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思想方法

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也特别显著。在中国他是第一个以私人资格大规模教育学生的人。他招学生，“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不限于贵族出身的子弟。当然，孔子所谓“无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在他的学生中，就我们所知道的，很少劳动人民出身的。但是，在奴隶主贵族专政时代，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比较起来，孔子的教育所及的范围就宽得多了，他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

他的教育主要的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照他所了解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的修养（“诗”、“乐”），并特别注重贵族道德的实践（“行”）。他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能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官僚或传播统治阶级文化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即是所谓“儒”。但是孔子所注重的还是在政治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他的一个学生樊迟想从孔子学种庄稼或种菜园。孔子认为这是“小人”之事。他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他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是“民”是“小人”；统治阶级的“君子”所要学习的是统治“民”的方法。孔子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小人”虽也可能学习一点，但其学习的目的不过为的是使他们易于听使唤。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是说，劳动人民只可以作为服从统治阶级的“群氓”。这都暴露了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孔子对劳动生产的鄙视。

孔子的教育的阶级性是很显然的。但是他的教育也显然有比以前广阔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教育的内容也有很大的积极的一面。

孔子承认他自己的学问都是从学习中得来。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自己是个非常好学的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他也是个非常博学的人；当时人说他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春秋》记载，前483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襄公十二年）他不说“十二月螽”是一种灾异，而说这是由于历官的错误，少了一个闰月，所以十二月还有虫类生出。他的这种解释，是在科学的路上的。

孔子的教育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方法。他指示学生的思想方法，有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因素，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孔子虽很喜欢“古”的东西，但不认为古代的传说一概都可信。他说：夏礼、殷礼，他都能谈，但是在当时，杞国（夏之后）、宋国（殷之后），都没有充足的材料可以证实（《论语·八佾》）。这可见，他认为古代的传说必须能于现在证实，才是可靠的。这可见，他认为知识的来源，除了古代典籍之外，还有自己及别人的经验。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就是说，他不讲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多闻”是多吸收别人的经验，但对于别人的经验，必需批判地接收。“多见”是自己多有经验。但专靠经验还不够，这还是“知之次”。

因此，他注重向别人学习。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就是说，孔子没有不学的东西，也没有一定的老师，凡有一点特长的人，他都认为是老师。就是有错误的人，他也认为是可以作为反面教员。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喜欢以别人为师，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

孔子又认为，对于自己及别人的经验，也必须加以考核，才可相信。“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就是说，多闻多见是好的，但要把其中的可疑者阙之，只行其余的无可疑者；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

孔子注重“阙疑”。他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他认为学习研究都应该取这个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强不知以为知；这样也就是知，因为知道自己不知道。

孔子认为，对于从经验得来的东西，不但要加以考核，还须要加以引申和类推，由已知引申到未知，由已往推到未来，“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他自己能“闻一以知二”，另一学生颜回“能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颜回是孔子所最喜欢的学生。“闻一以知二”，在孔子看起来，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是说，如果告诉一个学生，一个方的东西的一角是个什么样子，而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三个角是什么样子，这个学生就不必再教了。

孔子认为对于从经验得来的东西，仅只引申类推，还不能达到知识的最高标准。知识的最高标准不是仅有许多经验，而是要于经验中发现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发现了“一”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是不联系的事物贯穿起来。这才成为完成的知识。这个“一”就是从经验中发现的事物的规律，不过孔子还没有这样说。

多闻多见，向经典学习，向别人学习，都是属于孔子所谓“学”。“闻一知二”，“一以贯之”，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要靠理智的运用，这就属于孔子所谓“思”。上面说，孔子认为，多闻多见是“知之次”，因为知识的最后完成是要靠“思”。但是若果离开了“学”而专去“思”，“思”又是落空的。归结起来，“思”与“学”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是说，只有学习，没有思考，就罔然无所得，即不能有所启发，有所提高。只有思考，没有学习，总是游疑不决，不能决疑，不能解决问题。

《论语》又说，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是测度，也就是预先有的主观成见；“毋意”就是不要有主观的成见。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论语·子路》）。后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子与孟子所说的，显然是一个道理的两面。一般地说，“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是应该的；但是也要看具体的情况。“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毋必”。孔子说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他认为行为的标准是可变的而非固定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因时因地为转移的。他的行为“无可无不可”，这就是“毋固”。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可与权”（《论语·子罕》），就是说，不死守教条，可以随时变通。孔子善于向别人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毋我”。

照《论语》的记载看起来，孔子对于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总是因具体的环境和学生的具体思想情况而有不同。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路问孔子说：“听见一个道理，就立刻照着去行吗？”孔子回答说：“还有父兄在上，怎么自己就立刻去行？”又有一个学生冉有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立刻照着去行。”另有一个学生公西华觉得很迷乱，就问孔子，为什么对于同一个问题，回答不同。孔子说：“求（冉有）向来松懈，所以我鼓励他前进。由（子路）向来冒失，所以我向后拉他一下。”（《论语·先进》）这也是孔子在教育方面“绝四”的一个例证。

照上面所引的，孔子的思想方法，注重闻见，注重证据，注重“阙疑”，注重引申类推，注重“一贯”，又注重“绝四”。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有辩证法的因素。这些观点和因素，是跟他一生从事于教育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但是，在孔子关于知识问题的见解中，也存在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还认为有“生而知之者”（《论语·季氏》），并且认为这是最上等的人。他也认为，有些人的品质和才能是不能改变的。他说：“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又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