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范围屈辞篇目之认定

《楚辞》一书，哪些作品应归为屈原所作，此并非易事。自汉两千多年以来，屈原作品之真伪与篇数一直歧说纷繁，纠缠不休。时至今日，学界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极端如否定屈原其人之存在者暂且不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由于班固未能具列二十五篇作品篇名，遂至后世治屈辞者各逞其词，仁智互见，迄无定论。

若要厘定屈辞这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九歌》进行清理。历来楚辞研究者多认为《九歌》当为屈原所作，其分歧主要集中于对《九歌》篇数的认定，兹简述如下：

（一）九篇说。此说又有九种不同情况。

其一为合《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周用《楚词注略》（上海图书馆藏顺治九年周之彝刊本）、胡文英《屈骚指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北京出版社，200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吴世尚《雍正五年尚友堂刻本》、顾成天《楚词九歌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刘梦鹏《屈子章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构》（《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台湾学生书局，1986）、陈子展《楚辞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等主此说。

其二为合《湘君》与《湘夫人》、《国殇》与《礼魂》。贺贻孙《骚筏》（北京出版社，2000）、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等主此说。

其三为合《山鬼》《国殇》《礼魂》。黄文焕《楚辞听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林云铭《楚辞灯·九歌总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等主此说。

其四为合《大司命》与《少司命》、去《礼魂》。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等主此说。

其五为去《河伯》《山鬼》。钱澄之《庄屈合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等主此说。

其六为去《湘夫人》《国殇》。国光红《九歌考释》（齐鲁书社，1999）等主此说。

其七为去《东皇太一》《礼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孙作云《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文学遗产》（增刊）八辑，中华书局，1961]、丁山《论〈九丘〉即〈九歌〉,〈九歌〉迎神曲全用婆罗门教祭仪》（《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闻一多《什么是〈九歌〉》（《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姜亮夫《九歌解题》（《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等主此说。

其八为去《国殇》《礼魂》。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李光地《离骚经注·九歌后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徐焕龙《屈辞洗髓》（康熙三十七年无闷堂刻本）、王萌《楚辞评注》（北京出版社，2000）、王闿运《楚词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刘永济《屈赋通笺》（中华书局，2007）、黄凤显《再论〈国殇〉与〈九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主此说。

其九为去《山鬼》《国殇》。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等主此说。

此外，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亦主《九歌》篇数为九。

（二）十篇说。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屈复《楚辞新集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7），支伟成《楚辞之研究》（泰东书局，民国十二年，1923），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等主此说。诸家大致认为《礼魂》篇没有祭神对象，且形制过于短小，为前面十篇之通用乱辞，故《九歌》只有十篇。

（三）十一篇说。王逸《楚辞章句》列《离骚》《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十四篇确为屈原所作，参之《汉书·艺文志》所载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之数，推测王逸似认定《九歌》为十一篇。此外，姚宽《西溪丛话》（中华书局，1993）、吴景旭《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58）、杨慎《丹铅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钱澄之《庄屈合诂·释九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马其昶《屈赋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毕大琛《〈离骚〉〈九歌〉释》（北京出版社，2000）等主此说。持此论者认为“九”为约数、并不实指，当有“多”意，因而《九歌》非为九首，而是十一首。

由于对《九歌》篇数的认定如此分歧，遂直接导致班固所言屈原二十五篇作品的具体名目难于确定。宋人晁补之在《离骚新序中》的纠结可为代表：“然《汉书》至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经》《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以为九。若溢而为二十六，则又不知其一篇当损益者何等也！”

笔者认为此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九”这个数字。

不少学者认为“九”与数量无关，实为通假。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介绍“九”通“纠”，意为集合起来的歌辞，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主此说。

何新《〈离骚·九歌〉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认为“九”通“交”，意为郊祀之歌、交合之歌。

郭沫若《屈原赋今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认为“九”通“纠”，意为缠绵婉转之歌。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介绍“九”通“虯”，“虯”即龙，“虯”“禹”古音通，夏以龙为图腾，《九歌》即为夏氏之歌，国光红《九歌考释》（齐鲁书社，1999）、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文史》2004年第2辑）主此说。

龚维英《楚辞学习札记·〈九歌〉释九》（《学术月刊》1963年第6期）认为“九”通“鬼”，意为鬼歌，国光红《九歌考释》、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三联书店，1990）、翟振业《试论楚辞九歌的结构——兼论九歌的性质》（《思茅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主此说。

但是，以上通假诸说似皆过于曲折、随意，难以服人。

也有学者释“九”为虚数，与数字之“九”并无关系。真正意义上将“九”当作虚数看待的或许要晚至明代的杨慎，杨慎于《丹铅余录》中说：“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辨》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后经清人汪中《述学·释三九》的再一次申说后，“九”为虚数的说法即为治楚辞者靡然风从。

但是，事实或许并不如杨慎所言。笔者认为，“九”在屈辞中似多指确数而非虚数，如“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重”“九子”“九则”等皆应作确数看待。此外，同为篇名，为何《九章》为“九”篇，而《九歌》却要为“十”篇或者“十一”篇呢？这未免太过随意，难圆其说，因而《九歌》之“九”为确数才更符合屈辞的整体风貌。“九”即为确数，《九歌》就应有九篇。但是，《九歌》之《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个名称中，合九之数的又是哪九篇呢？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诗经与楚辞》认为：“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孙作云《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认为：“现在我认为《东皇太一》是迎神曲；本题应题曰‘吉日’，其中的‘上皇’，即主祭者楚怀王；与所谓‘东皇太一’完全无干……‘东皇太一’这题目，大概是汉初编辑屈原赋的人所加的……《九歌》最后一篇《礼魂》，乃是这一套祭神歌合用的送神曲……《九歌》十一篇，去前一篇迎神曲及后一篇送神曲，仍是九篇，颂九神。”丁山《论〈九丘〉即〈九歌〉,〈九歌〉迎神曲全用婆罗门教祭仪》认为：“考其内容，《东皇太一》实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非《九歌》之本体。屈原所润色者，当即《云中君》至《国殇》九章，章祭一神。”闻一多《什么是〈九歌〉》认为：“前人有疑《礼魂》为送神曲的，近人郑振铎、孙作云、丁山诸氏又先后一律主张《东皇太一》是迎神曲。他们都对，因为二章确乎是一迎一送的口气……除去首尾两章迎送神曲，中间所余九章大概即《楚辞》所谓《九歌》。”姜亮夫《九歌解题》认为：“按全曲所以祀昊天者也，即东皇太一，而以群神从祀。东皇者主神，例需迎送，故全篇皆歌礼备迎神之事，此舞中之迎曲，而乐中之金奏也。故语不颂神貌，神之特性不具，不作祝颂之语。但侈陈选日，供张，节鼓陈瑟，芳菲满堂而已。此迎神之意也。故《东皇》一章有词有曲，而舞容不具，故不入九数也，其《礼魂》一篇，则言成礼会鼓，传芭代舞，绝无其他至义，而韵语短掇，以曲言，盖所以送上列九神者也，以乐言，则为群巫大合唱，以舞容言，则为全舞之合演，无主神，故亦不入九数。”

上引郑振铎、孙作云、丁山、闻一多、姜亮夫诸家似乎都一致认为《东皇太一》和《礼魂》本为迎神送神之曲，笔者极为赞同此说。《九歌》除去这首尾两篇，余下篇目正合九数。将《九歌》算作十篇或是十一篇者，实则为不解祭礼之迎神送神仪则所致。笔者认为，《九歌》所祭诸神并不是一次非要同时全部完成，主祭者可以根据需要在某个时地选择一个或者多个进行祭祀，但每礼祭一位神祇，都需要重置这套迎神送神之曲。

《九歌》既为九篇，为何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却列《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呢？此亦为关键问题，笔者试作如下解释：

《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存二十五篇作品。《艺文志》为东汉班固时代官藏之图书总目，班固对其进行了系统整理，按理他对屈原二十五篇作品皆应亲眼所见。王逸去班固不远，与班固同时代的王逸为《楚辞》作注疏，似乎没有理由漏收屈原的作品，即《楚辞章句》一书应当存有《艺文志》所载屈原二十五篇作品。

这二十五篇作品具体篇名又是什么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渔父见而问之……乃作《怀沙》之赋……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怀沙》《哀郢》俱在《九章》之中，如果依照司马迁的记载，《离骚》《天问》《九章》《招魂》《渔父》当为屈原作品无疑。

而王逸《楚辞章句》明确载录《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屈原所作，同时，《楚辞章句》认为《大招》一篇为屈原作，但又可能为景差所作。

细加考究，不难发现，历来一切分歧似乎皆源于王逸没有将《招魂》归为屈原的作品，而将其归为宋玉所作，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王逸误归《招魂》为宋玉的作品，去了一篇《招魂》，屈原的作品就少了一篇，为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之数，王逸遂将《九歌》之迎神曲《东皇太一》和送神曲《礼魂》也各算一篇，此一结果，却又多出了一篇之数，于是，王逸又归《大招》可能为景差所作。

但是，早于王逸的司马迁归《招魂》为屈原所作，司马迁去屈原未远，且又亲自踏访过屈原所生活的楚地，其判断当不无依据。以文学手法以及辞章文气考察，《招魂》与《大招》文辞类似，其主体部分文风一致，似应为同一人所作。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采取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确定《招魂》为屈原的作品，补《招魂》入王逸《楚辞章句》所定屈原篇目，那么，屈原的全部作品即是这样：《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和《大招》，《九章》九篇，《九歌》九篇，一共二十五篇，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一致，若合符节。

本论题所讨论的屈原作品的范围也即划定在此二十五篇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