社会变迁或者说发展的关心，费孝通专文讨论了霍布浩士的社会发展论。从对霍布浩士的文献回顾中，费孝通认为，关于社会发展之理论的起点之一，就在于反对简单的生存论（《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72）。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特性，可以表述如下。

……社会发展之性质，并非和行星一般有一定的轨道，亦不像生物的生长，由幼而老有一定的时代。实是一串继续的努力，在环境中争执，忽左忽右，要使它的目的能实现……所以社会发展不如说是一个多方发展的胚种，因为在其起初时，自身没有调节的能力，所以时有片面的发展，以致不易兼顾各部分，以维持其和洽之状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85）

从1933年到1936年，费孝通早期思想中慢慢呈现出对于功能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而这一点在《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个具体的社区研究中得到了贯彻。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孝通在回答为何要做实地研究这一问题时说：

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431）

费孝通在其后期曾经反思过当初所从事的社区研究以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不足（费孝通，2004）。不过，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他在早期对于传统文化没有强调。恰恰相反，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前言中，费孝通也曾明确说：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费孝通，2013：13）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简略总结。费孝通在其“江村调查”和写作《江村经济》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已经显示出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对于中国所遭遇的“千年变局”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作为传统“士人”情怀之体现的对于这一变迁之出路的寻找；另一方面，是将这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及相关的实践置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范畴之中。费孝通在早期如何理解社会研究的科学性？这一问题也就是上述双重性如何具体落入社会研究之中的问题。在这里，费孝通一方面由于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而发展出对于社会具体现实的“活的”研究取向和写作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下所发展出来的对于具体社区、变迁以及社会建设实践的整体性理解；另一方面他也将对于整体性的理解放置在对于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之中，主张认真对待社会内在的结构、功能和机理，要以最细致认真的态度来理解“活的”社会和作为主体的社会行动者，要求从现实出发而非从理论设定出发来提出社会建设主张。在这一系列体现在“江村调查”之中的研究主张中，费孝通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秉承了开放的、尊重现实的态度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同时认为这一变迁以及应对这一变迁的社会建设实践，应该落实在各种文化要素、结构和力量的平衡之中，而非采取任何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解、研究和建设态度。虽然本文无意通过费孝通早期思想来统领其毕生漫长的思想之路。不过，本文主张，这一态度和主张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的写作。进而，对于费孝通早期思想的理解，也许还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后来的各种研究以及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各种主题研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主张与学术观点的切入角度之一。

参考文献

阿古什，2006，《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4，《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载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费孝通，2009a，《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9b，《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9c，《费孝通全集》第十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13，《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梁漱溟，2011，《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林诺夫斯基，2013，《〈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第7～1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王铭铭等，2016，《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杨清媚，2010，《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张冠生，2000，《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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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陈心想博士的帮助。在本文发表后，陈心想博士来信指出费孝通早期翻译奥格本的《社会变迁》一书对于他的影响，这一补充使得本文更为完整。

[2] 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称费孝通为一位公民（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参见费孝通，2013：7）。

[3] 费孝通在1935年出版了由他所翻译的奥格本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一书（参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八卷）。费孝通的社会失调一说，应该说就是源自奥格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社会失调理论。在《费孝通文集》第十八卷中，费孝通说：“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社会变迁》这本原作是我到北京上学以后，一次假期回苏州，在东吴大学的图书馆里借到的。看过以后，觉得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满地回答我在考虑社会变动时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因此萌发了把它翻译出来的愿望，就利用假期把它译了出来。译稿一直放在手边，没有想到要拿去发表。”（费孝通，2009c：1）

[4] 如20世纪30年的《第五届华东暑期大学东吴同学会杂记》（参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77-79）。

[5] 费孝通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参见《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费孝通，2009b：10）

[6]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践运动。在其基本成果《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先生也从乡村问题开始讨论中国问题，并且也同样提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失调，“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2011：23）。然而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于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的刻画不同，梁漱溟在一开始则判断“我们旧日的社会已崩溃到最深处，故必从头作起”（梁漱溟，2011：6）。由于将乡村问题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梁漱溟，2011：20）。

[7] 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比较起来，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理论及相关研究，显然更像是一种理论，而非针对社会事实的田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