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屈辞、屈骚与屈赋

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如果能冠以一个总括性的名称，将极大方便研究的开展。但这并非易事，两千多年来，同屈原作品的真伪与篇数一样，屈原作品冠名问题亦是观点不一、意见分歧，综观之，“屈骚”“屈赋”“屈辞”三说最有影响。

以“屈骚”称名者，最为看重屈原独具特色的代表性诗歌《离骚》，且以一概全，用“骚”代称屈原全部作品。“骚”所含义项颇丰，既可是《离骚》这部性灵作品的简称，又可暗示人内心情感的牢骚、愁烦意，所以最能传达屈原其人其作的神韵，故后世以《离骚》称代《楚辞》或屈原其作、或用“屈骚”称代屈原其作者代不乏人。但是，笔者认为，以“骚”总称屈原作品，难免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之弊，且不明就里者极有可能将屈原其他非《离骚》作品一并当作“牢骚愁烦”的象征主题加以看待，从而容易造成对屈原作品先入为主的误解，所以笔者未予采用。

以文体论，《楚辞》所收作品大体为诗，其关注点不在叙事，多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诗之韵语，但就总体而论应为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要创作目的，所以，笔者一贯主张“辞”“赋”当为两种不同的文体。

“辞”之登峰造极即是屈原其作。《楚辞》成书之初编辑者以“辞”为名似亦有此考虑，而且，流传至今的王逸《楚辞章句》一书所收作品似乎也是按照上述标准进行的选编。

但是，汉人对“辞”“赋”的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自司马迁始，“辞赋”即已并称，班固又以“赋”称“辞”，遂归屈原作品为“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人的“辞赋”观，自有其生成的时代原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汉人身处赋体文学大盛的全新时代，无暇顾及“辞”“赋”两种文体的内在区分，尚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主动观察二者的区别，以致“辞”“赋”不分或以“赋”称“辞”。汉人的模糊不清的判断，直接导致后世楚辞学家在屈原作品冠名问题上的混乱，即使文学理论家如刘勰以《辨骚》《诠赋》这样十分彰明的区分来作“划境”之论，后世学者也依旧囿于传统和习惯仍用“屈赋”来代称屈原作品。笔者认为，中原从地域政治上统一楚国以后，楚地即纳入中原版图，楚地文化自然也会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中原文学以《诗》为正统，当中原文人接触到楚地歌谣后，其迥异于《诗》的特殊表达形式即被吸收运用，文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楚地文学形式来表达中原传统《诗》中的情感，并把这种全新的结合用文献古已有之的“赋”来命名，“赋”体文学由此而生。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文化史上当属通例。汉人身处庐山，其时代离屈原不远，故而产生此种认识上的混乱，当属情有可原。但自刘勰之后，尤其当今，若仍以“赋”称“辞”，似颇不利于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因而，笔者也不采取“屈赋”来统摄屈原其作。

笔者采用“屈辞”，基于三重考虑。一为遵从《楚辞》书名，《楚辞》以屈原作品为代表，宋玉以下大致皆可看作怀念屈原或模拟屈原之作，所以，以书名之“辞”代称最具代表性作家屈原其作应最能体现《楚辞》成书之原貌。再则，即使不将“辞”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对待，仅仅看成是一个作家留存的“文字”，也即“言辞”，那么，“屈辞”即是屈原遗留下来的那些以文学形式呈现出来的言辞，屈原作品诸如《离骚》“就重华而陈辞”、《抽思》“结微情以陈辞”“兹历情以陈辞”“敖朕辞而不听”、《思美人》“因归鸟而致辞”、《惜往日》“听馋人之虚辞”“不毕辞而赴渊”、《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等皆有此意。另外，以“屈辞”统称屈原其作，前代学者已不乏其人，清人徐焕龙有《屈辞洗髓》、陈本礼有《屈辞精义》，今人金开诚有《屈原辞研究》、黄凤显有《屈辞体研究》，因而，笔者以“屈辞”总称屈原其作，似亦不为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