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体研究中的整体性思路

费孝通对于现实社会变迁的关怀，以此种态度具体实施在了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探索之中。一方面，费孝通主张关心和理解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变迁；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和写作手法的采用，也要以此为基准。在这两种态度下，费孝通的实地研究及其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找到一条出路的具体实践层面。在这一态度下对于具体社区的研究，也从一开始就将社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费孝通说：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通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费孝通，2013：15）

这一观点并非在《江村经济》和江村调查中首创。在1933年一篇假托姐姐费达生之名的文章中，费孝通一方面表现了对于农村建设实践的积极关心，总结了由其姐姐所参与农村建设的经验，初步显露了他后来“志在富民”的社会学研究态度。在这篇《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的文章中，费孝通明确提出了数个在后来得到充分发展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首先从农村建设的实际经验中来。在该文中，作为这些观点的统领，整体性思路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通过举出简单地将机械应用到农村而帮助抗旱，反而导致许多男性农民有闲而去赌博，并导致倾家荡产的例子，费孝通明确提出：社会改良要谨慎思考、应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不是一个各部分不相联结的集合体。反之，一切制度、风俗以及生产方法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要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分和可能引起的结果”（《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16）。所以，单纯引入科技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会因此而简单地为全体人民带来幸福。技术的进步必须要与“适当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18）。不过，这一点仍然不够。费孝通在本文中进一步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同感引入讨论之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家庭/家族认同与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冲突，被费孝通称为“或是中国前途最大的一个障碍”（《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19）。这一观点意味着，费孝通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认同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在本文中，他的基本观点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制度，以“使经济生活融合于整个生活之中”（《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21）。其目的则是经世济民，即在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情况下，“使我们能以生活程度的伸缩力求和资本主义的谋利主义相竞争”（《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21）。这一点与涂尔干社会学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然而其思考进路则大相径庭。原因当然在于两种社会传统及其变迁历程的截然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以某一村落的具体社区情况为例来说明问题，已经初步具有后来在江村进行社区研究的特色。不过，正如在本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以某个村落为单位进行研究，并不意味着将该村落与外部世界隔绝。整体性的思路意味着，费孝通敏锐地关注到了一个小小村落里所发生的故事，与世界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主张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费孝通，2013：18）。

费孝通在1933年工作的重点最后落实在著名的《亲迎礼俗之研究》一文中。本文的研究与传统经学关于礼的研究不同，着眼的是“礼俗”。这一对于礼俗的研究又着眼于该种文化的传播过程、地理与社会限制。该文体现了费孝通在此前所发展出的种种学术主张，尤其是与文化传播变化相关的主张。在这一系列学术主张中，费孝通首先强调的是文化的整体性。费孝通说：“一地之文化并非为一堆不相关涉而独立之文化特质所聚成，乃一错综交杂，有整体性之结构也。任何文化特质欲存在于一地文化结构中，必须与其他特质维持相当关系。”（《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90）

在这个基础上，要理解文化的变迁并非易事，因为它与整体性的文化结构和具体的人性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费孝通的亲迎礼俗之研究的出发点，仍然在于文化变迁的内在机理。费孝通在本文中的研究思路表明，只有从这一出发点开始，才有可能理解作为整体的文化变迁现象。也就是说，研究的整体性思路与理解细致的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社区）内在机理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上述在费孝通早期思想中所提出来的整体性思路以及贯彻整体思路的研究手法，在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的写作中得到了极为具体的体现。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江村经济》一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马林诺夫斯基，2013：10），然而调查和写作的结构，却完全是一种既极为具体又极为全景式的手法。在这个思路中，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把经济理解成了一种整体性生存状态。从文化对于消费的影响，到亲属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乃至于费孝通后来总结江村调查的经验时所强调的其中“关键”，即小店的稀少数量作为理解江村经济结构乃至于社会结构的关键，都体现了这种整体性的思路。例如，在“资金”一章，费孝通开篇即说：“在这一意义上讲，相互之间的义务，互相接待留宿，互赠礼物等非即刻交换的形式也是信贷的形式。这些信贷的偿还是通过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证的，并与亲属关系及友谊有密切关系。”（费孝通，2013：199）本文认为，这是江村调查所体现出的“社区研究”的核心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