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朗诵艺术的演变历程

当回眸朗诵的演变历程时，我们发现，真正的朗诵艺术源于崇拜演讲与论辩并且民主氛围浓厚的古希腊，而不是以游说为荣、盛行国君裁决定夺的古代中国。

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古希腊的柏拉图、德摩斯梯尼等一些当时出色的演讲家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借以影响民众。这种形成一定规模效应的当众表演是孕育现代朗诵的沃土。

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苏秦、张仪等一些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只是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游说家天下的国君，而不是向广大民众发表“施政演说”。所以他们的雄辩产生不了规模效应，也就是说我国古代缺乏培育朗诵的空气与土壤。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朗诵艺术，但却有一种发育极为缓慢，近似于现代朗诵的“诵”。例如，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就有“诵其言谓之诗”的记载。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把这个“诵”解释为“以声节之曰诵”，意思是说用声音把诗有节奏地表达出来就叫诵。

“诵”的源头是诗歌在文字产生以前需要口耳相传的“记诵”。最早明确提倡“诵”并将它作为教学手段的是春秋时期兴办私学的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是孔子的一个基本主张，他认为能够流利背诵《诗经》的人，便有可以出去为官做事的基础。从中我们可以遥见其三千弟子摇头晃脑地诵读《诗经》的情景了。不过这时的“诵”还保留着它的原始形态，仅是“出声熟练背诵”的意思。

到了战国时期，民间的“诵风”已是很流行了。由于那时的书籍写于竹木或丝绸之上，流传很少，得来不易，人们求取知识主要靠“诵”。这从《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讽诵”（即诵的书面语）在当时已是学子们必须掌握的一门语言技能了。这从《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即辩论）、讽诵、言语（即雅言）”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

汉朝时，“诵”达到了一个高峰。在汉初《尉律》“能诵九千字者即可为吏”的政策鼓励下，“诵”在当时学校和文人中几乎达到了鼎沸的程度。从西汉朱买臣卖柴时诵书不辍的故事，以及东方朔《自荐书》“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亦诵二十二万言”的荐言中，可以想见那时“诵”的热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开始探讨“诵”的声调规律。受印度梵文拼音字母的启迪，南朝文人周颙在《四声切韵》中定“平、上、去、入”四声，文士领袖沈约在《四声谱》中倡导诗应讲究四声，以求其和谐。随之出现的“永明体”便是唐代律诗的先声。模仿僧侣唱诵佛经的样子唱诵这种新韵律诗渐成当时文人的一种雅好，这便是“吟诵”的由来。

唐代时，随着律诗的成熟，吟诵——这种夸大语言表达的音乐性，近似于现在无伴奏清唱的独特诵法——逐渐兴盛起来。时人常常采用吟诵的方式来修改诗文或揣摩诗句的意蕴。从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句来看，当时吟诵之风已十分盛行。

到了宋代，人们对“诵”的功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理学家朱熹对“诵”的妙用是深有体会的，他说：“读诗正在于吟咏（即吟诵的别称）、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大诗人陆游也感受到了“诵”陶冶性情的好处，晚年的他总是痴好“朗诵短檠前”。这是“朗诵”概念的首次提出，其含义只是大声诵读的意思，和现代意义的朗诵还相去甚远，不过这倒证明了古代很少大声地诵读，所以陆游才有这样的组词。

元明清三代，“诵”一方面在私塾里表现着它的教学功能，另一方面也在戏曲和评书中展示着它的表演功能。这期间逐渐成熟的戏曲和评书艺术分别在“念白”与“定场诗”中都采用了“朗诵”的形式。从戏曲界“七分道白三分唱”的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这时的艺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念白”在传达情感、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

20世纪初，我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朗诵艺术。但这个朗诵艺术是从西方传入的，而不是由古代的“诵”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我国传统的“诵”在此时虽已孕育了几千年，但并不具备表演艺术的资格。它不能破茧成蝶的原因，还需从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寻找答案。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统治者长久的思想禁锢，把“诵”生长所需的“聚众观赏”的艺术土壤严重地盐碱化了，它只能躲在私塾中，藏在其他艺术里，而不可能独立于舞台之上。

但清朝末年的大变革，却把这个制约朗诵发展的政治环境基本清除掉了。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奋袂而起，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自由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被砸碎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西方话剧才让觉醒的民众看到了朗诵艺术的真面目。所以说，我国的朗诵，自20世纪初，方迈入了艺术的大门。

白话文运动中，朗诵主要是在推广新诗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那时候一些著名的学者、诗人，如闻一多、朱自清等，经常在学校的晚会和文人们的沙龙聚会中朗诵新诗。这时的朗诵已经初步具备了表演艺术独立门户时所需的“脚本、演员、观众、舞台”四种基本要素。

此时，人们对朗诵的认识更加全面了。1936年，南京东南大学黄仲苏教授的《朗诵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朗诵的专著。书中在发音、呼吸、声韵、国语标准音、腔调、文法、音节、标点符号、体裁、风格、姿势、表情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探索。1943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一书中指出：“要在字里见出意象来，听出音乐来，领略出情趣来；诵诗时就要把这种意象、音乐、情趣在声调中传出。”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战诗歌朗诵活动，并出现了专门为朗诵而创作的“朗诵诗”。此时的朗诵，其感染人教育人的功能不仅得以充分显现，而且时代的特殊需求也为它提供了大规模扩张的能量与条件，因而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朗诵艺术可谓朝气蓬勃，群英荟萃，朗诵活动遍及全国舞台。那时人们对朗诵的喜爱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如北京图书馆的“星期朗诵会”名噪一时，广州定期举办的“朗诵星期天”活动，想去听是要买票的。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创作朗诵诗的优秀诗人，也造就了一些特色鲜明的朗诵家，如善于渲染的董行佶，自然朴实的孙道临，激情磅礴的齐越，庄重严谨的夏青。

改革开放以来，朗诵开始进入全面探索阶段。一方面朗诵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不仅由过去的独诵演变出了对诵、联诵、群诵、朗诵剧等多种表演模式，而且音响、布景、服装、化妆、灯光等各种舞台辅助手段也日益完善起来；另一方面，舒婷、北岛、顾城等人创作的一批优秀诗歌继续活跃着朗诵舞台，文艺工作者们延续着自上世纪初研究朗诵的良好传统，开始总结、反思朗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对朗诵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开端重新回望朗诵艺术传入我国之时，正是长期的封建专制被消灭、白话文运动高举着民主与科学旗帜把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学普及到民众中去的时候。它的出现是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

如今历经百年风雨的朗诵已经是我国普及程度最高的一种大众艺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广播电视的介入，电子传媒的普及，已成长为世界性艺术形式的朗诵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也必将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