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关研究概况

自淮南王刘安奉汉武帝诏撰《离骚传》以来，《楚辞》研究已逾两千余年。两汉关注《楚辞》的学者似皆聚焦于《离骚》与《天问》语词的训释。先有刘向《天问解》与扬雄《天问解》，后有班固《离骚经章句》与贾逵《离骚经章句》，马融亦撰《离骚注》，惜书皆不传。东汉王逸第一个对《楚辞》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从现存文献看来，王逸也是继刘安之后最能彻底贯彻以经解《楚辞》准则的学者。王逸之后，郭璞有《楚辞注》，此书参考价值颇多，惜已亡佚。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皇甫遵训（按：《隋书》卷三十五载“《参解楚辞》七卷皇甫遵训撰”，初不知“训”字当为名，抑或属下与“撰”连成一词。然观洪兴祖“楚辞卷第一”下之注文称皇甫遵训《参解楚辞》，知“遵训”当为皇甫之名。）《参解楚辞》亦皆不存。刘勰秉承王逸精神，仍以儒家经义标准评价屈辞。魏晋隋唐，除声韵外，建树甚少，依《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刘宋诸葛氏有《楚辞音》、孟奥有《楚辞音》、隋释道骞有《楚辞音》，除敦煌石室发现释道骞《楚辞音》残卷外，其他诸书今皆亡佚。有唐一代，《楚辞》研究寂寞，少有创获。五代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应有较大参校价值，其书已不可得，仅存七十余条于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引文。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楚辞考异》出，集校勘训诂之大成，为后世治《楚辞》者所必读。承续洪兴祖训诂考证之学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朱骏声《离骚赋补注》、马其昶《屈赋微》、俞樾《读楚辞》、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校补》、姜亮夫《楚辞通故》与《重订屈原赋校注》、朱季海《楚辞解故》、刘永济《屈赋通笺》等为其代表。朱熹《楚辞集注》以义理为先，开阐释大义之途，明清追随者颇夥，汪瑗《楚辞集解》、黄文焕《楚辞听直》、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王闿运《楚词释》皆其代表。传统学者多从文献训诂角度研读与诠释《楚辞》，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受西学冲击之影响，梁启超《屈原研究》尝试用现代文艺眼光研究《楚辞》，在几千年由汉儒旧学规制的求解路途上别开蹊径，另求新解。

20世纪，现代《楚辞》学诞生。学者们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视野、新材料从文献学、文艺学、语言学、神话学、考古学、地理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天文学、文化学、美学、传播学、比较文学、楚辞学史等诸多方面对《楚辞》进行全方位探索，使研究呈现出全新面貌。自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提出南北文化不同说后，楚辞文化研究遂成显学，并且这一宏观研究模式亦将成为楚辞学发展新的研究范式，今后的楚辞研究，人们会更加注重将楚辞放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下来考察，以文化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楚辞进行重新诠释。

一个作家在创作中所使用的名物术语，往往能体现这个作家的个性气质，作者通过这些特别的名物能传递出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如果我们能捕捉到这种讯息，对于我们认识作者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都将大有裨益。《楚辞》名物研究，虽然历来治《楚辞》者少有系统涉及，但单一、零星的研究亦不乏其作。梁刘杳有《楚辞草木疏》，惜已佚。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举五十五种草木，格物之外，多所寄托，此后，明人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清人祝德麟《离骚草木疏辨证》（张之洞《书目答问》存目）对《离骚草木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正。宋谢翱《楚辞芳草谱》（《香艳丛书》五集，国学扶轮社）收二十三种花草，弥补了王逸注释之不足。明末清初周拱辰《离骚草木史》（《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于名物制度之考证颇见功力。此外，陈妙华《从山海经楚辞看草木与文学的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6年硕士论文）从宏观层面把握了楚辞草木意象的渊源与构成。高星《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东方出版社，1997）亦着眼屈辞香草所传递的文化意蕴。草木之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楚辞》人名，俞樾《楚辞人名考》（《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对一百四十六个人物进行了集中考订，是其代表。

地理亦是名物中特出之一种。《楚辞》地理地名之研究，历来注《楚辞》者皆有涉及，但旧注家们大都着眼单个语词本身，对地名做封闭式的文字训解，从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宏观的空间地理认识。这一缺失在明清之际有所改观，清初学者在考释地名时，已注意到各地名之间的相关联系，其中，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当为代表。蒋骥考订《楚辞》地理，详赡全面，时有独到之见。蒋骥于该书绘有“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和“渔父怀沙路图”五幅地图。这些地图把蒋骥散见于《楚辞》各章注释中的有关地理地名的结论集中形象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蒋骥已经开始对《楚辞》先秦古地理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楚辞地理总图》对本论题的研究多有参考价值。此外，夏大霖《屈骚心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于卷首亦绘《七国舆图》，图中多记屈辞地理。胡文英在《屈骚指掌·凡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中也说到他为了考察落实屈原所涉历的地区，曾经两次亲历楚南，三次亲历楚北，对屈原行踪作具体深入的田野调查。但需说明的是，屈原的行踪范围并不能就等同于屈辞地理语词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范围，这是解读屈辞极关键的问题。民国二十三年（1934）《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载有钱穆《楚辞地名考》。钱穆对涔阳、沧浪之水、三闾、洞庭、澧、沅、湘、高唐、巫山、九江、鄂渚、汨罗等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此后，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商务印书馆，1947）载有《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该文运用综合分析推论法解释屈原见疏、初放、再放的时地问题，对《楚辞》相关地理进行考证，并绘“楚辞地理略图”于后。稍后，饶宗颐于民国三十年（1941）撰成的《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对《楚辞》所涉高唐、涔阳、北姑、苍梧、方林、洞庭、五渚、江南、湘水、巫山、鄢郢、鄀、黔中等地名进行了详切考辨，并对钱穆《楚辞地名考》中诸如“三闾”为地名的说法进行了特别辨证。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一书绘制出《屈子游踪图》，也试图对屈原实际行踪地理给出自己的答案。新出周秉高《楚辞原物》（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从天文、地理、动物、器物、饮食、服饰、建筑等方面对《楚辞》七类名物进行了梳理、疏证与考辨，其中《楚辞地理研究》一章在《楚辞地理资料汇编》的基础上，对涂山、嶓冢、鸣条、重泉、汉北、南巢、南岳、云梦、庐江、夏水等十个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以上诸家研究重点旨在考证《九章》地理，也即是屈原所亲历过的楚地地理。屈辞所涉地理地名，除楚地沅湘洞庭之外，尚有诸多屈原所没有亲历过的域外地理，这些域外地理对理解屈辞以及认识屈原思想及价值观念亦很重要，此即为本论题重点选取屈辞外来地理地名深入研究的动因所在。

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萧兵《楚辞新探》，萧兵对九嶷、悬圃、灵锁、瑶圃、扶桑、若木、汤谷、沃焦、尾闾、流沙、不周、西海、西极、黑水、玄趾、帝台等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辨，与以往研究者所不同的是，萧兵重点探讨了《楚辞》中的神话地理。

李诚在《楚辞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四章《屈骚中的材料》中，对屈辞中神、人、角色以及地域方位作了量化分类整理，发前人所未发，并且说：“屈骚中存在相当多表示方位、地域的词。文学作品中这一类词通常表明作者创作时，其头脑中活动的空间内容，因而它们具有指明作者创作时知识渊源的意义。”该章节后面附录有《屈骚中的地域方位》，对《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和《大招》中涉及的地域方位进行了分类统计，极有参考价值。

由于本论题将要涉及屈辞外来文化，故对《楚辞》外来文化研究情况也稍作陈述。《楚辞》外来文化研究，向称寂寞。一为研究者主观排斥，总在楚境之内或中原版图中寻求屈辞文化之来源；一为研究客观所造成的困难，先秦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都极其匮乏，尤其有涉中外交通方面的证据就更为单薄，所以要想找出屈辞中关涉外来文化的来踪去迹就难上加难。但是，一些研究者尚能力排艰难，作出了斐然成绩。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一书有颇多涉及，是书有专章详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诸如《九歌》迎神曲全用婆罗门教祭仪，《天问》宇宙本源论即《梨俱吠陀》创造赞歌之意译等，大有可观之处。苏雪林在张星烺、方豪等对中西上古交通史研究的前提下，撰出《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的根据地》《中希乐歌故事》《中外神话互相发明例证数则》《屈赋中的外来语》《昆仑之谜》《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等系列论文，从《九歌》神祇与巴比伦七星坛神道的对比研究中，得出战国时代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屈原遂取有关外来九重天之九神的新资料与楚地资料混合，写出祭九重天天神之《九歌》，苏氏并以此为立论根柢，对屈辞中诸多难解语词作出自圆其说的疏解。特别是苏雪林在《屈赋论丛》《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诂》以及《天问正简》中对诸多外来神话、地理的大胆探究，为本论题提供研究基础并留给笔者进一步思索的无限兴趣。诸如苏氏对“昆仑”和“黑水”的探索，直接引发笔者诸多疑惑。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本论题对苏氏研究成果多有汲取和引用，笔者在“昆仑”和“黑水”的基础上又继续探寻出屈辞中更多值得关注的古地理语词。萧兵在《世界中心观》（《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屈原赋和“阿特兰提斯”》（《云梦学刊》1991年第2期）等论文中有与苏雪林相似的观点，萧兵《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亦多有涉及。此外，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一书论述了楚与印度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同时还兼论《山海经》与域外文明。岑仲勉于《〈楚辞〉中的古突厥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中华书局，2004）一文认为犀比、謇、蹇、羌、些、慿、媭、婵媛、偃蹇、侘傺、儃佪、荃、荪、蟋蟀、灵、爽、瀛、梦、荆楚、离骚、擥等语词似乎都与古突厥语有关。毛庆《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考古文化证明的屈骚外来文化背景》认为，屈骚确有着海外文化背景，古希腊罗马人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竟与楚国人十分相近，事实证明，比之中原文化，楚文化多了一层海外文化背景，毛庆的结论为本论题提供了有力佐证。此外，李诚的两篇论文《从图腾看屈赋神话传说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和《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天府新论》1998年第5期）对本论题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展开也多有裨益。李诚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屈赋的浓郁色彩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应当多层次、多角度地加以探讨，既要看到其中的南方地域特色，更加需要注意其中北方华夏民族的文化内涵。笔者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置屈辞于先秦广阔时代语境之下，对屈辞蕴含的丰富文化因子做进一步探寻。李诚认为从神话学角度考察，中国神话中大约与古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山相匹的众神之山即岷山，而且对到底是古蜀文明东迁还是形成古蜀文明的某种因素西来问题亦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并且主张古代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古华夏文明，其主体部分应是来源于古蜀文明。这些论题虽尚待进一步探讨，但其研究思路对本论题置屈辞于世界文化宏观语境的思索无疑具有极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